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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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克集中营之时，罪恶累累的舒曼医生早已不知踪影。
经过几个月提心吊胆的奔波劳碌后，舒曼在德国西部小城格拉德拜克露面了。
他先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警察，接着又恢复了医生的本行，在一个运动队当医生。
这里追捕纳粹战犯的空气很是淡薄，舒曼又是一个尽职和热心肠的医生，因此他很快与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洋洋得意的舒曼，在1949年举行的一次同人聚餐会上暴露了自己的庐山真面貌，但周围人们对他的态度并未发生变化。直到1951年，不断接到举报的盟军和德国司法当局终于找到了这名纳粹战犯的足迹。然而，神通广大的“奥德萨”组织及时向舒曼报了警。当警察敲他家的院门前几个小时，他又一次逃之夭夭。不过，在德国已经没有这位恶名昭彰的纳粹医生的藏身之地，他于是仓皇出逃到法国。在电影城嘎纳，他巧遇T 一4 同行卡尔梅尔和他的妻子弗罗丝（夫妻两人也都是纳粹战犯），并得到他们的资助。如此，他得以远走高飞。1955年以后，舒曼医生又出现在苏丹，他成为一艘客轮上的医生。直到1959年，舒曼才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他在苏丹结识了当时的加纳总统恩克鲁马，并被后者聘为自己的随身医生。此期间，尽管欧洲许多国家均对舒曼发出通缉令，但恩克鲁马根本不为所动。舒曼躲在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内悠然自得，被奉为上宾，锦衣玉食。较之东躲西藏的另一个纳粹医生门格尔，不知要强多少倍。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2 月24日，恩氏大总统在出访越南、中国和苏联的旅途中，被国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赶下台。舒曼顿时失去保护伞。恩克鲁马的继任者接受了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引渡要求，把舒曼和另一个被恩克鲁马长期视为座上宾的纳粹女战犯汉娜·莱奇驱逐出境，舒曼并且被押送回西德。由于一些同伙和同情者的暗中庇护，对舒曼的审判姗姗来迟，直到1970年9 月才开庭。此时，能够以亲身受害经历控诉这位恶魔医生的115 位证人中，已有54人作古，从而造成舒曼的大量杀人罪行变成难以落实的悬案。次年，法庭宣布暂时中止审判，因为被告患有高血压。满打满算，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医生只在狱中度过了6 年时光，随后于 1977 年即被宣告获准保外就医，而再未重返监狱。他一生中的最后5 年定居在法兰克福的塞克巴赫区，直到1983年5 月5 日在此病逝。有的评论家认为，是高超的医术和医学教授的证书保护了舒曼医生，使他免遭一次又一次的审判和惩罚。这当然不代表反法西斯人士和集中营受害者的观点。粹医生门格尔，不知要强多少倍。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2 月24日，恩氏大总统在出访越南、中国和苏联的旅途中，被国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赶下台。舒曼顿时失去保护伞。恩克鲁马的继任者接受了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引渡要求，把舒曼和另一个被恩克鲁马长期视为座上宾的纳粹女战犯汉娜·莱奇驱逐出境，舒曼并且被押送回西德。由于一些同伙和同情者的暗中庇护，对舒曼的审判姗姗来迟，直到1970年9 月才开庭。此时，能够以亲身受害经历控诉这位恶魔医生的115 位证人中，已有54人作古，从而造成舒曼的大量杀人罪行变成难以落实的悬案。次年，法庭宣布暂时中止审判，因为被告患有高血压。满打满算，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医生只在狱中度过了6 年时光，随后于 1977 年即被宣告获准保外就医，而再未重返监狱。他一生中的最后5 年定居在法兰克福的塞克巴赫区，直到1983年5 月5 日在此病逝。有的评论家认为，是高超的医术和医学教授的证书保护了舒曼医生，使他免遭一次又一次的审判和惩罚。这当然不代表反法西斯人士和集中营受害者的观点。
第四节 一流专家也是超级屠户——卡尔·克劳贝格
一方面，他是国际驰名的妇科专家，在国内妇科界则是数一数二的高手，曾给数百名德国妇女带来希望，治愈了她们多年。十余年甚至几十年难治的不育症；另一方面，他又是党卫军少将，用医学手段给数以千记的犹太、吉普赛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和死亡，残酷地剥夺了她们的生育能力，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纳粹战犯和刽子手。这种貌似矛盾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纳粹医学界其实屡见不鲜。这里讲的是卡尔·克劳贝格教授。
克劳贝格于1898年生于科隆，父亲是一家狩猎用品商店的店主。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应征人伍，后来作了英军的俘虏。战争结束，他获释回国，考人医科大学妇科专业。通过不懈的努力，他成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妇科专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在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开设了一家妇科诊所。没出几年，他便以善于治愈不育症的高超手段，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确立了自己在德国和欧洲妇科界的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但是，他又从骨子里嫉恨和仇视他的一些犹太同行，他们的医术也相当高超，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赶超自己。他也仇视那些犹太银行家、房地产商人，认为他们夺走了本来属于德国人的财富。进而，他开始仇视所有的犹太人。纳粹的主张与他不谋而合，这促使他很快就加入了纳粹党，成为纳粹在德国医学界早期的党员。自1942年秋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之日起，克劳贝格就一步步蜕变成以折磨和残害女因的特大屠户、一个专家型的纳粹刽子手。起初，他被安排在条件较差的比克瑙分营女国营第30号楼从事绝育科研活动，因为条件最好的主营10号楼已被另一个绝育专家舒曼所占据。但是，无论是在德国医学界还是在纳粹党内，前者的知名度均比后者高得多。因而，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于1943年3 月裁定，两位医生的科研场所应当易位。从此，克劳贝格成为10号楼唯一的主人，而10号楼也被人们称为克劳贝格诊所。经常在此楼行医的纳粹医生包括：克劳贝格的头号助手、法本公司的主任化学家格贝尔，克劳贝格的其他助手、党卫军医生维贝尔、布宁和考夫曼。后来，为加强10号楼的科研力量，党卫军卫生部门又派来3 名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从他们从事的医学活动来看，各个都够得上纳粹乙级或丙级战犯的资格。一些党卫军护士也是克劳贝格医生的帮凶。因经历复杂而难以确定身份的是一个名叫希尔维亚·菲尔德曼的护士。她本是一名被强迫来此工作的女囚，但不少受害的女囚证明，她曾积极主动地协助克劳贝格于了许多罪恶活动。从1942年秋开始，10号楼也就成了众多女因受苦遭难的活地狱。先是遭受舒曼医生的宰割，以后又受到克劳贝格的摧残。克劳贝格医生的试验对象基本上是女性，只有在十分需要时，才临时拉来几个男囚进行睾丸切除或强迫他们同那些作过绝育手术的妇女进行性交，以验证绝育手术是否灵验。10号楼是主营内被许多男囚营舍围绕的一座红色三层楼，砖木结构，从外表上看同集中营管理人员办公用的其他楼房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通过以下现象，囚犯们还是发现了它的神秘性：当局不允许任何囚犯接近10号楼，10号楼的各扇窗户除了被条条木版钉死以外，还要挂上厚厚的窗帘；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无论白天黑夜，这里时常传出妇女们声嘶力竭的尖厉哀叫。此外，医生和专家们到来时，所坐的汽车也要挂上窗帘，不使外人知悉。这里经常住着三四百个女囚，她们都是克劳贝格一人的试验品。克劳贝格医生选择试验对象的标准与舒曼医生不尽相同，他需要的是20岁以上、40岁以下并有过生育经历的妇女，而不是妙龄的少女，也不很计较试验对象的相貌如何。不过，她们的结局往往也不比舒曼医生的试验对象更好些。克劳贝格医生究竟是怎样以妇科检查为由来残害众多的集中营女国的？由于大多数受害者已在战争结束前惨死，人们主要是通过一位主要的纳粹知情者、前任奥斯维辛主营司令官霍斯在纽伦堡法庭上的供词，来了解这一过程的概况的：“克劳贝格为他的试验，挑选了一批又一批年龄在20—30岁的妇女，她们都已经生育过，并且在集中营还来月经。被选中的妇女按照住院手续转到10号楼。根据1943年4 月30日至10月31日之间纳粹医务人员张贴的接受试验者真实名单，10号楼里通常要保持200 —400 名妇女，她们被登记在”供试验用女囚“的栏目下。由于有法本公司的大量赞助，克劳贝格医生出手大方，一次就向集中营当局买进150 名到200 名健康的青年女囚（有时也购买一些中年女囚）。一进入10号楼，这一群女囚就会遭受终生难忘的凌辱：衣服不容分说就被值班的党卫军扒个精光，随后党卫军护士剪掉她们的头发、剃光她们的阴毛，还要侮辱性地在她们的外阴部涂满所谓的消毒药膏，然后才准许她们住进病室。在此期间，经常有一些面貌娇好的青年女囚，遭到党卫军官兵和男性纳粹医生的无耻猥亵。就是在医生和护士对女囚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时，一些党卫军色鬼，也趁机去窥视，一得手就对女囚们的裸体动手动脚。其实，这不过是悲惨遭遇的的发端，更倒霉的痛苦还在进入克劳贝格的诊室之后。一开始，克劳贝格还会奈着性子，比较和蔼地对充任试验对象的女囚进行询问，收集到详细的情况后，就命令该妇女躺在妇科手术椅上接受“妇科检查”。他使用一根针头很长的注射器往该妇女的输卵管内注射对比物质。这个用电控制的注射器与爱克司光仪器相连通，因而他可以从屏幕上了解输卵管的导通性能。当输卵管被证实完全畅通时，他又命令这位妇女离开手术椅，在房间里跑上一阵。同时，克劳贝格又给下一个妇女进行同样的检查。第一个妇女跑步完毕，就又一次被要求躺在手术椅上，重新用爱克司光进行检查，向她的输卵管内注射一种类似甲醛溶液的粘稠液体——贝母制剂。这种液体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进入输卵管之后，它就会使管壁遭受严重创伤并粘连起来，不再通畅，从而达到绝育的目的。
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使接受注射者带来极大的疼痛，迫使她们拼命地喊叫哭嚎，以求稍微缓解一下小腹内部难以忍受的伤痛。这时，克劳贝格就会恶狠狠地威胁她们：谁不听话，就立刻把她们送进比克瑙的毒气室去，迫使她们就范。克劳贝格医生知道，在对妇女进行贝母溶液注射后6 周之内，输卵管会逐渐自行堵塞。因而，在此期间克劳贝格还要对上述妇女进行多次检查性研究，再次向妇女们的输卵管内注射对比溶液。所有作过这种手术的妇女，都出现了输卵管堵塞，也不再来月经。
她们在手术后全部被留在10号楼内，以供克劳贝格医生继续观察。由克劳贝格作绝育手术，已属相当的不幸；但谁要是碰上格贝尔作手术，她就会十倍百倍的不幸：这是因为格贝尔根本不是医生，对妇科更是明显的外行。但是克劳贝格信任他，竟毫无根据地授权他给被试验的女囚进行宫内注射。他的第一次注射实践在一名年轻的荷兰犹太女因身上进行。格贝尔拙劣地给她注射，竞因为紧张刺穿了她的子宫和腹膜，一眨眼的功夫，荷兰姑娘尖叫个不停，疼得在手术椅上翻来滚去，满身都沾上自己的鲜血。根据克劳贝格的研究计划，在未来一年内，这些接受了手术的妇女应当同他选择出来的男子进行性交，以便证实这种绝育方法的有效性。另据美国的学者研究成果，克劳贝格也曾往接受试验的女囚的卵巢中注射有害物质，以破坏其排卵功能。最终，她们的卵巢也要被一侧或全部摘除掉，用于观察手术的效果。1943年，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并付出十几名女囚死亡的代价，克劳贝格为已被绝育的妇女恢复生殖能力的试验又告成功。但这对于接受试验的女四，并不是福音，因为她们接受“治疗”的疗程明显地延长了，接受注射和照射的次数也更加频繁，痛苦和死亡的机会更多了。不久，他又突发奇想，把一个刚刚被切除掉两侧睾丸的犹太青年，同一名丰满美貌的犹太妇女，一丝不挂地一起关在一间小屋里；并同他的助手考夫曼一起透过观察孔，一连几个小时地观察，以求了解刚刚被绝育的青年男子是否还有性欲，是否在短期内还具备残余的生殖能力。克劳贝格还有一个恶毒的计划，他要使那些不顺从或犯有重罪的犹太和吉普赛妇女在倍加的痛苦中屈辱地死去，为此，他多次进行向被试验女国的子宫内或宫颈部位移植癌细胞的试验，企图使她们染上各种妇科癌，在极度痛苦中丧命。根据他的要求，到1944年底，集中营当局还为克劳贝格医生的新试验课题研究专门建造了一座新营舍，里面装配了爱克司光机和一系列手术装置、器械等。这些设备专门用于给女囚进行人工受孕的新试验目的。
不过，由于苏军向波兰方向的迅速推进，克劳贝格匆忙撤往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这些器械原封未动，没有能充当克劳贝格进一步残害女囚的工具。曾被迫在10号楼内担任医生助手的女因克莱恩博士在纽伦堡法庭作证时证实了那些接受绝育试验的女囚们的最终命运：那些被医生们认为已丧失掉被实验的条件，不再适合充任试验对象的妇女，比如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妇女，很快就会被送到比克瑙分营的女囚营区。由于她们中的大多数已因试验的摧残不再具有劳动能力，所以毒气室便成为她们的最后归宿。她还证实，即使还活着的10号楼女囚，身心也已受到极度的损害：“
在10号楼里，不论是党卫军官兵，还是纳粹的医生、护士，对待被试验的女囚们都极为粗野甚至是极端残酷的。我们这些“人鼠”、“实验用兔”，都意识到了谁也无法抗拒的被宰割的命运，前途难料。一种永恒的恐惧感，在每个人心中日益加深着。“
克劳贝格从事这种惨无人道的绝育试验，得到了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的指导、赞许和全力支持。纽伦堡审判档案证实：1942年6 月7 日，希姆莱接见了克劳贝格，俩人就绝育问题进行了长谈。他们深入地讨论了制定消除劣等种族的生殖能力的方法的各方面细节。希姆莱当面答应克劳贝格，党卫军当局将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他提供任何数量的女囚供他做试验对象。同年7 月6 日，希姆莱的秘书兼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为此致信克劳贝格：“尊敬的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委托我向您转达他的希望，您在和党卫军副总指挥波尔与集中营主任医生商讨问题之后，将奔赴拉芬斯布吕克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在那里从事对犹太妇女的绝育工作。帝国司令官特别提醒您，在开始试验之前能够通知他，为了给数千名妇女作绝育手术您需要多少时间。帝国司令官认为，绝育工作进行得应该使妇女们无所猜疑。您可托词在进行普通的妇科检查时，做必要的注射。对实施手术的结果应认真地加以研究。绝育后经过一段时期，应拍爱克司光片，以便弄清妇女体内发生了何种变化。还需要进行这样的试验：绝育后经过一段时间，您安排作手术的妇女与男人同房。并将结果报我们知悉……”。克劳贝格之所以异常卖力地进行绝育手术，是因为他不仅得到纳粹党和帝国的赏识和支持，可以升官晋级，扬名四海；而且还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他也是受法本康采因等德国化学公司的委托从事绝育试验的，他使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