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法律与社会-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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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吏有罪也得以〃先请〃了。
秦律中有所谓〃宦者显大夫〃，见于《法律答问》：
可（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
从〃宦及智于王〃一语看，〃宦者显大夫〃这一特殊身份早在秦王嬴政称帝以前就已存在。我们不知道〃宦者显大夫〃在秦时享有哪些法律特权，但其既然为王所知，自然会有相应的特权。〃吏六百石以上〃与汉代最初的〃先请〃规定相符合，据此，〃先请〃制度的萌芽或许就产生于秦。即便置此不论，我们也可以看到，两汉〃先请〃身份不断下移，享有这一特权的官僚、贵族也相应地增加，法律的不公平性随之日益突出。
除〃先请〃制度而外，汉代法律对贵族、官僚的优待还体现在刑罚的施用上。《汉书·惠帝纪》惠帝即位之初，令〃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皆颂系〃以前的一段话，与秦律中〃宦者显大夫〃的表述极为近似。颜师古注：〃盗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称焉，不必逃亡也。〃如淳曰：〃颂者容也，言见宽容，但处曹吏舍，不入狴牢也。〃秦律《法律答问》：
将上不仁邑里者而纵之，可（何）论？当毄（系）作如其所纵，以须其得；有爵，作官府。
《秦律十八种·司空）：
葆子以上居赎刑以上到赎死，居于官府，皆勿将司。
可见，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犯了罪，可以在官府中服役，不戴刑具，不设专人监督、早在秦律中即已如此，汉惠帝可能是对此又加以重申而已。〃上造以上〃下面一段话，在秦律中也有类似内容，如《秦律杂抄》：
有力故秦人出，削爵，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
类似的内容还有如《法律答问》：
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鋈足；其有腐罪，＇赎＇宫。其它罪比群盗者亦如之。
〃臣邦真戎君长〃即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首领。这说明在有爵者享有相应法律特权这一点上，秦汉法律是相同的。关于〃内外公孙耳孙〃，《汉书》注引应劭曰：〃内外公孙，谓王侯内外孙也。耳孙者，玄孙之子也。〃秦简《法律答问》有一条关于〃内公孙〃的规定：
内公孙毋（无）爵者当赎刑，得比公士赎耐不得？得比焉。
秦律中的〃内公孙〃犯罪只能比照公士的有关规定量刑，而从惠帝诏令颁布以后，汉代的〃内公孙〃的地位又有提高，可以享受上造的法律特权，而且又扩及〃外公孙〃乃至于〃耳孙〃。
汉代贵族、官僚享有的特权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汉书·元帝纪》初元五年诏〃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注应劭曰：〃旧时相保，一人有过，皆当坐之。〃师古曰：〃特为郎中以上除此令者，所以优之也。〃汉文帝时废除了与连坐有关的收孥法，但收孥以外的连坐制仍在实行。元帝取消了这些侍卫官员因父母兄弟犯罪而从坐的法令，无疑对他们是一种优待。
从法律上看，秦汉时期的贵族与官僚虽然属于特权等级，但并不完全是封闭性的等级，而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关于官僚的情况，将在后面讨论，现在主要探讨秦汉贵族的这一法律特征。
商鞅变法以能任官，因功授爵，沉重打击了〃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但是商鞅没有也不可能真正铲除贵族等级，而只是对他们的特权作了严格限制。商鞅曾提出〃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但是秦律〃内公孙〃无爵者得比公士的规定说明，宗室子孙即使没有军功，也未必从属籍中除名，相反还享有一些法律特权。秦汉时期宗室成员的贵族地位是由血统决定的，因而具有封闭性、排他性。进入汉代以后，宗室贵族享有更多的特权。高祖铲除异姓诸王，刘姓子弟便垄断了〃诸侯王〃这一显爵，诸王子孙又可封侯，其贵族特权又大大超过秦代。
商鞅创立军功爵以奖励耕战，军功爵中的最高等级〃彻侯〃（汉代称〃通侯〃或〃列侯〃）享有食邑，并且可以世袭，因此也具有了贵族的特点。许多普通地主甚至平民也可以凭借军功而获封侯，这就为贵族等级增添了活力，而使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汉高祖时，除宗室、外戚以外，因功封侯的异姓功臣达一百四十六人，此后历代皇帝在位时都有功臣被赐以侯爵。贵族等级的开放性，便于皇帝笼络大臣，扩大统治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秦汉时期贵族等级的流动性特点。秦主要是通过军功爵以激发统治集团的活力。在汉代，除了宗室之外，列侯并不为某些固定的家族所把持、而是经常变动的。就功臣侯而言，高祖功臣一百四十七人中，有十四人及身而罢，传国五世以上者仅十五人（〃绍封〃和〃复家〃不计）。绝大多数由于〃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讫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孑遗〃，孝宣皇帝〃诏令有司求其子孙，或出庸保之中，并受复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兴之德〃 。从这些记述可知，功臣之后一旦被免去侯爵，绝大多数都沦为普通百姓，甚至为〃庸保〃以谋生。萧何、曹参之后，凭借几次〃绍封〃，才不绝若线，其他功臣，境遇恐怕更差。至于外戚恩泽侯，更是随着皇后的宠辱而浮沉，宫闱之争与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使外戚恩泽侯的地位极不稳定。
景帝以后，对王、侯的限制不断增加，主要是防止他们觊觎皇位。如〃左官律〃、〃附益法〃等等，用意就在于防止诸侯王、列侯互相结党、对抗朝廷。皇帝也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有目的地封赏或罢黜一些王、侯，以笼络心腹，排斥异己，并树立君主的权威。这也在很大程法上增强了贵族的流动性。汉武帝利用〃酎金律〃大批剥夺列侯爵位就是一例。《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而事情的起因则在于列侯对武帝的〃勤远略〃反应冷淡，〃皆莫求从军屯羌、越〃 。
西汉中后期特别是进入东汉以后，虽然在法律上，贵族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并没有受到限制，但随着家族势力的发展，贵族的开放性与流动性有所降低，许多大族或在朝廷世居要职，或把持地方政权，增加了政治的割据性，终于使帝国走向分崩离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使贵族等级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二、法律与平民的权益
秦汉贵族与官僚的法律特权已如前述，但这并不意味看平民的权益可以随意受到剥夺。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法律对贵族、官僚利用职位之便欺压百姓的行为也加以惩罚，有时甚至很严厉。
首先，法律禁止官吏接受所监临属吏及百姓的饮食、财物。《汉书·景帝纪》载：
（景帝元年）秋七月，诏曰：〃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廷尉与丞相更议著令。〃廷尉信谨与丞相议曰：〃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它物，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臧为盗，没入臧县官。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人所受。有能捕者，畀其所受臧。〃
注师古曰：〃帝以为当时律条吏受所监临赂遗饮食，即坐免官爵，于法太重，而受所监临财物及贱买贵卖者，论决太轻，故令更议改之。〃则修改之前的律条，当承袭秦律。根据修改以后的法律，官吏接受所属吏民的饮食，如根据饮食费用给予补偿，则不予论罪；而接受其他财物，要按盗罪论处，并没收所受赃物。《后汉书·卓茂列传》西汉未年，卓茂为密令，有部民送米肉给亭长，亭长接受之后，那人又来告发。卓茂认为：〃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那人质问：〃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说明上述法律所禁止的〃吏受所监临〃，不仅包括所监临的属吏，也包括部民。
其次，根据上述律令，官吏凭借权势贱买贵卖，渔肉部民，也要受到制裁。
第三，汉律禁止取息过律。《汉书·王子侯表》：旁光侯刘殷〃元鼎元年，坐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会赦，免〃；陵乡侯刘訢〃建始二年坐使人伤家丞，又贷谷息过律，免〃。
第四，汉代的徭役、赋税数目是有法律规定的，因此，法律禁止擅兴徭赋、聚敛无度。汉代因擅兴徭赋而受惩处的例子如《汉书·王子侯表》之祚阳侯刘仁〃初元五年，坐擅兴徭赋，削爵一级，为关内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之新武侯靳亭、祝阿侯高成〃孝文后三年，坐事国人过律，免〃。
第五，汉代还有官吏因度田不实、残贼等而受惩罚的事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建武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注引《东观汉记》曰：〃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如此严厉惩罚害民之吏，在汉代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两汉官吏因〃残贼〃而免官的事例在两《汉书》中多有记载，这里就不再引述了。
汉武帝设十三州部刺史，以〃六条问事〃监察二千石长吏和强宗豪右，其中第二条监督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第三条监督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以及第六条监督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等等，都与上述律令精神基本相合。这些律令绝非秦汉法律的全部，却也能够说明平民百姓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由于存在着等级差别，存在着阶级压迫，这些法律往往得不到认真的执行。
三、良贱身份的法律规定
良贱身份之划分是秦汉时期有关社会等级法律规定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人有良、贱之分，从阶级关系上说，平民为〃良〃，奴婢为〃贱〃，对此无需多言。秦汉时期还有根据职业及某种观念而划分的〃良〃与〃贱〃。《史记·李将军列传》：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
《索隐》引如淳曰：〃非医、巫、商贾、百工也。〃据此，则从事医、巫、商贾、百工者不为〃良家子〃。具体的史实也告诉我们，秦汉时期确实存在着歧视他们的法律。下面就分别加以介绍。
1。奴婢
奴婢作为贱民，其法律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所变化。汉代已不断有人开始注意奴婢地位问题。武帝时，董仲舒曾提出〃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主张 。王莽称帝之初，也斥责秦为无道，〃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颛断其命〃 。光武帝曾多次发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并严禁残害奴婢。如建武十一年二月诏曰：
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同年八月又诏曰：
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人。
在〃良人〃残害奴婢加重治罪的同时，对奴婢伤害〃良人〃的惩罚又有所减轻。建武十一年十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光武帝这一系列诏令的出发点固然是为了争取民心，削弱敌对势力，完成〃帝业〃，但是他在诏令中明确将奴婢视为人而不是畜产，其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居延汉简有〃捕斩匈奴反羌购償科别〃，其中简EPF22：221载〃（前缺）等三人捕羌虏斩首各二级，当免为庶人，有书。今以旧制律令为捕斩匈奴反羌购赏各如牒。前诸郡以西州书免刘玄及王便等为民，皆不当行。书到以科别从事，官奴婢以西州（下缺）〃。〃西州〃即河西诸郡，新莽末至东汉初年，曾在窦融的控制之下。文中〃旧制律令〃当指西汉律令，而〃西州书〃当指窦融统治河西时临时制定的法令。这条材料虽文字不全，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汉代奴婢除了由诏令放免之外，还可以通过军功而成为庶人（〃良人〃）。
2。根据职业划分的贱民
关于秦汉时期根据职业划定的〃贱民〃，这里拟以巫和商贾为例，分析一下他们的法律地位及其变化。
a。巫的法律地位
商周时期，巫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商朝是一个迷信色彩非常浓厚的朝代，商王以及大小贵族们经常求神问卜，以禳祸祈福。此时的巫是作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而参与王朝决策的。《说文解字·巫部》说：〃古者巫咸初作巫。〃而据《尚书·君姡А房芍紫淘谏掏跆焓备ㄗ舫�
西周统治者懂得〃天命靡常〃的道理 ，因而〃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与商王朝相比，西周的迷信色彩有所淡化。巫虽然不能像在商朝时那样爬上显赫的地位，但仍然是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据《周礼·春官·叙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无数，女巫无数，其师，中士四人〃，则司巫及巫师皆由中士担任。又据《国语·楚语》观射父云：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韦昭注：〃类物，谓别善恶、利器用之官。〃这段话说明西周对巫的素质是有很高要求的，神职官员与其他行政官员同为〃五官〃，是平等的。据《国语·周语》，周厉王时曾使卫巫〃监谤〃，巫仍然受周王的委托参与政治活动。
但进入春秋以后，巫的地位便逐渐下降。《论语·子路》孔子曰：
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这一方面说明，巫本来应由〃有恒〃的人担当，另一方面，也说明到春秋晚期，已有很多〃无恒〃之人进入到巫的行列中来了。
到战国时期，巫的地位在一些务实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的思想观念中已大大下降，而且巫已被排除于政务活动之外。《礼记·王制》就明确指出：
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
巫的职业与上面祝、卜的职业性质相同，都属于神职人员，因而也当属于〃执技以事上者〃，处在〃不与士齿〃之列。
秦律中巫的地位，现在尚无从确知，不过秦始皇虽迷恋仙药，宠信方士，却没有哪一位方士被授以官职。由此推测，巫即使还没沦为贱民，大概也已成为〃不与士齿〃的〃执技以事上者〃了。这与《礼记·王制》的说法是相符的。
汉代继承了战国以来的传统，巫与医、百工、商贾一同被排除于〃良家子〃之外，地位低于普通的平民，他们没有入仕的资格，而且就现存史料看，两汉时期这一禁令执行得很严格。与巫同为贱民的商贾，早在汉武帝时即已取得入仕为官的资格，而巫不得仕宦为吏的规定几乎从未改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奉常〃条下有太祝、太卜等，秩六百石，品级是比较高的，然而这些官员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