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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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看到的粒子。这种在中子衰变中同质子、电子一同发射出来的粒子，可带走失踪的能量，从而可能挽救物理学的中心支柱。这是三十年代早期的局面，当时引进一种新粒子不象今天这样随便。然而，只经过最短时间的犹豫，物理学家们便作出了第二种选择。”当然，即使讨论过的选择也远不止两个，而“犹豫”也绝不是“最短时间的”。

　　在一本著名的科学哲学教科书中我们获悉：（1）“β射线衰变实验的结果是不容否认的，能量守恒定律（或原理）受到这些实验的严重挑战；”（2）“然而，这一定律没有被放弃，而是假设存在着一种新的实体（称为”中微子“），以使定律符合实验材料；”（3）“这一假设的基本原理是，拒斥了守恒定律会使我们一大部分物理学知识失去其系统的连贯性。”但所有这三点都是错误的。第一点错了，因为仅有实验无法对任何定律提出“严重挑战”，第二点错了，因为假定新的科学的假说不仅仅是为了修补材料与理论的分歧，而是为了预测新颖的事实；第三点错了，因为在当时看来，只有拒斥守恒定律才能保证我们的物理学知识的“系统的连贯性”。

　　（d4）结论。不断增长的要求

　　判决性实验是不存在的，如果指的是能即时地推翻一个研究纲领的实验，那无论如何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当一个研究纲领遭到失败并且被另一个纲领所取代的时候，如果一个实验实际上为胜利的纲领提供了一个辉煌的证认证据，并为被击败的纲领提供了失败的证据（即在被击败的纲领内，该实验从未得到“进步地说明”，或简言之，从未得到“说明”，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就可以以长期的事后之明鉴称这个实验为判决性实验。但是，科学家们当然并不总是正确地判断后发式研究的形势的。一个鲁莽的科学家可能会声称他的实验击败了一个纲领，科学团体中的部分人甚至可能轻率地接受他的声称。但如果几年后，“失败”阵营中的一个科学家在所谓失败的纲领内部对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作出了科学的说明（或作出了与所谓失败的纲领相一致的说明），“判决性实验”这一尊称就可能要被收回，而“判决性实验”就可能把失败变成该纲领的新胜利。

　　例子是很多的。在十八世纪中，有许多实验被广泛接受，作为反对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和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判决性”证据，这是一个历史的－社会学的事实。在十九世纪中，有好几个以测量光速为基础的“判决性”证据“证伪”了微粒论，然而后来根据相对论，证明这些实验是错误的。这些“判决性实验”后来被作为可耻的目光短浅的表现，甚至是忌妒的表现，而从辩护主义的教科书中删掉了。（最近它们在某些新教科书中又重新出现了，这次是为了说明科学时尚的非理性在所难免。）然而，在那些后来由纲领的失败而得以证实的表面上的“判决性实验”的例子中，历史学家们指控那些对抗“判决性实验”的人愚蠢、忌妒或毫无道理地谄媚研究纲领的创始人。（时髦的“知识社会学家‘或”知识心理学家“倾向于用纯社会的或心理学的方法来说明各种主张，而事实上，这些主张都是根据合理性原则确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爱因斯坦反对玻尔的互补原理所作的说明，该说明的根据是”1926年爱因斯坦四十七岁。四十七岁可能是生命的全盛时期，但对物理学家来说并不如此。“）

　　按照我的考虑可以看出，即时合理性的观点是乌托邦。但这—乌托邦观点是多数认识论的标志。辩护主义者甚至在科学理论发表之前就想使它们得到证明；概率主义者希望有一部机器，给定证据，便会立即反映出一个理论的值（确认度）；朴素证伪主义者希望淘汰至少是实验判决的即时结果。我希望我已经证明所有这些即时合理性以及即时学习的理论都失败了。本节的案例研究表明合理性的到来比多数人易于想象的要慢得多，而且还是可错的。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出来。我还希望我已经证明，只有把科学者成研究纲领的战场，而不是单个理论的战场，我们才能说明科学的连续性，某些理论的坚韧性、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独断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大部分科学知识的范例都是象“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孤立理论，互无联系，不是置身于重大的研究纲领中，那么我们对科学增长的理解便寥寥无几。我的论述暗示了在由研究纲领构成的“成熟科学”和由试错法拼凑的方式构成的“不成熟科学”之间有一新的分界标准。例如，我们可以作一个猜测，然后使这个猜测遭到反驳，然后用一个在我们先前所讨论的意义上非特设的辅助假说来挽救这个猜测。这个猜测可能预测新颖的事实，其中有一些甚至可以得到证认。然而人们用一连串拼凑的、任意的、互不联系的理论也可能取得这种“进步”。好的科学家不会认为这种临时拼凑的进步是令人满意的；他们甚至会认为这不是真正科学的而予以拒斥。他们会称这种辅助假说不过是“形式的”、“武断的”、“经验的”、“半经验的”、甚至是“特设的”。

　　成熟科学是由研究纲领构成的，在研究纲领内，不仅预见了新颖事实，而且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还预测了新颖的辅助理论；成熟科学不同于缺乏想象力的试错法，是具有“启发力”的。让我们记住，在强大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中，一开始就大致规定了如何建立保护带：这种启发力产生了理论科学的自主。

　　这一连续增长的要求是我对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科学的“统一”和“美”的要求的合理重建，它突出了建立理论的显然极不相同的两种类型方法的缺点。首先，它揭露了象马克思主义或弗洛伊德主义这类纲领的缺点，这类纲领无疑是“统一的”，它们较大范围地概述了自己在吸收反常现象时所使用的那种辅助理论，但这些纲领都毫无例外地跟在事实后面设计自己实际的辅助理论，而同时却不能预见其他的事实（比如说，1917年以来，马克思主义预测了什么新颖事实呢？）。第二，它打击了一连串拼凑的、毫无想象力的、乏味的“经验”调整，这类调整，例如，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是非常常见的。借助于所谓“统计学技术”，这类调整也可能作出某些“新颖的‘预测，甚至可能在这些预测中幻想出一点儿不相干的真理。但这种建立理论的方法没有统一观点，没有启发力、也没有连续性。它们算不上是真正的研究纲领，而且总的来讲是毫无价值的。

　　尽管我对科学合理性的论述是以波普尔的论述为基础的，但它脱离了波普尔的一些一般观点。关于理论，我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勒鲁瓦的约定论；关于基本命题，我在某种程度上赞同波普尔的约定论。根据这种见解，如果科学家们（而且我已证明还有数学家们）愿意无视反例，或无视他们所爱说的“顽抗的”、“残余的”例证，而根据他们纲领的正面启发法所规定的问题次序进行研究，并不顾一切地阐述并应用他们的理论，那么他们并不是非理性的。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说教相反，科学家们经常地、合理地声称：“实验结果是靠不住的，人们所断定的存在于实验结果与理论之间的不符只是表面的，随着我们理解的进步，不符

　　就会消失。“当科学家们这样声称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是”采取了同科学家应有的批评态度相反的态度。“实际上，波普尔正确地强调了”尽可能长期地坚持一个理论的独断态度是相当有意义的。没有这种态度，我们就永远不会发现一个理论的内容，我们就会在真正有机会发现该理论的力量之前便放弃了这个理论，结果，任何理论都不会起到自己的作用，即给世界带来秩序，使我们对未来的事件有所准备，使我们注意到没有该理论我们便永远观察不到的事件的作用。“波普尔承认有好的、进步的常规科学，也有差的、退化的常规科学。因此，只要我们把”常规科学“的这种”独断主义“同波普尔的这一观点结合起来，只要我们坚持在某些客观规定的条件下淘汰某些研究纲领的决心，那么”常规科学“的”独断“是不会阻碍增长的。

　　科学中的这种独断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说明为什么科学有其稳定时期）被库恩描写为“常规科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库恩处理科学连续性的概念框框是社会－心理学的框框：我的则是规范的。我是通过“波普尔的眼镜”来看待科学连续性的。库恩看到“范式”的地方，我还看到了合理的“研究纲领”。

　　4　　波普尔的研究纲领与库恩的研究纲领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库恩－波普尔之争。

　　我们已经证明，库恩在反对朴素证伪主义方面，以及在强调科学增长的连续性、某些科学理论的坚韧性方面，都是正确的。但库恩认为摒弃了朴素证伪主义，也就摒弃了一切种类的证伪主义，则是错误的。库恩反对波普尔的整个研究纲领，他排除了合理重建科学增长的任何可能性。沃特金斯对休谟、卡尔纳普和波普尔作了简明的比较。他指出，休谟认为科学增长是归纳的、非理性的；卡尔纳普认为科学增长是归纳的、合理的，波普尔认为科学增长是非归纳的、合理的。再加上一条，就可以扩展沃特金斯的比较，即库恩认为科学增长是非归纳的、非理性的。库恩认为不可能有任何发现的逻辑，而只有发现的心理学。例如，在库恩看来，反常、矛盾在科学中总是少不了的，但在“常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保证了一种增长的模式，这种模式最终要被一场“危机”所推翻。库恩式“危机”的出现没有特别的合理原因。“危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是一种有传染性的恐慌。然后又出现一个同前一范式不可通约的新范式。对它们进行合理比较的标准是没有的。每一范式都含有自己的标准。危机不仅清除了旧理论和旧规则，而且也清除了使我们尊重旧理论和旧规则的那些标准。新范式带来了全新的合理性，超范式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变化是潮流所带来的结果，因而，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非理性的，是一个暴民心理学的问题。

　　把科学哲学降低为科学心理学并不是由库恩开始的。随着辩护主义的崩溃，出现了一阵早期的“心理主义”浪潮。在许多人看来，辩护主义代表唯一可能的合理性形式：辩护主义的终结意味着合理性的终结。科学理论是可证明的论点和科学进步是累积的论点的崩渍，使得辩护主义者惊恐不安。如果“发现就是证明”，但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证明的，那就不会有任何发现，而只有发现的声称。这样，大失所望的辩护主义者（前辩护主义者）便认为阐明合理标准是毫无希望的事，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研究并模仿以著名科学家们为范例的科学心理。牛顿物理学垮台后，波普尔阐述了新的、非辩护主义的批评标准。这时，有一些已经听说辩护主义合理性崩溃的人，多数是通过传说，听到了波普尔的吸引人的口号，这些口号表明了朴素证伪主义。由于发现这些口号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便把朴素证伪主义的崩溃看成是合理性本身的终结。阐述合理标准又一次被看成是毫无希望的事，他们又一次认为人们所能做的至多是研究科学心理。批判哲学应由波拉尼所说的“后批判”哲学来取代。但库恩的研究纲领包含着一个新特征：我们必需研究的不是个别科学家的心理，而是科学团体的心理。这时个人心理学被社会心理学所取代，对伟大科学家的仿效被服从团体的集体智慧所取代。

　　但库恩忽视了波普尔的精致证伪主义及由波普尔创始的研究纲领，波普尔用可错－批评增长的新问题取代了古典合理性的中心问题即关于基础的老问题，并开始阐述这一增长的客观标准。在本文中我已尝试进一步发展他的纲领。我认为这一小小的发展足以摆脱库恩的责难。

　　把科学进步重建为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增殖及进步的和退化的问题转换，给科学事业描绘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同把科学进步重建为一系列的大胆理论及其戏剧性地被推翻所提供的图画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这幅图画的主要方面是由波普尔的观点发展而来的，尤其是从他对“约定主义的”策略的禁止、即对减少内容的策略的禁止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它同波普尔原来的说法的不同主要是，按我的想法。批评不象也不应该象波普尔所想象的那样快地扼杀一个纲领。纯粹否定性的、破坏性的批评，如对自相矛盾的“反驳”或论证，并不淘汰一个纲领对一个纲领的批评是一个很长的、并经常使人沮丧的过程，必须宽厚地对待年轻的纲领。当然，人们可以揭露一个纲领的退化，但只有建设性的批评，并借助于竞争的研究纲领，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而且只有通过事后之明鉴和合理重建才看得出戏剧性的惊人结果。

　　库恩当然证明了科学心理学可以揭示重要而确实令人惋惜的真理。但科学心理学并不是自主的：因为经合理重建的科学增长本质上发生在观念世界中。发生在柏拉图和波普尔的“第三世界”中，发生在明确表达出来的知识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是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波普尔研究纲领的目的在于描绘这种客观的科学增长，库恩研究纲领的目的似乎在于描绘（“常规”）科学心理（无论是个人的心理还是团体的心理）中的变化。但这第三世界在单个科学家甚至在“常规”科学家心中的景象常常是原来面目的漫画，要描绘这一漫画而不联系原来的第三世界，就很可能产生漫画的漫画。不考虑到三个世界的相互作用，就无法理解科学史。

　　附录波普尔、证伪主义和　“迪昂－奎因论点”

　　波普尔在二十年代开始是一个独断证伪主义者，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一观点站不住脚，而且在他发明出方法论证伪主义之前什么也未发表。方法论证伪主义是科学哲学中一个崭新的观点，波普尔显然是它的首创者，他提出这一观点以解决独断证伪主义的难题。事实上，科学既是批判的又是可错的，这些论点之间的冲突是波普尔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尽管波普尔清楚地阐述并批评了独断证伪主义，但他从未明确地区分朴素证伪主义和精致证伪主义。在早先的一篇论文中，我区分了三个波普尔：波普尔0、波普尔1、和波普尔2。波普尔0是独断证伪主义者，从未发表过一个字：首先是艾耶尔，然后是其他许多人，虚构并“批评”了波普尔0。我希望本文能最终清除这个鬼魂。波普尔1是朴素证伪主义者，波普尔2是精致证伪主义者。而真正的波普尔在二十年代把独断证伪主义发展成一种朴素的方法论证伪主义；他在五十年代中制定了精致证伪主义的“接受规则”。过渡的标志是他除了原先的可检验性要求外，又增加了“独立的可检验性”这“第二”个要求，后来又增加了“第三”个要求，即这些独立检验中有一些应该得到证认。但波普尔本人从未放弃他早先的（朴素）证伪规则，直到今天他还要求“必须事先规定出反驳标准：什么样的可观察情形，如果真的被观察到了，便意味着理论被反驳了，对于这一点必须取得一致。”他仍然将“证伪”解释为理论与观察之间决斗的结果，而不涉及另一个更好的必然牵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