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6-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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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去世的友人唐荫荪写过《写挽联》，为健在的友人张志浩写过《卅七年前两首诗》，这回又写了这一篇。真希望还能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和现在还存在着的友谊再写点什么，趁彼此都还来得及的时候。
左倾心理病
——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
？ 王若水
李南央的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具有一种震撼力，这是因为她如实地生动地描述了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某种典型。这种典型曾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最早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后来是谌容的《人到中年》中的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当然还有其他。不过只有这一次（政治人物的传记除外）才作为真人真事出现在李南央的文章中，而且有了淋漓尽致的刻画。范元甄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左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可以把人性压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在当年那种政治气氛和政治教育下，一个党员受左的影响本是自然的；问题在于范元甄不是一般的左，而是左得出奇，左得难以理解。列宁用过“左倾幼稚病”这个名称；范元甄的个案却不是幼稚问题，而恐怕是心理上的不正常。但是，这又不是纯粹心理学的问题，必须联系产生这种性格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来了解，所以我采用了E·弗洛姆的“社会性格”这个概念。
女儿是最了解母亲的；李南央已经对她的妈妈的性格形成作了很中肯的解剖。我这篇文章只是在她的文章的基础上作一些进一步的探索。
没有温暖的革命者家庭
打从记事时起，小南央就看到母亲折磨父亲是家常便饭。五十年代，范元甄和李锐吵架，很多时候是为婆媳矛盾。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婆媳矛盾本是平常事，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却往往会带上政治色彩，变成“阶级斗争”，处理这种事如果心软就会变成政治立场问题。范元甄认为李锐不该对他的妈妈有温情，因为她是地主。李南央说不是；即使不是，范元甄也一定要说她是。人们很难弄清，到底范元甄是因为婆婆是地主而不喜欢她，还是因为不喜欢她而一定要说她是地主。即使是地主，难道就一定是坏人和恶人吗？李锐母亲三十二岁时守寡，一人含辛茹苦，供养子女读书。李锐是独子，十七岁时离家上大学，倾向革命。为了寻找共产党，李锐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从此渺无音信。老人急得几乎发疯。十二年后，故乡解放，老人才见到儿子。这也确实不容易。李南央长到二十七岁时才第一次见到奶奶。原来听妈妈灌输的一套，奶奶是个又刁又狠的“恶霸地主婆”，见面以后才知道她是一个瘦弱善良的老人，成天想念着儿子。奶奶一辈子想跟儿子家住一阵，由于媳妇反对，至死未能如愿。
李南央九岁时，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对象，就拿女儿出气。一骂起来就是一整晚，不许睡觉。骂得最多的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爸一模一样！”文革中，范元甄骑在女儿身上，揪住头发往水泥地上死撞。
范元甄爱讲大道理，很注意对孩子的“思想教育”。她给李南央的信里永远充满革命词汇。每年放暑假时给孩子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但这种“革命”的思想教育，是没有爱的。妈妈对孩子没有爱，孩子对她也没有爱，只有把满腹苦闷写到日记里。这日记被范元甄偷看了，讥讽地说：“你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开始后，李南央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范元甄看出女儿神色不对，和蔼地盘问，这是难得有的。李南央有些受宠若惊，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流下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
没想到的是，还没有等她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幸灾乐祸的冷笑：
“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无关，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
那时李南央还不到十六岁。“看着妈妈那毒得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里沉下去”。从此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绝不向母亲诉说了。
文革开始时范元甄的确挨过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一九六八年三月，李锐家被抄，范元甄被造反派抓走，关在机关里。可这根本改变不了范元甄对党和毛主席的忠心。李南央回家探亲，范元甄领着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李南央不在家时，妈妈还不时给女儿寄剪报，要她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她学习王洪文。有一次李南央流露出对国家前途悲观的情绪。范元甄教训女儿，女儿听不进，范元甄竟一封信写到女儿的工作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她的“反动思想”。
李南央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一九九四年的圣诞节，那是她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她还带上自己的女儿。开始寒喧几句还好，慢慢地，老太太就骂开了，从大姨开始，骂到李锐头上，又骂到女儿头上。对外孙女儿，却破例地表示了一点人情味，掏出一块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怀表，要送给孩子，顺便考考她：“毛泽东是谁？”接着就进行思想教育课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话在九十年代初听起来就已经像是背书了，可老太太是掉着眼泪说的。“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
异化了的自我
范元甄真的对党和毛主席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吗？不是的。她在延安整风时期之所以受到审查，固然是受李锐牵连，但和她自己的“自由言论”也有关系。一九四九年，范元甄刚进城时，曾和李锐议论过毛泽东：“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反右斗争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曾经很同情一个名叫马云凤的右派学生，认为她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大跃进时，她写信给李锐，询问外地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道表示了怀疑。这封信后来被搜查出来，引起了麻烦。
这才是真正的范元甄。不管她的怀疑和议论对不对，那是她真实的思想，她是在说真话。这样想是她的自由，说出她的想法是她的权利。在这样想和这样说时，她是她自己。别人可以不同意她的意见，可以同她讨论或争论，但无权禁止她这样想。然而在毛泽东的时代，这种思想是极端危险的。从延安整风到以后的历次运动，范元甄看到的和自己受到的教训还少吗？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李锐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范元甄也受审查。政治研究室派某某某去“抢救”范元甄，结果产生了两人的婚外情。这事导致李、范二人的离婚。此后李锐大病一场，差点没有了命。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一个月开了五次批判会。最后作结论的是杨尚昆，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某某某。范元甄受批判后，主动表示愿意和李锐复婚。后来范元甄认为这次复婚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
这是范元甄第一次挨整。以后是反右派斗争。范元甄曾告诉南央：那一次，由于同情马云凤的缘故，被撤职并受到审查。她这才猛然醒悟：“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错误，重新做人。”
毛主席不能怀疑！“重新做人”就是做一个永远不怀疑毛主席的人。不然的话，就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反革命的道路：这还不严重吗？
那么范元甄是否从此以后真的改变了想法，认为反右派斗争没有冤枉好人，认为报纸上关于大跃进的宣传都是事实，认为毛主席是永不犯错误的神人？恐怕未必。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她之所以表现得那样出奇的左，这本身就不正常。这并不是因为她信仰得虔诚；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在内心深处还有怀疑。她被自己的真实想法吓坏了，但她又无法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于是拼命把它压制下去，不让这种思想冒出来。她之所以会对任何细微的“异端”言行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正因为她对这些东西怀着恐惧；而她之所以感到恐惧，正因为她感到虚弱，感到这种“异端”是难以抵抗的。为了安全，她把党教导给她的东西，报纸上宣传的东西，不经过自己的考察和鉴别就通通无保留地塞进自己的头脑，按照这个口径来讲话，甚至按照这个口径来思想。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只有这样，她才感到放心。但这样一来，那个范元甄的本来的自我就隐没了，代替出现的是一个“假我”。我在这里用“假我”这个术语，并不是说范元甄有意骗人。她对这一点很可能是不自觉的，甚至还以为她自己是真正相信这些思想的，她自己从来就是这样“革命”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自我欺骗。
这个“假我”也是一个异化了的我。它是按照组织的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它在自我的名义下扮演着符合左的要求的角色。正像演员按照导演的要求背诵台词，而这个演员在说这些话时还带着感情，好像这就是她自己想说的话。这个“假我”扮演得越好，范元甄就越不是她自己。久而久之，假就成了真；范元甄就会相信，她不是扮演角色的演员，而是角色本身。
这样，范元甄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她像一架机器，只知道重复别人灌输给她的东西。如果人变得像机器，那么人就异化了。这个异化了的“我”统治了她，扭曲了她，奴役了她，使范元甄不再是她自己，但她还坚决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自己，她应该是这样的人。她已经按照组织的要求和标准，脱胎换骨地改造了自己，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因而，她可以自豪。
李南央谈到她妈妈对毛主席的感情时说：“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现在惟一可骄傲的资本。那是她精神上的惟一支柱。”“她就像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文革后期，范元甄还说：“现在像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是几乎没有了。”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她说话时，李南央始终直视着她的脸，那是一脸的虔诚，没有半点的虚伪和做戏的表情。
为什么“宁左勿右”？
范元甄也曾有她的辉煌时期，不过这是很遥远的事了。
范元甄的心理经历了两次大转折。
李南央叙述她妈的经历说：“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娇惯，养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当年我佬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妈子。她又是第六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这肯定养成了范元甄的自我中心意识。
这个家庭不知道是属于什么阶级，反正不会是革命阶级或劳动阶级。
那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都在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日本帝国主义大军压境，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参加革命。范元甄也被卷在这个浪潮中，“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革命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
抗战前夕，范元甄参加了“一二 · 九”运动。抗战初期，她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王明赏识过她，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一九三九年范元甄与李锐在重庆结婚，不久同去延安。她进了马列学院，并成为延安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一九四一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主任是任弼时，实际负责的是陈伯达。那时的范元甄，可以说是相当出风头的了。
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投身到革命队伍，肯定要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不过范元甄还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考验。“没有打过仗，没有下过乡，没有参加过土改，没有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惟一的一次磨难只是延安整风时受到审查，不过这一次肯定给了她极大的教训。
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范元甄找到了一个显示她的革命性的机会。她有一个大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工作。这个大弟的岳父在解放前夕抛掉了老婆、女儿和女婿，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范元甄一到武汉就领着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妹妹斗争大弟，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跑的，家里帮他藏了哪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全家被下放到农村。”
李南央的大舅本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这是李锐的评语），被赶到农村后，生活很苦。李南央去农村看过舅舅一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善良的人，使她在那些日子尝到了真正的亲情。可惜坎坷的生活摧毁了大舅的健康，五十岁的壮年就病死了。
范元甄这种态度，是真对革命负责吗？如果她的大弟没有受到这种打击，而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并且多活一些年，这不是对革命多作贡献吗？范元甄对她的大弟不可能连这种基本了解都没有，为什么要采取那种态度呢？
用李南央的话说，这是“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范元甄需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而要证明这一点，“大义灭亲”当然是最有力的行动。这样，她的大弟就成了证明姐姐的“革命性”的牺牲品了。我并不是说不要大义灭亲，而是说这种“大义灭亲”是要加引号的。我也不是说范元甄本人明确地意识到她的行为的不合理处。这种真实的动机可能隐藏在她的潜意识深处，而被她自己用冠冕堂皇的革命词句掩盖起来了。
范元甄对婆婆和自己的大弟如此，对自己的小弟也差不多。这个小弟“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知道在土改时期，有些表现很左的干部恰恰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们知道，让他们参加土改是对他们的考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批评为“立场不稳”，于是他们采取“宁左勿右”的立场，以表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实际上，在内心深处，他们未必觉得那种做法是合适的，但对他们来说，“表现”得革命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作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斗争性”强，要显得左一些。这样，即使挨批评，上级也还是会觉得这个同志的革命性是没有问题的，说不定还觉得自己“左得可爱”哩。
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之所以能泛滥，因为党的领导就觉得“左比右好”。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