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6-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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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之所以能泛滥，因为党的领导就觉得“左比右好”。毛泽东不是说过吗：“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总之，虽然有错误，还是自己人。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就不同了。“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3—424页）。照此说来，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那就难怪许多党员和干部要“宁左勿右”了。
那是革命的年代，“革命”是最有魅力，最使人向往的字眼。“革命”是和“真理”、“光明”、“进步”、“伟大”、“崇高”、“英勇”、“壮丽”、“辉煌”这些字眼连在一起的（保尔·柯察金不就是这样的英雄吗？）。革命——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革命——这是当时现实的主旋律。哪一个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不以革命为荣呢？既然革命的领导者和代表是共产党，又有哪一个进步青年不以作为这个党的一员而自豪呢？我想范元甄属于这种情况：她要争当革命先锋。对不革命的人来说，她是革命的；在革命的队伍中，她又是最革命的。她如此迫切地渴望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性，以致这种行为是否真对革命有利反而顾不得了。
这就是范元甄的心情：她的家庭行将没落，她必须改换门庭，另寻出路，在新兴的革命阵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是渺小的，可党是伟大的；她是软弱的，可党是强大的；她是无足轻重的，可党是在创造历史。既然她把自己融入了党，她就提升了自己，分享了党的光荣和伟大。可这要付出代价，要经受考验，要作出牺牲。本来，革命者是应该有这种准备的，可是有些对党员提出的要求，却是不合理的、过左的。于是，范元甄就有那种铁石心肠的表现。这对她大概并不是难事，因为她本来就是自我中心的。
表现过左的人有好几种情况。一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用伪装的革命来骗人；这种人是极少数。另一种人是真诚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不是过左；这种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容易改正的。多数有左的表现的人是要革命的，但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中可能夹杂着或多或少不纯的成分。
看来范元甄的“革命”表现并没有白费：她得到了信任。建国后的五十年代，范元甄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在航空工业部所属的一个大型仪表厂任总工程师。那时她不过三十几岁。这是她一生的顶点。
制度的牺牲者
转折点在一九五九年。李锐因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而被贬斥，范元甄也遭株连，被发配到一个车间当炉前工，身体又有了病，精神似乎垮掉了。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李锐和范元甄再度离婚。本来组织上是准备给李锐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使用。范元甄写了长篇材料送上去，揭发李锐的反毛言论，连邓小平也看到了。
李南央说：“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
一九七九年李锐平反出狱，范元甄曾萌生过再次复婚的念头，未果。范元甄在文革后没有工作，李锐却在陈云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范元甄对此切齿痛恨，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台誓不罢休。后来果然抓住生活费问题大闹特闹，到处告状。
范元甄认为自己比李锐革命，可是党组织偏偏欣赏李锐而冷落了她，这使她心理不平衡。这种心理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拼命贬低李锐、折磨李锐。正如李南央所说，她的父亲李锐“越到晚年越加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越见升高”。相比之下的范元甄却一蹶不振。“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生积怨横加于父亲，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我想我妈现在活着惟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
还有家里的老阿姨，更不知受了她多少气。这个阿姨晚年落了个毛病，不能提范元甄，一提就失声痛哭。
这种折磨人的性格可以追溯到范元甄的儿童时代。那时在家里，她就是小霸王，脾气很大，一切都得依着她。据李南央叙述：“南下时，我妈曾当着我爸的面，在她妈妈面前打滚。听阿姨说，我姥姥当年听到大小姐回来了，会吓得浑身发抖。”我在前面说范元甄失去了自我，是就她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判断能力这一方面说的。左的统治要摧毁个人的独立性，把每个人变成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左的统治又需要利用一些人去整另一些人，所以它又强调斗争。这后一方面不是和范元甄原来的性格不谋而合吗？于是在很多场合下，这种好斗的、折磨人的性格就会以“革命的”的形式出现，不但用不着改造，而且具有正当性，应当发扬。毛泽东不就是喜欢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吗？
可叹的是后来不管范元甄如何表现得“革命”，党却再也没有认可她。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现在她这种人已经过时了，不吃香了。范元甄一定越来越感到孤独，她只好生活在幻想中。
一九九四年李南央最后见妈妈那一次以老太太的大打出手而告终，只因为李南央看到姥姥对孩子发急了，说了一句“要平等讨论”，这一下引爆了：“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接着就暴风雨似的对女儿和孙女狠狠乱打一通，打得李南央满脸是血，拉着女儿狼狈而逃。
为什么会表现得这样歇斯底里呢？因为范元甄被刺痛了。为什么这样容易被刺痛呢？这不是有自信的表现；恰恰相反，是虚弱的表现。在这种过度反应的背后，是深深的自卑。
这种自卑，范元甄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是深埋在她的潜意识里面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迹象察觉出来。比如，范元甄数落女儿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回来是“打发叫花子”，骂女儿是“美国狗”，可是女儿给她的美国货（西洋参、不粘锅等）却照收不误，而且要女儿替她买这买那。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她对女儿的辱骂其实是嫉妒的表现。
李南央说，早在妈妈下放干校时，“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在哪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到美国后，李南央托朋友去看看妈妈，这位朋友买了一个大果篮作礼品，没料到表面的好水果下面是一层烂桔子。这当然是上了奸商的当，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过了快一年，范元甄见到李南央时，还大骂一通。可见，她对送的东西是很在乎、很计较的。这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相去甚远。范元甄挖苦那个朋友说：“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里，腰里的BP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李南央评论得很好：“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真的，如今这世道，是个谁都想当个经理，腰上BP机乱叫……还有谁会记住老人家呀？”
然而，既然范元甄对物质的生活用品那样重视，那么她在内心深处对这种人没有嫉妒吗？BP机现在不稀罕了，可在九十年代初，名片上的经理头衔和腰上的BP机，都是身份和财富的标志，都是可以炫耀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就说明有钱，就会拥有范元甄想要而得不到的一切。
范元甄批评过“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那么她自己对金钱是什么态度呢？下面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了。范元甄的小妹有心脏病，不到五十就死了。最后一次犯病时，想向姐姐借点钱。这位姐姐当时倒是寄了二百元去，可是没过几天，就一封长信追过去，大骂小妹没有良心，只知向她要钱，却对她漠不关心，殊不知她的身体也很坏，就因为给小妹寄了钱，这个月没有买补药。小妹看了信，气得马上把钱退回，几天后就咽气了。临死前嘱咐：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看着妹妹病危也不肯解囊相助，这种行为像是守财奴而不像是无产阶级。由此可见，范元甄并不是真的憎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对在改革开放中富裕起来的人的反感，不过是一种失落感的表现，因为现在这些都没有她的份了。
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造出某种社会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这是有普遍性的。凡是从那个左倾思想猖獗的年代过来的人，恐怕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左的影响吧。当然，这不是说范元甑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在那个时候，范元甄这种人是正面人物，是受到鼓励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新时期，经济体制起变化了，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接受了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过去不敢想的问题现在开始敢想了，过去不敢说的话现在开始敢说了。左的东西已被人们厌弃了。虽然左的东西仍存在，但也要变换一些花样，才能有市场了。可悲的是，范元甄却依然故我。外在的政治压力放松了，可是她仍然带着旧的精神镣铐，自己束缚自己，因为她已经把外在的束缚内在化了，以至于不能意识到那是镣铐。她仍然忠于那个改变前的体制，于是，她终于被体制抛弃。归根结底，范元甄也是一个制度的牺牲者。
并非家务事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及《答读者问》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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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发表于《书屋》杂志后，经过好些报刊的转载，在广大读者中引发了一阵“冲击波”。据我所知，大多数人对此文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人不大赞成写这样的文章，或怀疑此文的真实性。一篇世间少有的非难自己母亲的文章，在各种各样的读者中，引发各种各样的评论，这自是必然的现象，不过有些问题确也需要解释清楚。针对读者的看法，李南央又写了一篇《答读者问》，发表于二○○○年十一月《书屋》杂志上。《书屋》主编周实想找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士，就这两篇文章写些读后感，编出一本书，约稿于我。我答应了。其实，说我了解情况，也并不全面。我只比较了解李锐的情况。因为我年轻时，就在李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后来，除去那二十多年极不正常的岁月外，也一直有些来往。几十年来，我对他的人品、学识、才干、胸襟、抱负、道德、文章，都十分敬重，一直尊之为师表。对范元甄则并不了解。一九四八年，我调到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社时，听说范早在一九四六年去了东北；李则刚刚离开报社，也去了东北。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后，我们同范不在一个单位工作。虽然见过面，但好像没有说过几句话。她给我的印象是：十分精明能干，却也有点高傲，不大爱搭理我们这些小青年。而李锐对我们则又从来不提他的家事。所以，对李南央写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九十年代初，记者宋晓梦要写李锐的传记，到长沙采访时住在我家。她要了解李锐的家庭情况，是我两次陪她去访问李婉华大姐的。在大姐的谈话中，我听到一些情况，当时思想上颇为震动，不过事隔数年，有些细节也记不大清楚了。这一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地去访问了大姐，她虽已八十七岁高龄，但思维清晰，记忆准确，她提供的一些情况，有助于我写成这篇文章。
二
由于熟知李锐，这篇文章还是要先从李锐写起。
我以为，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个毕生追求民主和科学的老一辈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学者，在李锐身上，铭刻着四个最重要的特征：
一、他一生的言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不论自己处境如何，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同范仲淹所写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颇为相似。更可贵的，表达这种责任感的内容，又是不断地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而前进；表达的方式，往往又是同他敢讲真话、不计个人得失的可贵品格结合在一起。这种品格同极权体制是相矛盾的。远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以及以后一系列的灾难性遭遇，似乎都可以从这个根源中找到原因。在开放、改革的二十多年来，他对某些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仍然发表并坚持自己的看法从而遇到麻烦，似乎也可以从这个根源中找到原因。
以天下为己任，始终随着时代潮流前进而前进，敢讲真话且不计较个人的祸福得失，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具备这种品格（这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共产党员应当六不怕），但是真正具备这种品格的，能有几多？因此李锐身上铭刻着的这一特征（他的“八十自寿”诗有句“六不怕唯头尚在”），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个特征，使他赢得包括老、中、青三代许多人的尊敬。
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主要的、根深蒂固的危险来自“左”。所以，几十年来他一直奋力反“左”。“曾探骊珠沦厄运，仍骑虎背进诤言。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这是他的六首“八十自寿”七律第一首中的两联。的确如此，几十年来，尽管在惊涛骇浪中饱经风云变幻，他没有“左”过，有的只是对“左”的抵制和反击。
一九四八年，我进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社时，他已离开那里，还是经常听到同志们在平常言谈中，流露出对他的怀念。怀念的内容之一，就是他最反对“左”。开始，我分在新闻部，部领导是已故去的黄华。黄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当时，在解放区流行一种说法是：“宁左勿右”，“左总比右好，因为左只是方法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而这种说法，在《群众日报》却没有市场。黄华说：“这是因为李锐同志最反对‘宁左勿右’。他说过，怎么能说‘左’只是方法问题呢？‘左’还有严重的个人思想品质方面的问题呢！搞‘左’的人，往往动机不纯。如今，‘左’对革命的危害，比什么都大！”
那时，为了配合土改，根据中央和冀察热辽分局的指示，都开展“三查三整”运动。有些单位很激烈，“搬石头”，批斗，打人。干部中自杀事件也时有所闻。但报社的运动却进行得平和，只过过“民主生活”，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行，同志之间也用不着彼此戒备。当年《群众日报》社工作出色，不搞“左”的那一套，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群众日报》社的老同志还告诉我，在“三查三整”刚刚开始时，报社发生过一起自杀事件。电务科一个新参加工作的报务员名叫韩志新，因土改时和地主的女儿谈恋爱，在电务科的会上，有人上纲上线，批他“包庇地主”、“接受贿赂”，很是激烈，韩思想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了。四十多年后，李锐在写《群众日报》的报史回忆录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