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6-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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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到湖南后，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一年初，李锐主管《新湖南报》。这一段时间，虽然在干部中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但“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小运动”，还是连续不断。那时，在报社内部，都只是学习学习文件、谈谈自己的看法就行了。那些年，《新湖南报》办得较好，在全国省报中名列前茅，原因自然同领导得力，上下左右紧密团结，大家在和谐相处中能把潜力充分发挥分不开。
在《新湖南报》社时，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大约是一九五○年上半年，我编副刊，工作上的事要经常请示他，有时也闲谈一些事。那时有一种“和平土改”的主张。李锐明确地说过：“依我看，在目前条件下，用和平方法去改变旧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这没有什么不好嘛。全国政权都在我们手上，怕什么。‘和平土改’可以避免过去在北方土改时出现的‘左’的弊端。”现在看来，当时能这样思考，实在很不容易。当年土改还是北方老一套，搞“复查”、“纠偏”，到处是杀气腾腾。
三、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待人真诚，讲情义，且心地善良。凡是同他较长期接近的人，都可以品味到他性格上这些突出的特点。早几天，访问婉华大姐时，我们谈到他的这个特点，大姐说：“他从小就是这样。据母亲说，这种性格，很像父亲。”
他不满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李积芳一九○五年公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袁世凯称帝解散国会后，李积芳到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支持护法讨袁。李锐是母亲抚养成人的，没有当年那样开明的母亲，三个子女不可能在长沙读书。后来李的夫妻生活中，在如何对待他的母亲问题上，可能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分歧。范元甄在这件事上的一些做法，使他母亲伤心，也不免使全家人伤心，当然也使他本人伤心。所以，在这里，要约略介绍母亲和儿子间的一些情况。
母亲李张淑，出身贫苦，由于父亲的支持，得以进一九○七年创办的平江启明女校读书。那时，大家庭里不给她读书的费用，是丈夫从留学的公费中省下一些钱，支持她读到简易师范毕业，并以第一名考取当时著名的长沙稻田女师。考取后未入学，民国二年即随丈夫来到北京。三个子女都是在北京生的。一九二二年，在长沙，李积芳患心肌梗塞突然去世，李张淑刚三十岁出头。丈夫去世时，她跪在灵堂，剪去满头长发，发誓要继承夫志，克服万难，把几个儿女抚养成人（三女一男，小妹妹随即夭折）。安排好丈夫的丧葬后，李张淑向平江老家的婆母提出分家，好不容易分到每年约可收百担租谷的田产和街镇上一间铺面，委托老家亲属代为收租。
由于战争年代，收入的租金有限，母亲带着三个子女在省城读书，主要靠举债度日，很是艰难。李锐有五篇《童年琐忆》（刊于1988年1期《随笔》杂志），具体描述他童年生活——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坠入困顿后，看到的世间面目，如何度过那些艰辛、清贫的日子。如全家一星期才吃一次肉，且只买四两（老秤十六两为一斤）。母亲家教极严，规定两个姐姐必须争取读公费学校，好让弟弟读办得好的私立学校。经过母亲的筹划，大姐在上海两江女子体专插班，一年毕业，一九三四年后就在长沙的女子中学教体育，得以支持弟弟上大学读书。
这样一位母亲，在旧社会年轻守寡，忍辱负重，克勤克俭，把儿子抚养成人，真是大大不易。更为可贵的是，她还受丈夫的影响，同情共产党，支持儿女参加革命。李锐又重情义，重感情，对这样的母亲表示敬重，也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不敬重，那倒是不正常的了。而媳妇却处处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左”的教条对待婆婆，婆媳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自然就很难避免了。
四、在革命和建设的每一阶段，李锐都重视知识分子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对于有才干、有见解、有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尤为重视。这就是许多人都说的，他“爱才”。他把知识分子称之为“社会的头脑”，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这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作了深刻的阐述。但他对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也毫不迁就、迎合。九十年代初，他曾给我写信，提到应该有些创作，鞭挞现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谄、软（软弱）、卑（卑下）、丑（丑恶）、贱”等性格上的缺点。
如果我没有理解、概括错的话，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就构成了李锐生命历程中熠熠发光的亮点。沿着这四个亮点，去观察、理解、思索，人们就懂得了他生命的火炬能不断熊熊燃烧着的原因。
三
现在，就要谈到范元甄了。前面提到，我对范的情况并不了解，以下写的一些零星情况，来源有三：一、某些了解情况的老同志早年的判断；二、婉华大姐提供的情况；三、李南央文章中提到的思考线索。这些零星情况，我无法进一步归纳整理成为系统的看法，只按上列来源次序叙述如下：
一、八十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开会时，为出版方面的事到刘祖春家里拜访过。五十年代初，刘在中南地区工作过，当过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但过去我们不认识。这次到他家访问前不久，只在长沙见过一次面。虽然他是长辈，我是晚辈，但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合。他是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时的老朋友，知道我是李的老部属，谈话也就比较随便。那天，谈到延安的抢救运动，谈到李锐关在保安处一九四四年被释放后，跟范元甄离婚，以后又复婚的事。刘说：“那时，好几位朋友就劝李锐不要和范元甄复婚。我也是其中之一（当然也有人劝他们复婚）。倒不是杨尚昆公开批评的那个审干时，审查者同被审查者男女关系不正常的事，而是李、范两人的性格、志趣、想事和待人接物之道完全不同。这样，还在一起怎么能弄得好？现在证明，那次复婚，是很大的错误。”刘祖春这个早年的判断当然是对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到湖南后，我就听说他们经常吵架，范元甄还经常在家里摔东西。
二、婉华大姐最近对我说：“范元甄有些事，做得太不近人情。”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范到长沙后，由李锐陪着，第一次去看望李的母亲。当时，老太太住在大女儿婉华家里。第一次见面，就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范和婉华大姐就斗起嘴，唇枪舌剑，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很煞风景。
以后，有一件事使老太太和全家人都极其伤心。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李锐调北京电力部后，老太太想去儿子家里住一住。老太太当然有旧思想在作怪：认为住在儿子家里，那才是自己的家。住在女儿、女婿家里，那是住别人的家，虽然女儿、女婿对她都很好，都很孝顺。此事使李锐很为难，这一对婆媳决无可能住在一起。于是最后说服母亲住到沈阳二女儿李英华的家中去了。整个抗战时期，李英华夫妇在湖南地下党工作时，一直得到大姐和母亲的照顾，包括生活与职业，以及抚养他们的儿女。一九五九年初，母亲不愿再在沈阳住下去了，准备仍回长沙，要求过北京时，在儿子家住几天，“给个面子”，好回去同熟人有个交代，在儿子家住过。李锐当时正好出差去了。范元甄坚决“划清界限”，不让“地主婆婆”进门。水电部老领导刘澜波看不过意了，就接老太太到他家住了短时，才送回长沙。
三、从李南央文章中写到的她母亲的一些情况看，我以为，那多半是她母亲在政治和思想上极左的表现，也就是思想异化的结果。比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的领袖和官吏都应该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至高无上的。强调个人崇拜、强调领袖高于一切、是人民大救星之类的观点，无疑是政治和思想上的异化。又如，在文革后期，还在强调“江青同志才是真心革命的”之类的观点，也是异化。江青的作为，早已表现出她已从革命方面变到革命对立方面去了，她怎么是真心的革命呢？再如，“凡是”的观点、关于阶级斗争的左倾教条主义的观点，当然也是异化。因为这些错误观点早已从表面的所谓革命异化成为阻碍着革命前进的事物了。如此等等。至于范在庐山会议以后，对李锐上纲上线的检举揭发，那除了是非不分之外，还可能有希图洗刷自己、掩饰自己的十分自私的目的在内。难怪有人这样打抱不平：“你过去也有和李锐完全一样的看法，你干嘛不揭发你自己呢？你干嘛要在你的丈夫落井的时候，去向他抛石头呢？”
上述范元甄同志的这些零星的情况，和上述李锐同志一生性格、观点上的特征，明显表现出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这种思想上的鸿沟是无法填补修复的。因此，他们分道扬镳自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可能还不是一个家庭中偶然的悲剧，而是一种刻着病态社会烙印的社会性的悲剧。
四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大小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因为指导思想左倾，底下形形色色的左倾表现，也就花样翻新了。我从自己的受难，也从别人的痛苦遭遇中，对左倾的表现进行了一些观察。据我多年观察，凡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得特别“左”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为了革命的。讲要革命什么的，大半都是打着这幌子，弄一些把戏而已。且左倾的表现，纯属于思想方法的成分有一些，但也不多，绝大部分是为了“谋私”。在思想深层，这些人情况各异，但大约可分如下几种思想类型（有的人则是若干类型混合在一起）：
一、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了，只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处理、衡量一切。
在阶级社会中当然有阶级斗争。不过有些事，是否完全可以归结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也要依事物的性质，依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妇、好友等之间的关系，统统归结为阶级关系，而且统统要用斗争的形式来解决，这就把它绝对化了。且只讲对立，不讲统一，更加深了这种绝对化。这种绝对化的观点，当然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阻碍着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相处。这种斗争，实际上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在阻碍着社会的进步。
二、在左倾思想占领导地位时，有些人想利用这个机会，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左”一些，表现得“革命”一些，把别人踩下去，好让自己爬上去，攫取官位，攫取权力。在以“官本位”为主导的、受封建思想严重影响的社会里，当了官就有条件捞到一切。许多人看到了这一点，就想以此作为晋升的捷径。
三、有些社会成份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平常思想深处十分自卑，因而有所“自卫”，往往也就利用政治运动这个机会，把自己装扮得“左”一些，“革命”一些，用“划清界限”等方法来掩饰自己，洗刷自己，为自己寻找出路（这种人遭遇往往也十分可怜。被人利用过了，“掩饰”了自己，“洗刷”了自己，出路不但没有找到，反而使自己落入“泥坑”者，也并非个别）。
四、有严重“左”倾表现的人，大半缺乏民主思想，倾向于专制主义。本来，民主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没有民主主义充分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同民主充分结合起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在《论联合政府》等若干著作中，毛泽东也十分强调这一点。现在，这真理是被抛在一边了。那些老“左”们多半都看到，只有专制主义，才使他们不受监督和制约，才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人说：近年来，有不少什么正常的理想也没有，什么专业本事也没有，只靠拍马屁、吹牛皮、靠一些关系、靠因缘际会、甚至靠买官卖官而坐火箭上升的素质很差的干部，往往成为政治上极左势力的社会基础，原因在此。在政治上，扼杀自由、扼杀民主、不讲真正的法治，才真正有利于这些新贵们的胡作非为嘛！）
我的这些观察，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也是用许多痛苦的代价换来的。这些年，读到李锐一些有分量的反“左”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收进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直言》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李锐反“左”文选》两书中）觉得他早就把这些“左”的表现的思想根源，从理论高度作了概括，因而深得我心，钦佩不已。
所以，我建议，应该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伦理学的角度、政治学的角度，也从异化理论的角度、人道主义理论的角度，把李南央两篇文章所阐述的情况和问题，以及隐藏在它的背后的社会性，从理论上分析、研究透彻，这样，当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我们社会中，克服一些病态的心理和观念，让人们都学做一个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的人，有崇高的道德观念的人，学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从而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建立协调的家庭关系。希望周实兄编的这本书，有助于人们作这种分析和研究。
是家务事，是大历史
？ 朱 正
我有一个越来越深的感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典型。他的经历，他的遭遇，他的作为，都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了这一页历史。读了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更印证了我的这个感觉。
这篇文章，作者是写她母亲的，同时也不能不写到她的父亲，写到她自己，还写到她女儿，写到了某某某。这里的每一个人，无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
作者的父亲李锐和母亲范元甄，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因为一同参加武汉秘密学联的活动而相识、相爱的，又一同上了延安，属于“一二·九”那一代的革命家。当初，他们是有着相同的信念、相同的抱负，才走到一起来的。日本的侵略加紧，国民党的不抵抗，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都为一种忧时爱国之心所驱使，决心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其中的左翼走得更远，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不但看到了眼前的国难，还看到了未来的理想社会，于是成了马列主义和第三国际的信徒。许多“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奔赴延安的。李锐和范元甄就是这中间的两人。
马列主义的真诠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更概括地说，就是一个“左”字。这并不是我概括出来的。毛泽东就说过，他早年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这些书，“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79页）。李南央在《答读者问》中说的：“夫妻可以为政治离异，子女与父母可以为政治反目，维系家庭的亲情可如粪土般随便抛弃，阶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惟一‘健康’的纽带。”她认为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却不知道这正是马列主义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