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6-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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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联名上书都察院被拒，只是一个神话，是康有为们虚构出来的。
康有为虽然没有领导什么“公车上书”，但历史记下了那一天多达十五起的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一样的充满了爱国热情。
神话之三：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原来是他自己精心编造的。百日维新第九十五天，风雨飘摇，光绪帝无计可施，变法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所以他才会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这样的一封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伪造的密诏则说：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伪造的密诏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把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伪造成给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和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历史也留下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抄写给他的副本。
神话之四：一百年来激励过、鼓舞过整个中华民族，让一代又一代人激动不已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原来被梁启超篡改过。
先烈用鲜血写成的这首绝命诗根据史家黄彰健考证原来是这样写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面对死神，谭嗣同豪气冲天，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这首诗却泄露了戊戌的一个秘密，所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笔，用墨水改写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
神话之五：流尽了自己全部热血的谭嗣同没有留下其他证词，但他的湖南同乡好友毕永年留下的至关重要的一本日记《诡谋直记》结束了康有为没有“以兵围颐和园”的神话。
变法第九十二天（1898年9月12日），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已进入倒计时，毕永年来到北京，成为戊戌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为欲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就包括了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杀慈禧太后。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毕永年“沉毅”，是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毕还是没有答应。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早，他匆忙离开了北京（后削发为僧）。
这本日记历经岁月的封存，终于在八十五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钧从日本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了。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兵变，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诡谋直记》。
神话之六：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排挤康有为弟子，后期不发表康弟子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的神话在事实面前也经不起一击。
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著名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总理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还是该报的主笔。汪是康、梁变法的亲密同志，《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多年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一创刊便风行全国的报纸，发行量达到一万七千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可是，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原来是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变成官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名时，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后世的人们因为把康、梁看作戊戌变法至高无上的代表人物，往往会忽略这些历史的细节，其实只要查阅当年的《时务报》，我们就能看清那真实的一幕。
本书揭穿的康有为神话还远不止这些，就足已让我们触目惊心。我当然并不认为这些都已是历史定论，但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历史教科书和大量历史书中所认识的那个康有为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了的康有为，而不是历史中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康有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仅仅百年前的历史就会如此模糊？为什么历史学家会从尘封的史料中发现如此石破天惊般的事实？我们不禁要追问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骗一个民族百年之久？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我们习惯了造神，一旦有人风云际会，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圣的光环往他头上套。仿佛从来就是英雄创造历史，明星创造历史，广大普通参与者、更不用说芸芸众生都只是权力的垫脚石。多少年来，我们的造神运动又何曾中断过？
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洪秀全造神的历史，我们从以往的历史书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样，戊戌变法也造就了康有为的神话，因此一百多年来，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笼罩在康有为自己和后世的人们所精心编织的神话之中。如果还历史本来面目，在十九世纪末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绝不是个别“领袖”与“英雄”，还有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准备参与“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就有十五起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办报的汪康年影响也很大。
当然，康有为倡导变法，顺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他写的上清帝书，也确实慷慨动人，文采飞扬，颇有见地，其救国热情跃然纸上。正是因为康有为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追随他倡导变法维新的骨干，通过著书立说，传播他的维新思想，通过不断的上书、组织学会、办报、演说使他成为名动一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他功不可没，康有为之名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史册。
但不能因此就不顾事实，把康有为的作用人为地夸大。我始终坚信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剧当中。即使在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变法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把康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官员人手一册。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康本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梁启超只是办译书局事务，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也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重要的“军机四卿”中没有一个是康门弟子，他们后来无一幸免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当康有为流亡海外，享受着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保皇事业的巨款时，又何曾想过这些为变法流血的志士？康有为在意的是他的领袖地位，在意的是满清皇室对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准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别墅，一看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毫不羞耻地纳为小妾，一边写《大同书》说什么众生平等，一边却是三妻四妾。
《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他早年的书法名著《广艺舟双楫》肉麻地吹捧大权贵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以取悦翁）。他当然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惟一的主角；他掩盖了一切对他不利的事实，试图把戊戌变法变成他一个人的独角戏。《温故戊戌年》仅仅把康有为的神话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走出康有为的神话，走出所有大大小小历史的神话，只有从神话中走出来，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个总是生活在神话中而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
这也是一种活法
——读法国当代小说《母猪女郎》
？ 李小林
很久以来，人们习惯于用是与非来理解、评价各种事物。但当今的社会五彩缤纷，不确定性和愈来愈趋向于多元化成为显著的特征。恰如后现代主义所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比如说，人类的生存状态因不同的社会、文化、地域、习俗等原因而呈现出千姿百态，究竟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已难以用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评判标准来衡量。近来风靡全球的畅销书——法国女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又向我们展示了当代法国社会的一种生存状态。小说描述了一位妙龄女郎变成母猪的故事，内容看似荒诞，细细品味又觉真实可信，读后感受强烈，可其中滋味却又复杂难辨。这正是由作品的后现代主义精神所至。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失业青年，她艰难地四处求职。一家化妆品连锁店因她身体结实丰满、极富弹性而聘用了她。她工作卖力，按摩取得了成功，逐渐地男顾客越来越多，且要求特殊的按摩。主人公感到生活匆忙劳累，并开始怀孕流产，整日饥饿、恶心，肚子发胖。她厌恶自己，但为了生活又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态度，屈服于事实。接着变化更大了，女主人公不仅肚子发胖、全身到处发胖，身体还长出了多余的乳房，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了，眼睛愈来愈小，鼻子变尖，像猪鼻子，腿上、背上还长出了长长的毛：她竟然变成了猪的模样。于是顾客少了，老板给的佣金也降低了。爱人最终抛弃了她，母亲也不接纳她，她无家可归，流浪野外。由于她变成了猪，政客、商人要利用她，警察要追捕她。她从地面钻进了阴沟，又从阴沟返回地面。在这艰难的生存中，主人公结识了潇洒、有教养的狼人伊万，她疯狂地爱上了他，而狼人也爱着她，既爱人形的她，也爱猪形的她。后来动物保护协会杀死了伊万，母亲又串通化妆品店老板要杀掉她。最终女主人公怀着仇恨，怀着对伊万的爱，开枪打死了老板，打死了母亲，从此便居住在森林中。
这是一个“人体变形”的故事。作者决不是在编织什么关于人与猪与狼的动人的童话，而是借“变形”来折射严酷的现实，透析生活的底蕴。主人公从女郎变为母猪的命运实在是她在生存竞争中的不幸遭遇的折射。像这种“变形”的故事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距今最近的就有卡夫卡《变形记》中有关人变成甲虫的描写。此类作品大凡取得成功者，总是因为故事中透出了人生之艰难，环境之险恶，使作品体现出社会的意义。相比之下，《母猪女郎》所涉及的社会生活更为广泛。从情节上看，主人公的经历包含了政治活动、商业行为、饥饿、性乱、战争、谋杀等等方面。这就充分显示出由于法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冷漠、肉欲横流、金钱至上的险恶环境所造成的主人公特定的生存状态。达里厄塞克认为：“不谈论世界的书让我感到厌烦。但如果用一种过于现实的方式谈论世界，又令人索然寡味。”她正是采用了“变形”的方法来谈论世界。而且为了避免“过于现实的方式”，她还采用了许多现代派的写作手法，诸如意识的流动、心理的分析、荒诞的手法、多义的文笔等，全书中比比皆是。作品的深刻的思想外面被蒙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它带给读者的思考也因此变得更深沉。
至于对女主人公的行为，作者并无意作出道德上的评判，她是以一种新型的观点来展示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其中最使读者惊异的是女主人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面对接踵而至的糟糕的生活环境，她都能坦然地接受。从一个健康丰满的女郎变成了长有六个乳头的母猪；从有家可归到流浪野外；从长凳上睡到地上；从地上又钻进阴沟，直至永久居住在森林，离开人群。随着生存环境的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被动，女主人公并未消沉抑郁、自哀自怜、甚至自杀，反而采取了越来越主动的生活态度。她痛苦地屈服于事实，努力地适应现实。起初还常常要擦洗身体以恢复人形，后来觉得睡在地上也非常踏实，即使在阴沟里也不觉得太糟，那儿很暖，甚至睡在自己的大便里也感到温暖。最后居住在森林，和野猪同吃同住，也感到挺不错，挺满意。正因为如此，她才活了下来。她为何能够如此执着地活着？那是因为她头脑简单，不善思考。她虽然也曾为自己丑陋的体形感到忧虑，怀疑这是否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后悔没听爱人的话，但这些思考都只是稍纵即逝。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渴望活着，强烈的生命的欲望使她服从自己的需要：去吃，去睡，去爱。每当她得到充分的休息、得到人类的善待，她就会恢复人形；每当被人们追捕、不得安宁时，就又变成猪。最后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远离人们的森林，摆脱了一切束缚——化妆品、店老板、顾客、母亲等人的纠缠。她开始思考，开始写作，还试图恢复人形——一个具有真正人性的人体。这就是小说所描写的一种人生。主人公的“活法”确实让人们产生了独特的感受，压抑抑或痛快？憎恶抑或同情？似乎什么都有。
对女主人公的这种既非欣赏也非批判、既非赞同也非否定的价值取向，其实与作者的创作态度是很有关系的。达里厄塞克在答记者问时说道，她不想用道德尺度评价她的人物，“她所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