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6-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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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两党的对立中，民主同盟是站在共产党的一方。民盟的宣传主委罗隆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般的说，政府必须准备先开放政权，假若先谈统一，就不会有结果，军队国家化问题，也要双方都交出来。”浦熙修问他：“有人说民主同盟是中共的尾巴？”罗答：“中共谈民主，与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相同，当然就合作；国民党谈民主，民主同盟也愿意和国民党合作。民盟可以做任何一个谈民主党派的尾巴。”访问记还记下了罗隆基的这样一段话：“目前行政的贪污与无效率，实在是政治不民主的表现。因为其他党派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在朝党可以孤意独行，在野党无法监督与批评。假若实行民主选举，在朝党知道执政一个时期后必须与在野党平等竞选，那么就不敢放手做坏事了。”
浦熙修是希望民主同盟在国内政局中能够起更大一些的作用。她在章伯钧的访问记中，插叙了几句自己的感想。她说：“记者深感，假若要（政协）会议进行顺利，这没有枪杆子的第三者的力量是很有用处的，诚如美国的《先锋论坛报》所言：‘假若没有这些中间分子的努力，马歇尔元帅来华的工作，将归于绝望。’”
马歇尔是当年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处的美国特使。一次他对罗隆基也说出了这样的期望：“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之内，致力于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小党派领袖的私利。这样他们就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将随着这个党派获得职位和受到赞助而增长。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国共）两大政党之间，而任何一个大党如果得不到这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持，在正常情况下，就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马歇尔使华》，1981年中华书局版，第436页）章伯钧、罗隆基，以及这时已经是民盟盟员的浦熙修，就都是马歇尔寄以厚望的自由主义者。
政治协商会议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开幕。当天的《新民报》晚刊上就刊出了浦熙修采写的开幕报道。接着举行的大会小会，各党各派发表的主张，她都逐日作了详细报道。
在采访政协会议的时候，罗隆基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年《新民报》的同事张林岚后来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记下了这样一件往事：“有一天我在犹庄玩时，她告诉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这人了不起，口才好，外语好，笔头也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听了他几次谈话，觉得他观察敏锐，见解也高，我真是倾倒之至！……哦，你不会认为好笑吧？”对女友，她直率地说出了对罗“倾倒之至”的心情。
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二月十日，重庆各界群众一万余人在较场口广场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正要开会的时候，会场发生了骚乱。那是主席团正在洽商推举总主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宣布开会，自任主席。李公朴正要上前去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即遭到暴徒毒打。接着更乱打起来，打伤的有施复亮、马寅初、郭沫若及新闻记者等六十多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这一伙行凶的暴徒不但身怀铁器碎石，还事先准备了他们的《大会宣言》和口号，行凶之时有人分组指挥，在场的宪兵警察也不加制止。为首的是特务分子刘野樵。可是对于这一事件，中央社却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刘野樵是自己跑上主席台去寻衅，中央社却说是“临时推举市农会代表刘野樵为主席”，暴徒行凶，中央社却说是“民众互相殴打”，为行凶者开脱罪责。对此浦熙修很觉气愤，即和石西民等几个人发起，发表一封致中央社的公开信。她参加起草的这封公开信中列举事实，指出中央社的报道“颇有失实之处”。信中说：“贵社为全国性新闻发布机关，影响所及，谅非浅鲜，本新闻纪事应求真实原则，同人等爱护贵社，敢竭愚忱，略尽数言，幸垂亮察。”重庆各报记者在公开信中签名的共四十二人，其中有石西民、浦熙修、高集、程光锐、曾敏之、邓蜀生、钦本立、刘火子等。
政协会议之后不久，政治重心从重庆回到了南京。浦熙修也就调回南京新民报社，担任采访主任。八年前离开南京的时候，她在报界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现在回来，她已经是一位在同行和读者中颇有声望的名记者，而且是一位政治倾向鲜明的名记者了。
她刚刚回到南京的那几天，大较场机场成了新闻界采访的热点，一批批军政要员从重庆飞来，成了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一天，浦熙修和他们报社的同事钱辛波在机场忙了大半天，看看天色将晚，他们正打算返回报社，只见一架美国军用飞机盘旋而降。舱门开启，在几个美国军人之后走下舷梯的是三个穿西装的人，浦熙修眼尖，这不是石西民吗？他们三个，正是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先遣人员。石西民是老相识了，还有一个是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因为事先没有联系好，他们下了飞机不见有人接待，正感到为难，浦熙修即邀请他们同乘《新民报》的汽车进城。在车上，石西民等人商量到何处落脚，浦熙修听了，说可以先到她家休息。石西民先也说好，转念又觉得不妥，人家会说中共代表到了南京先上浦熙修家，会给她带来麻烦。于是照钱辛波想的办法，先去新街口附近的蜀中饭店，一面吃饭一面给邵力子打电话联系，告诉他中共代表团先遣人员已经到了南京，请安排食宿，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钱辛波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记述了这一段往事，感慨说：“想当年，谁与共产党接近是一桩危险的事。而浦熙修则甘冒风险把中共代表团先遣人员接进了南京。”
石西民他们的到来，又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新闻材料。五月二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刊出了浦熙修的特写《中共代表下榻处，国府路上梅园村》，报道了南京地方当局为中共代表团找妥驻地的消息。
这时，正是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的前夜。一方面，在张家口附近，在晋东南，特别是在东北，已经打了起来；一方面，美国特使马歇尔正在两党之间进行调处，国共两党的代表还在谈判。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即所谓第三方面，主要是民主同盟，再加上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也都为促使谈判的成功发挥各自的作用。浦熙修围绕这些活动采写了不少消息。她报道了“邵力子邀请民盟代表张君劢、章伯钧、梁漱溟、黄炎培今日来京，系请各方代表先行晤面，以中间人姿态，协助打开局面”。报道了“张君劢昨日午后访晤马歇尔特使，马帅甚望中国即行和平。罗隆基亦将于日内与马帅约晤。周恩来昨晚曾再度访晤民盟代表，中共对东北希望地方联合政府之实现，对于整军问题亦曾商谈”。报道了民盟代表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罗隆基、史良等人谒中山陵的活动。她还独家报道了罗隆基与马歇尔晤谈的消息，说“马帅与民盟以中间人看法，政府态度并非完全硬性而无商量之余地”，消息并且暗示了近日即可发布停战令。
六月六日，蒋介石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下令在东北停战十五天。在七日至二十一日的停战期间，国共两党在南京进行和谈，第三方面也积极从旁促进。浦熙修在报道中，介绍了民盟的立场。她把罗隆基对她说的一句话也报道出来了：“国共打仗，中间人劝架，不许打仗，是谓中立。但争取民主、自由，则无中立可言，因同为被压迫者也。”这对于民盟当时所持的中立态度作了很好的说明。就政治立场而言，民盟是站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共产党一边的。
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没有谈出个结果来，蒋介石和周恩来又同时宣布东北停战再延长八天，到三十日为止。经过八年苦战的中国人民都希望和谈能够成功，已经开始的内战能够停下来。看到这次停战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很是着急。为了表示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促使谈判成功，六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向有关各方呼吁和平。代表团以马叙伦为团长，团员中有篑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等知名人士，代表团秘书为胡子婴，此外还有两个学生代表陈震中和陈立复。浩浩荡荡给他们送行的各界人士五万多人，在车站举行了欢送大会，陶行知、吴晗、林汉达等人发表了讲话，表明反对内战的坚定决心。送行之后，数万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
当代表团乘坐的火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的时候，遭到了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围攻凶殴，造成“下关惨案”。马叙伦、阎宝航等人都被打伤。前往采访的浦熙修和《大公报》记者高集，代表民盟总部前往欢迎代表团的叶笃义，也都被打伤。而以雷洁琼、叶笃义和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伤势最重。
这件事在浦熙修的自传里写得很简略：“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团马叙伦等到南京请愿，反对内战。我得到中共代表团范长江的电话，和《大公报》记者高集等前往下关车站欢迎。不料当晚就和代表团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毒打，称为‘下关事件’。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我也更加仇恨国民党反动当局。党的关怀和群众的纷纷慰问，大大鼓舞了我。养伤一个月，伤好后，我还干我的记者工作，干得更起劲。”
当时现场情况，雷洁琼回忆说：“我们代表团刚出站台收票处，忽然有人鸣笛，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涌而来，骂声四起，一片混乱，把我们包围起来。在场的军警，视若无睹。在混乱中，我们代表团的人被推推拉拉，隔开成两部分人，马叙伦和我还有几位记者被推进了候车室，阎宝航等四位代表被推进了西餐厅，聚集在门外的‘难民’大叫大嚷，吵闹不停。这时，浦熙修、高集和其他报社记者向‘难民’们说明身份要求出去。他们刚出去不久，又被门外的暴徒包围。人群中有人高喊‘打那个女的！’浦熙修随即挨了打。又有人喊：‘那个男的也不是好东西！’于是高集也挨了打。不得已，记者们又只好退回候车室。这时围在外面的‘难民’越来越多，他们一涌而进，高声喊打。顿时，桌椅、汽水瓶、茶杯一齐飞向我们头上，马叙伦被打得受伤很重，浦熙修和高集也未能幸免。我被暴徒揪住头发，胸部被一只痰盂击中，一个暴徒趁乱要抢我的戒指和手提包。我拼命抵抗，手被抓破，流血不止。混乱中，浦熙修又被推倒在我的身上，暴徒脱下皮鞋猛抽我们两人。她的鼻血流在我脸上。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我在昏昏沉沉中听到有人叫嚷：‘不要把她们打死，差不多就行了……’这场凶殴才停止下来。”
这一场暴行从晚七时持续到十二时。浦熙修的伤情，据《新民报》的报道，记者当她在医院包扎伤处时候看到的：“浦熙修头发蓬松被打手扯去很多，头部左边、臂部、腿部、背部为打手四度凶殴，受伤不轻，衣服撕裂，皮包被抢，手表及钢笔两枝亦为劫去。”
浦熙修的自传说，她“养伤一个月”，事实上她遭打受伤之后才半个月就开始工作了。七月九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就发表了她采写的马歇尔设宴为即将到美国考察水利的冯玉祥饯行的消息。消息中提到了马歇尔这样一件事：“日前当山东国大代表去拜访他时，代表们声诉山东共产党如何烧杀奸掳的事实，般般列举。马帅说：‘你们只说了百分之六十，那百分之四十，我比你们知道得更清楚，但我要问你们的，你们前来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人民？’代表们说：‘我们当然代表人民。’‘你们既代表人民，那么为什么对于政府的贪官污吏不检举？美国并不是如何地富裕，联总（引者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简称）的救济物资，我们也是由节衣缩食而来。但运到中国后，政府的官员拿来卖了，并没有全部直接交给老百姓，你们为什么不检举，假若你们只是控诉共产党的罪恶，我又不是共产党啊！’马帅激昂慷慨一番，代表们哑口无言。”浦熙修写这一段话的时候，眼前想必浮起了半个月前在下关遭遇的那一批“苏北难民”的形象吧。
马歇尔的调处并没有能够使内战停下来。在安徽、江苏、山东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更进占了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蒋介石认为这是他重大的军事胜利，即决定不顾共产党和民盟的反对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实际是宣告和谈破裂。周恩来也就返回延安去了。
在周恩来离开南京的前夕，浦熙修前去话别。后来她在自传中回忆说：“我依依不舍地在梅园新村他那里留到深夜二时才告辞回家。我觉得他们这一去，我将没有依靠，会迷失方向。周恩来同志对我关怀备至，要我少外出。他的临别赠言是：‘多读点书吧！’那晚向他告别的人多极了，他没有很多工夫给我多加阐述。范长江同志说：‘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进入一九四七年，内战愈打愈大。二月底，国民党方面迫使各地中共代表团人员撤退。正如周恩来致蒋介石信中说的，这表示蒋已经“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三月七日一早，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中共代表团全体人员即乘美国军用飞机撤回延安。在撤离前夕，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已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代表团人员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这时，必须取回一包放在《新华日报》办事处的重要文件，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就把这事委托给浦熙修了。浦熙修在惊险中办了这件事。这经过，钱辛波回忆说：“《新华日报》筹备处在中山北路美国新闻处的隔壁，这两家的后门相隔不远，都在一条弄堂里。那时我经常到美国新闻处去，对环境相当熟悉，浦熙修就拉了我和她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从美国新闻处前门进去，后门出来，敲开了《新华日报》的后门，几句话一说，里面马上递出一包用布裹着的东西。浦二姐接过包裹正要离开，被在周围监视的特务发觉，四下里哨音大作，我们急忙走进美国新闻处，出前门，坐上报社的汽车就走。车开到新街口，发觉我们被一辆吉普车盯住了。浦熙修和我改变了主意，要司机把车开到美国大使馆去，想借口采访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之机，摆脱特务盯梢。谁知那辆吉普停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就是不走，待到我们从那里离开，这条‘尾巴’又跟上了我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们要司机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