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6-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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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看到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本报，（政协会议）开幕日专电均当天登出，而《大公报》、《解放日报》则未见，可见熙修之努力和工作深有经验。”
同月二十九日：“至办事处，已粉刷一新，家具则尚未购置。熙修拟雇两信差、一厨师、一女佣，另聘一记者、一文书，征余意见。当嘱全权办理，并请物色记者人选。”
据重庆《新民报》同事韩辛茹回忆说：“记得解放后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东单青年宫剧院的一次会议采访中。她已经离开《新民报》，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我在北京一家报纸工作。她对我说：‘现在国民党已被打垮，全国解放了，我们这些当年在重庆跟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殊死斗争的人，比一般人更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我们真应该加倍努力工作。’”浦熙修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工作的，能够有这样高的干劲和这样高的效率就不奇怪了。
现在，她有了称心的可以发挥自己才智的工作岗位，有了安定的生活条件，她和罗隆基的关系这问题就突出地提了出来。罗的才学和风度早就令她倾倒。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中的共同斗争更加深了友情。就因为他的出现，使她最终和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袁子英离了婚，被捕以后他多方设法营救，最后还是他找人救出来的，是个可以共患难的人。因为自己想留在上海等解放，他也陪着不走，因而陷入险境，可见对自己的感情……两人都曾经有意结婚的，以前是环境不许可，现在解放了，条件根本改变，按说他们要结婚的话，是不再有什么障碍了。可是，他们没有结婚。关于这事，她在自传中说了一个大概：“与罗隆基的关系也是我解放后一大苦恼问题。朋友们都不赞成，我的妹妹反对尤力，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反对。我又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和他结婚了，他也无意与我结婚。但由于多年的感情，我们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她说得很简单。女儿冬林的悼文说得详细一点：“现在有必要谈谈罗隆基先生。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就见过他。由于国民党撕毁政协和谈协议，中共代表团先后撤走，从此娘少了一个可以常常走走、谈谈心的地方。中共代表团留下的财产是交给民盟中央接受并保管的，民盟接受这个任务冒很大的危险。这时民盟中央也就搬到了中共代表团原驻地梅园新村。这说明党对民盟的信任和两党的亲密关系。此后娘便常常去民盟中央，从而与罗有了深交。那时我正在上初中。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后，就知道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我认为三姨是党员，必是代表党的意见，当然我也要反对。反对的理由呢？现在回忆起，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政客’，且亲友对他的人品颇有微词。娘在众人的反对下，思想是矛盾的，但最终是听了话，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婚姻问题。一九五二年，我在长春空军部队时，她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她不准备和罗结婚，由于多年的感情，仍作为朋友交往为好。”
妹妹安修远在解放区，对罗隆基这个具体的人不会有多少了解，为什么会“反对尤力”呢？她反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资产阶级政客”这话很难听，“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说法就没有那么难听了。中国民主同盟，就正是被看作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安修的丈夫彭德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能接受这样一位连襟。在浦熙修的记忆里，民盟，罗隆基，坚决勇敢地同国民党作过斗争，也是革命党；她不知道，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即已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第573页）这个指示是发到各中央局、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的，彭德怀当然明白中央的这个意图。安修爱她的姐姐，希望她不要因为婚姻问题陷入政治上的困境，当然“反对尤力”了。
即使是同罗隆基这种悬而未决的关系，也给浦熙修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她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回顾往事，说到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四年去看望范长江，“曾经和他谈到入党的问题，他告诉我五年后再说吧，那是为了罗的问题”。可见同罗的关系成了她争取入党的主要障碍。个人感情事小，政治追求事大，今后同罗就只好保持着朋友的关系了。
可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要把多年的感情一朝割舍，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她少年时的同窗好友陈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到青岛开会，找到了在青岛大学工作的同学黄春云，遇到了住在同一旅馆里的陶强。当我和黄、陶三人出门游览时，又遇到了熙修，这样的巧合真使我们惊喜交集……我感到熙修似乎有心事，悄悄问是什么事使你闷闷不乐？她一如以往那样坦率地告诉我：妹妹安修再三劝她离开罗隆基，找个共产党员交往结婚。而实际上，她与罗双方早就无意结婚，但和罗的关系始终使她苦恼。”
这已经是一九五六年的夏天了，她还在为此事闷闷不乐，放不开。事实上，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终她一生，也是放不开的了。
浦熙修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投入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中，在一九五○年上半年却有一件事情应该提到，就是上面曾经想调她去参加创办《新观察》的工作。储安平办的《观察》周刊，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解放以后复刊，改为半月刊，办了半年多，办不下去了。在一九五○年五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六卷第十四期上刊出了一个《〈观察〉改组声明》，说：“《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重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七月一日，《新观察》出了创刊号。刊名的字体同原来的《观察》完全一样，显出了一点承传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刊物。就这样，用可说是温和的手段消灭了一个有影响的旧刊物。像《观察》这样知识分子放言无忌的刊物在新社会是不能容纳的了。在筹办《新观察》的时候，领导方面对这事颇为重视，想办成一个颇有影响的刊物取代原来那个颇有影响的刊物。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把浦熙修、戈扬、子冈和郁风四人找去，要她们去办《新观察》。他说：“我想了好久，我想请四个女将来办一个风行全球的杂志。”浦熙修没有去，还是留在《文汇报》。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北朝鲜的人民军有二十万兵员，有重武器。南朝鲜只有六万军队，没有重武器。战争开始，人民军势如破竹，三天即攻占汉城。到九月初，人民军推进到了釜山外围，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土地。九月十五日，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人民军陷入了困境。斯大林和金日成都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十月十九日中国“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十七岁的袁冬林和十五岁的袁士杰都报名参加了军干校。冬林回忆说：“抗美援朝初期，我和弟弟参了军，娘都很支持。我报名参军后回家告诉她，她还说我一顿，问我是否怕她不同意才不先告诉她。记得广播电台访问娘和我时，她在电台录音室里含着热泪表示：‘我女儿参加军干校，了却了我解放前未能投身革命的夙愿。’”
一九五一年三月，浦熙修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取道天津、沈阳、安东（今名丹东）进入朝鲜，到前线去慰问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直到五月八日才回国。这是一次艰苦而且危险的活动。同去的徐铸成回忆说：“当时我空军力量微弱，制空权尽握之敌人，所以白天不能活动，每晚出发，几乎必经过平壤。平壤已成一片瓦砾堆。漆黑中经过，今晚看到的残垣和烧焦的零星房屋，第二天经过，也许就一点也找不着了。因为美机还天天向这废墟轰炸。”“我自入朝以后，难得吃一顿饱饭。当时朝鲜万分艰苦，白天不能举火；朝鲜同志招待甚热情，但每顿只能是冷饭、片鱼、干菜，为了优待，冷饭里还拌以牛油。我从小不吃鱼腥及牛羊肉，对此，只能勉强吞下半碗冷饭。”还有危险，“在慰问中，曾牺牲了几位代表及文工团员，天津闻名的相声演员常宝霆（艺名‘小蘑菇’）即其中之一。至于在慰问中爬山涉水而受伤流血者更难以数计”。
浦熙修这慰问团团员，同时还是个记者。她写了不少朝鲜通讯，当时登在报纸上，后来和徐铸成等人写的合编为《访朝归来》一书出版。五十年过去之后，这一场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已经为国人所知晓，再来看当年发表的这些报道，不难发现失实之处。这里只举一个最无关紧要的例子。浦熙修在《英勇可爱的朝鲜人民》一文中，说了人民军近卫师团的战绩：他们“曾打到洛东江，后来美军在仁川登陆，他们继续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他们在敌后也曾俘虏了五千美军。去年十二月间，他们终于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涟川会师”。这个数字就大有问题。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所著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说，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向美方提交的战俘数字，美军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他国家军队一千二百一十六人。两项合计才四千四百零九人。这是整个战争期间中朝两军俘虏美军和其他国家军队的全部数目。人民军近卫师团一支部队在敌后打几个月游击俘虏美军的数目怎么会比这总数还多呢。这种文章，不能看作是对事实的准确报道，只不过是为了鼓舞人心士气的宣传材料罢了。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浦熙修随着赴朝慰问团的一部分人员飞往迪化（今名乌鲁木齐）进行传达。这期间她也写了一些新疆通讯。在《迪化印象》一文中，写了“中苏合办的乌苏油矿及有色金属矿也都已开工了”，是把这当作一项成就、一件值得宣传的喜事来写的。这里说的，是执行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和《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的情形。这可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喜事。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说这件事的：“斯大林曾同中国签定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决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他说的“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是说他一九五四年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参加中国国庆活动时候的事。他同周恩来会谈，签署了一些文件，其中就有一个《关于现有的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联合公报》，决定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起将上述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全部移交中国。移交后，将上述公司分别改为新疆石油公司和新疆有色金属公司。
回想一九四八年浦熙修为香港《文汇报》写的那些“南京通讯”，真可说是目光如炬，观察分析真可说是入木三分，多年之后读来都可以感到它的生气和史料价值，充分显出了一个政治记者的才能。现在遇到了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些题目，却只能写出这种人云亦云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文章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文章虽说不能表现出她过人的观察力和笔力，却充分表现出了她一心向党的忠爱之心，每篇文章，每句话，都完全符合中央宣传部当时的宣传报道要求，她自觉自愿地把写这种鼓舞人心士气的宣传品当作自己的职责。
浦熙修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她这样努力按照领导的意图从事写作，从事报道，可是领导方面对这张《文汇报》却并不满意。当年国民党不满意这张报纸，办法是查封。可是现在，对于这张过去帮过忙，而且在读者中很有声望很有影响的报纸，却不宜用查封这种激烈的手段，而打算用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将它消灭。想出的第一个方案是将文汇报改为青年团的机关报。新闻总署胡乔木署长还介绍徐铸成到团中央同廖承志、荣高棠商谈过，在报名上徐铸成舍不得放弃“文汇”这两个字，没有谈出结果来。《文汇报》还是继续出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办事处的日子也就很不好过。谢蔚明回忆说：”一九五三年公私合营之前，文汇报是私营性质的报纸，发行和广告费左支右绌，善于理财和经营的总经理严宝礼也陷入困境。这给主持‘北办’的浦熙修带来了困难。她曾经给严宝礼写过这样一封信告急：“九月份共收到汇款百万元，而支出为一百七十万元，我除了把薪水全部垫出外，还拉了不少债。”
消灭文汇报的第一个方案没有被徐铸成接受，于是又设计好了第二个方案。一九五三年，报纸奉命转向以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为主要对象。上海市教育局长以及团市委的领导都参加编委会，外勤科调整为教育（高等学校）、中小教育、一般新闻等几个小组。从一张对开报纸改为四开两张，大部分篇幅刊登中小学教师业务指导材料，只留一个版登载时事综合介绍。报名不改，性质可是改了。这是向后来改名为《教师报》、迁往北京出版跨出的第一步。
一九五四年九月，徐铸成作为广东省选出的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期间，他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多次商谈改为教师报迁京出版的具体步骤，大致作出了决定。有关领导还考虑到文汇报的一些人的去向问题，党员副总编辑钦本立，徐铸成的得力帮手，被调到了人民日报。并想把浦熙修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编《旅行家》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长李庚还到办事处当面敦请。为了这事，黎澍还给徐铸成写信，请他促成这一调动。这一方面自然是看重了浦熙修的才能，一方面也是觉得改为教师报以后缩小了规模，摆不下这样一员大将了吧。
一九五六年四月，文汇报停刊，五月一日，《教师报》在北京创刊。一张日报变成了一张每周出版二次的专业报纸了。徐铸成变成了教师报的总编辑。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每周只须到报馆看稿、审稿四天，其余时间，尽可在家自学，并抽空游览京郊风景。此为我毕生最悠闲自得的时期。”文字怨而不怒，颇为含蓄，却也流露了髀肉复生的感慨。有人是看出了他的这种情绪的。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大约在（1956年）六月初，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姚溱兄曾来《教师报》访问。他对我说：‘你对目前的工作，情绪怎么样？’我说：‘情绪很好，我已安心把办好《教师报》作为我下半辈子的工作。’他笑着说：‘这话，我不完全相信。一向搞惯日报的人，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