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6-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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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能干的女将”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提法批评斯大林，开始揭露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第一次由一位领导人提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问题。
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并在这次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两千知识分子发表讲话，讲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争辩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人们渐渐感觉到，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一点较前宽松的意思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汇报》有了复刊的机运。复刊的经过，浦熙修在自传里说：“我和徐铸成住在城内，每日到《教师报》上班。我们觉得《教师报》是三日刊，又是专业报纸，用不了这么多人，有人民教育社的人就足够了。后来严宝礼进城也谈起这件事。我们就想把这个意见反映给中宣部。中宣部接见我们三人的是张际春。我们说了上面的意见后，就问《文汇报》是否可以考虑复刊，不料张际春竟答可以考虑。过了一些日子，我又打电话问张际春考虑的结果。张说：你们拿个《文汇报》复刊的编辑方针来吧！我告诉了徐铸成，徐用一个午饭的时间就拟就了。我和徐铸成当天下午就去见了张际春，张完全同意，于是《文汇报》就积极筹备复刊了。徐铸成向人民日报借用钦本立代替张树人回上海筹备复刊。徐铸成对于北京办事处人员的安排说，可找秦柳方、王易今等老人，因为我解放前不是文汇报的，所以不认识，就没有去找。但梅朵、杨重野等老人要求进文汇报，我请示钦本立后都同意了。文汇报十月一日复刊后，上海打来长途电话，说一炮打响了。就是说销路很好，超过十万份。”
《文汇报》复刊这事的经过，徐铸成的回忆录中说得更详细，他说到了邓拓所起的作用。邓拓对于报纸工作有着更开阔更通达的眼光。他曾经对徐铸成说：“我觉得《文汇报》停刊很可惜。它有别的报纸所无法代替的特点。”他对《文汇报》复刊之事，更是全力赞助。他应徐铸成的要求，把钦本立还给《文汇报》。徐在草拟《文汇报》复刊后言论方针的时候，他也贡献了不少很好的意见。
《文汇报》复刊以后，浦熙修被安排为六个副总编辑之一，具体主持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复刊后的《文汇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办报，面目一新，深受读者欢迎。
在一九五六年，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到，在二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浦熙修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章伯钧、罗隆基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八百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一百六十多人。徐铸成也应邀从上海前来赴会。三月十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他对刚复刊不久的《文汇报》表示了赞赏。徐铸成回忆说：“我和永直同志同车赶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公馆。毛主席由康生陪同，在客厅门口迎接来客。我上前时，他即以温暖的手和我紧紧握着，并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真是应有尽有。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
在座谈中，毛对前些日子《文汇报》上开展的电影问题的讨论表示了肯定。他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好处。”
徐铸成回忆说：“接见约有一小时许，最后，毛主席还和参加者一一握别。离开中南海后，我就叫汽车直驶灯市口北京办事处，向全体记者细细地把这次会见的详情复述一遍，让大家分享我的喜悦和幸福。大家公推姚芳藻一字不遗地记录下来。经我审看一遍，当晚即航寄上海本报。不仅《文汇报》中引起轰动，社外人士如周谷城先生也亲来观看。”
在接连举行的这两次大会的推动之下，全国各地各界陆续展开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和揭露。百花齐放，舞台上一些传统剧目开禁了；百家争鸣，学术界提出了一些尖锐的论点。各个报纸程度不同地反映出了这一些，《文汇报》大约可以算是做得最自觉最努力的一家，徐铸成要在贯彻毛的新方针中间尽量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以报答毛的赏识和知遇。
这时，徐铸成所受到的重视甚至超过他自己的预料，他被安排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的团长。原先他听说是副团长，后来知道竟是团长。他并且获悉，已经预定浦熙修参加九月出发的新闻界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团，姚芳藻则作为记者，下半年赴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三项国际活动都有《文汇报》的人参加，足见上面对《文汇报》的看重了。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是三月十二日结束的，只过了半个月，二十七日，徐铸成就率代表团启程赴苏联了，直到五月九日才回国。回国后他即忙于写访苏见闻，没有立刻把报社的工作抓起来。
四月十五日，浦熙修也作为全国人大政协代表团的一员启程赴黑龙江视察，直到五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
在他们两位都离开了工作岗位的这段时间里，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件大事，是中共中央于五月一日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把正在开展的“鸣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报纸版面是更加热闹了。另一件更大的事情是当时他们所不会知道的，就是在五月中旬，毛泽东下了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决心。党内已经按照他写的秘密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和几个相关的指示，在从容布置之中。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宣告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始。
后来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一份外调材料中，浦熙修回忆了这前后的情况：“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我自东北回京后，因为整理参观访问材料费去一个星期的时间，后来办事处记者的冲击力量很大，我也无心去整理材料了。五月二十七日起，我又负责办事处的工作，接着也就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如发出刘光华写的‘北大民主墙’，同意发出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等稿件。”“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我又给陆定一打电话，问是不是收了。九日，我的头脑比较清醒些了。上海《文汇报》党组钦本立打长途电话来，要我即赴沪。我十日乘飞机去上海，六月二十日回京。”
就在浦熙修在上海短暂停留中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向《文汇报》发射了第一发重炮炮弹。这天报纸上刊出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署名“本报编辑部”，其实是毛泽东的手笔。他以转载姚文元的一篇短文为由头，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期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
《文汇报》当然感觉得到这批评的分量，报社开了全体职工大会表示接受这个批评。浦熙修在会上发言。她说，中宣部是爱护《文汇报》的，对这一个时间的资产阶级倾向，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有错就改，不要情绪波动，要经得起考验，并说自己也受到很大教育。
回到北京，浦熙修即写了一篇《划清界限，参加战斗》，表示要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文章里，她还以一种坦然的心情辩解说，“《文汇报》完全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得到党无限的关怀与帮助，去年十月复刊后的编辑方针也完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帮助下，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制订的”，“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事实的”。她把这篇稿子送给彭德怀看过，才寄到《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表态是虚，辩解是实，当然是不能蒙混过关。
几天之后，来了更重的一击。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的意义远不止批判一张报纸，它是正式声讨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章罗同盟）的檄文。毛在这篇社论中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具体到报纸，社论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为了把罪责落实到具体的人，社论中写了这样惊人的一段：“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在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对徐铸成，还有一点笔下留情，只是以“文汇报编辑部”一语代之，虽然人们一看就明白说的是谁，总算是还没有挑明。对浦熙修就完全不留情面了。毛在执笔写这篇社论的时候，当然是完全了解浦熙修同罗隆基的私交，所以如此行文。可是广大读者并不了解他们的这一层关系，于是《人民日报》就刊出华君武的漫画《犹抱琵琶半遮面》，对此加以诠释。
浦熙修从此就担当了给这篇社论作注释的重任，她必须交代同罗隆基的关系，交代她对罗隆基的了解，交代罗隆基怎样通过她来控制和指挥《文汇报》的。在多次批斗她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就围绕这些题目追问她。
罗隆基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于六月三日离开北京，赴科伦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二十二日一回到北京，即面临了这样一个局面。六月二十五日，他出席了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接受批斗。会上，他的老友费孝通、潘大逵、彭迪先、叶笃义等人都奉命作了批判发言。浦熙修也被通知到会。她在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浦熙修在会上为罗隆基辩解，她谈到罗隆基从国外回来后没有和她谈过什么问题。浦熙修硬说罗隆基和《文汇报》没有关系。但她又承认，只有一次在罗隆基家里请过各民主党派人士吃饭，谈《文汇报》怎么工作，普遍征求意见。对叶笃义揭发罗隆基不让听《文汇报》党组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这件事，浦熙修为罗隆基作了这样的辩解：她理解罗隆基的意思是说党员水平低，罗隆基知道得更多些。”
六月三十日民盟中央的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人民日报》的报道说：“罗隆基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百般进行狡辩。晚上的会议一开始，大家就愤慨地对罗隆基的错误以及他的不老实的交代进行揭发和批判。”
徐铸成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据《人民日报》报道，“他开始承认罗隆基通过浦熙修和他利用《文汇报》作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徐铸成说，解放以后，浦熙修参加了《文汇报》，罗隆基一再对我表示，浦熙修所以肯在《文汇报》工作，是因为他的关系，好像他从此以后，对《文汇报》就应该有特权。几年来罗隆基除掉和我见面时影响我、利用我以外，主要就是通过浦熙修表示他对《文汇报》的意见。”接着，徐铸成说了北京办事处的几件业务活动，都指为罗隆基控制《文汇报》的事实。《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徐铸成在揭发了罗隆基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的一系列的事实后，要求浦熙修检查揭发罗隆基如何通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利用《文汇报》的事实，要求浦熙修赶快和罗隆基划清界限，揭露罗隆基的政治阴谋。浦熙修继徐铸成之后发言。她虽然表示要和罗隆基划清界限，说是要‘由右向左转’，也谈了一些关于罗隆基在解放前同美国领事馆的关系，在解放后同张东荪的关系，但是，对徐铸成发言中提到的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活动却竭力加以掩盖。她承认以前说‘《文汇报》与罗隆基没有关系’的话是错了，但是她只说《文汇报》复刊时，章、罗十分赞成，她说，她只是‘不知不觉地受了他们的熏染’。浦熙修没有揭露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真相。”从《人民日报》的这些报道中，可以感觉到浦熙修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七月三日晚上民盟中央举行第三次整风座谈会，这已经是毛泽东提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社论发表之后了。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宣布责成罗隆基就四个问题进行交代，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人民日报》报道说，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罗隆基扯了许多不关紧要的闲事，而根本否认了徐铸成等已经揭发的通过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这个严重问题。甚至把某些无法抵赖的重要事实轻描淡写为一两句不妥当的话。当千家驹起来质问他，《人民日报》社论对《文汇报》的批评是否事实时，罗隆基竟然狡猾地说，‘我不表示意见。说没控制《文汇报》，你们说我是狡赖；要承认，我又不愿乱给自己戴帽子。’”这篇报道还说了：“浦熙修在会上发言，她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些信件，这些大多是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已经谈过的东西。”
《人民日报》在七月一日发表社论批评《文汇报》，《文汇报》即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在二日和三日两天的报纸上连续发表长达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