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6-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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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在七月一日发表社论批评《文汇报》，《文汇报》即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在二日和三日两天的报纸上连续发表长达一万多字的《我们的初步检查》，表示完全接受《人民日报》的批评，把他们复刊以来的部全工作都检查成错误。例如关于电影工作的讨论，这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是受到毛泽东的赞许的，现在也承认是“我们大量刊登了一些抹煞解放以来电影事业成绩的文章”，是错了。
　　《文汇报》的这篇“初步检查”也表示接受毛提出来的“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个说法。说：“浦熙修和罗隆基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当《文汇报》去年复刊前夕，罗隆基就约了浦熙修同去北戴河。《文汇报》复刊后，浦熙修在报纸工作中，就贯彻着罗隆基章伯钧的反动观点。浦熙修不是向党靠拢，而是事事向罗隆基、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分子请示，布置本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她还经常在北京办事处进行‘传达’。现在检查证明，她所‘传达’的，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指示。这样，就使得北京办事处的编辑和记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被浦熙修引往错误的道路。”这篇《初步检查》还说：“许多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专拣‘尖锐意见’，少写甚至不写正面意见；以北京办事处而论，五月份发过五十八条专电，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即五十六条）是反面意见或突出了反面意见。”这当然都是浦熙修的责任。
　　新闻工作座谈会也在批判浦熙修。《人民日报》报道说：“在七月四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拖延、抵赖、拒不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民盟右派系统的真实情况，遭到了大家有力的抨击。在群情愤慨下，浦熙修说她将在明天‘老老实实地交代对人民的罪行’。”在这天的会上发言批判她的，有《人民日报》西方部主任高集，这位在下关惨案中一同遭到特务毒打的难友，有北京办事处的同事梅朵，而《新民报》的老同事陈铭德、邓季惺也在同张恨水、赵超构、张友鸾的联合发言中要求她和徐铸成好好交代。这些发言批判者中，除了高集、张恨水和赵超构三人之外，其余几位后来也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事实上他们也都是在高压之下不得不来作此表态发言的吧。
　　第二天的会，《人民日报》报道说：“七月五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按照昨天散会时决定的议程是听取浦熙修的‘交代’。但浦熙修用了许多空洞话来搪塞大家对她提出的问题。”会上，北京办事处记者谢蔚明发言揭露说：“浦熙修十几年来常常以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自命，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浦熙修已经和共产党划了界限，她的前夫袁子英曾经和她约定过，袁不参加国民党，浦不参加共产党。当时浦是答应了的。”《大公报》的王芸生也发言，他责问：刘光华是刘王立明的儿子，和罗隆基有密切关系，他是怎样被吸收到北京办事处当记者的？《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说：“浦熙修对于这些问题，有的支支吾吾地作了答复，有的避而不答。下午六时半，主席宣布休会。下星期一要浦熙修继续交代。”
　　“在七月十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开始作了一些交代。”《人民日报》报道说：“浦熙修说：民盟四月全国工作会议以后，罗隆基就大为高兴，说是党员要从盟内撤退，民主党派从此可以真正作到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民主党派大有搞头了。浦熙修说：罗隆基总是认为当森林工业部长委屈了他的才能。解放初期他想当外交部长，后来又想当司法部长，现在罗隆基是一心想当高教部长，他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抓大知识分子。……浦熙修说：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作其他报刊的工作。去年四月二日罗隆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该争’。去年十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罗隆基又指使他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办事处来工作，并且要重用刘。以后在整风期间，刘光华就到处点火。《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分子为中心，兼顾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多替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文汇报》在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的话。我们告诉他党组换了人，他说：‘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负责干部。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办事处工作。”
　　在七月十九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又责成浦熙修继续交代罗隆基的问题。她实在没有什么新内容可说了，只好重复以前座谈会上说过的事，不过把帽子戴得更大些，例如说什么“无条件地接受章、罗联盟所把持的民盟中央的一切指示和歪曲传达，作为办事处的指导思想”之类。新的事实，她想出了这样一些：“罗隆基的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罗常说：共产党员一样是人，凡人就有名利欲望，党内的问题也多得很。罗把高饶事件、胡风问题都看做是‘党内的宗派主义’。罗又说，社会主义所以不断地要搞劳动竞赛，还不是从名利上来鼓励人的积极性？竞赛与竞争有什么区别，我看不出来。每个人都是想往上爬的。罗隆基还说，他想写一个以梁漱溟为中心人物的悲剧本，并且说今天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呢，在他的上述悲剧写出后，一定会‘惊天动地’。罗隆基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匈牙利事件后，罗最突出的意见是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认为宁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苏联出兵好。去年埃及抗战时，罗曾对浦说过他对于纳赛尔是否能支持下去是怀疑的。罗还很欣赏艾森豪威尔在埃及问题上的做法。罗说：这次美国做得漂亮，既得了人心，又攫取了利润。”看来，她是把能想得起来的听罗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拿出来交代了。
　　新闻界斗完了，到了八月，又将浦熙修转到民盟，参加民盟对罗隆基的斗争。在八月十日、十九日、三十一日民盟中央批斗罗隆基的会上，浦熙修都奉命作了发言。主要都是讲一件事，就是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时候，罗都是支持李宗仁的。浦熙修在八月三十一日的会上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封信中的一段：“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假使你读过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他手中亦无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讲的是李宗仁有可能向蒋介石“逼宫”的事。可是她在发言中却作了一点曲解，说是“罗隆基想做王莽”，说是“他以为现在是‘瓦解之势已成’，只要他们这些‘乱者一呼’，就会‘天下四应’，他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篡夺党的领导权了”。
　　即使从当时《人民日报》上刊出的这些材料中，人们看到她万般无奈地作的这些检查和交代，也可以想象到她所承受的压力之大了。这段日子她是怎么过来的，可以看看北京办事处的同事朱嘉树的回忆：“新闻界反右会的压力越来越大，火力越来越猛，目的显然要把‘章罗同盟——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条黑线坐实。罪责如此沉重，浦二姐万念俱灰，流露出寻求解脱的念头。主持北办反右运动的高集、唐海，都是浦二姐的老朋友，怕她出事，特地把她的女儿叫来陪她，防止发生意外。就在这种情况下，浦二姐还帮我检查。当时我是民盟北京市委直属北办小组负责人，我定自己的罪行是恶性发展盟员，把北办记者尽量拉进民盟。她帮我上纲上线，说那是‘以盟代党’，这样才能与章、罗的‘政治阴谋’联得上，真是天真的浦二姐，善良的浦二姐。”
　　这件事，她女儿冬林的回忆说得更详细些。这时，冬林是北京航空学院四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她说：
　　“一天，同学们拿着《中国青年报》给我看，报上报道了斗争大右派浦熙修的新闻及娘挨斗的照片，我真是大吃一惊。她解放前后被党称赞的事迹还历历在目，怎么忽然变成大右派？但深受党浸透骨髓教育的我，认为党说的还会有错？肯定是娘在哪方面有了错。不久，我得到上级组织（全国记协通过北航党委）的通知：为了斗争娘又防止意外，要我回家。我回到家，娘已卧病在床，过去得的胃病与失眠症加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且要被迫写交代材料，应付每天几场的批判斗争会。娘想，自己一生热爱着党，追随着党，却被党视为敌人，她困惑不解。她求证不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政治公式的解答，她的身心被苦苦地折磨着，精神几乎完全崩溃，活不下去了。但她终于没有选择那条路，为的是想弄个明白，她坚强地挺着。当时有人民日报记者高集来做她的思想工作，促使她交代问题，后来由文汇报唐海及人民日报的常工主持办事处的反右斗争并做她的思想工作。家里有我大姨浦洁修遵照周总理、彭老总、刘仁（北京市委书记）好心的嘱托来帮助她，三姨浦安修正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也抽空前来开导她。我在家一个多月，对她说不出什么道理，只能是默默地帮助她整理材料，与大家一样，焦急地希望她赶快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站出来，且略略注意她的安眠药别吃多了。
　　“在大家的帮助下，她不得不找出过去的日记、信件，大家急忙运用毛泽东确定的政治公式帮助她查找‘问题’；又将这样找出的‘问题’往这个公式里套，来说明她的‘错’。大家绝对深信不疑，这样做是帮助她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站出来的最好方法。在当时已形成‘党是绝对正确的，有错就是自己的’思维模式形势下，相信党胜过相信自己，相信党胜过相信事实，以信念代替自己思想的娘，一次次地写交代，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她希望自己回到人民的怀抱，也希望罗隆基能认识党给他指出的问题去交代，早日得到人民的谅解。在这种情况下，娘写下的一次次交代材料，一次比一次升级，才能应付不断升级的批判斗争大会需要，结果更深入地掉入那个公式所定下的‘大右派’万丈深渊。”
　　罗隆基可是并不承认这个公式，不承认他通过浦熙修控制了《文汇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检讨的中间说：“《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间是受人（引者注：这里的‘人’，他是说毛泽东）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在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五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六月三号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期间，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
　　这一场斗争的结果，《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可说是全军覆没。十名记者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有七人，他们是：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谢蔚明、杨重野、刘光华、朱嘉树。其余三个作为内控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
　　一九五八年春天，浦熙修被撤销了新闻界的一切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与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她二十年新闻记者的生涯，就此终结。
　　七　旧闻记者
　　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浦熙修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全国政协。她不能再住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了。她继母托人帮她在西城锦什坊街孟端胡同友爱巷二十三号找到一间私房，租住了。房东姓吕，原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房间很窄小，简陋，而且是北房。好处是有个小独院，很安静。她就在这里安顿下来。
　　她必须适应并且习惯这身份的突然改变，从几乎是沸腾的生活中突然冷落下来。幸好父亲、继母和姐姐还不时来看望她，使她在孤寂和苦闷中得到一点慰藉。她不得不忍受歧视的冷眼。就是自己的女儿，从实习地寄信来，信封上只写个“浦熙修收”。她想，不能写同志，不能写个“先生”或者“母亲”吗？她觉得伤心。
　　一九五八年七月，民盟送浦熙修到中央社会主义学校学习。她以一种虔诚的心情学习毛泽东著作，觉得只有照毛说的那样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才是自己改造的根本途径，就坚决要求下放到农村去劳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她到了石景山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当地农民并不认为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就是他的敌人，还是亲切地叫她“老浦”，要她跟别的人一样参加生产队里的会。不久，公共食堂办起来了，就让她上半天劳动，下半天帮食堂做点管理工作。这更应该看作是没有歧视的表现。比方在湖北，王任重定出的章程，是“不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在公共食堂担任任何职务”的（见195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不多久，她胃病复发，呕吐不止，只得回到城里来治病。这时全国政协新成立了一个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需要人做事，就把她留下来，不再回生产队去了。
　　一九五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作为庆典的一项内容，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提出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消息。消息说：“这一批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有：黄琪翔、费孝通、叶恭绰、林汉达、潘光旦、浦熙修、向达、薛愚、袁翰青、陶大镛、陈铭德、谢家荣、费振东、谭志清、金芝轩、吴文藻、刘瑶章、曾彦修、王曼硕、范澄川、雷天觉、彦涵、董守义、陈明绍、裘祖源等一百四十二人。”摘掉了帽子，浦熙修被任命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教组副组长。她对人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那就当旧闻记者吧。”
　　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举行茶话会，招待六十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号召大家把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他说：“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从那时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根据他的这个提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七月二十日成立，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并决定将征集到的材料编印为《文史资料选辑》陆续出版。这个工作需要有文章高手参加。有的材料有史料价值，文字却需要加工，甚至还有需要代笔的。这样，“旧闻记者”也颇有事可做了。
　　机构新建，业务繁忙，正是用人之际，她就向领导上推荐了子冈。子冈这时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她早就是知名度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