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6-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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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新建，业务繁忙，正是用人之际，她就向领导上推荐了子冈。子冈这时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她早就是知名度很高的名记者，领导上一听就知道这是可用之才，就把她调来，分在文教组工作。关于这事，梁柯平在悼文里是这样说的：浦熙修“偶遇同遭厄运的子冈。她把子冈推荐到政协文史办搞‘旧闻’，使子冈免于拖着残腿再下农村受罪。于是这两颗落难的双星，又在一起过了几年对桌而望互相切磋慰勉的日子。熙修身处逆境仍竭尽所能帮朋友一把，正是其忠厚温良所在”。子冈本人的说法却与此稍有出入，她说：“熙修实在是幸运的——没被发往边疆强制劳动，保留了政协全国委员的头衔，而且在第一批摘帽（名字再一次见了报！）后，荣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属的文教组的副组长。虽然依然住得很近，但彼此往返没有了。只记得，在某些非常偶然的相遇场合，她向我强调文史资料委员会是因周总理的提议而设立的。她相信自己有过一段新闻工作的经历，为这种工作贡献微末还有信心。她甚至还说：‘相信你也可以参加这项工作，子冈。’她不是预言家，但这句话却真应验了。一九六○年，曾经在农村和工厂连续劳动，又面临下放，并且还未搞清问题的我，忽然调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作编辑。这是该委员会的一位党员副主任做主决定的。熙修是一个小小副组长，实在帮不上忙，她力不从心啊！但是巧了，我被分配在她这副组长名下当组员，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梁柯平和子冈二人说的看似不同，其实并不矛盾。下调令，一个摘帽右派担任的小小副组长当然无此权力，帮不上忙，力不从心。但是向有此权力的党员副主任推荐，提请他考虑有这样一位适宜于此项工作的人员，调来以加强力量，使文史委员会的工作更快做出成绩，这就是一个小小副组长完全可以做的了。她偶然遇到子冈，向子冈说“相信你也可以参加这项工作”的时候，心里就动了向有权者推荐的念头了。“相信”这两个字，一方面表示她对这一推荐是否成功并无十足把握，一方面也表示了她还是有颇大信心的。她这样做，说大一点，是想帮助一位同在难中的老友多少改善一下处境，提供一个可以回到她驾轻就熟的文字工作的机会；说小一点，是为自己找一个得力的帮手，让她为自己分担一分劳累。她不过是做了一件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的事情。强调浦熙修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起什么作用是并不必要的。
从子冈的这篇悼文中，可以看到浦熙修当年在文史委员会工作的点滴情况：
“文史资料委员会设在由满清顺承王府改成的全国政协机关大院的几间厢房里，房子几经维修，油漆彩画，电灯电话，地板还常打蜡，总之是够华丽的。但熙修和我隔桌相对，虽还不至于心如死灰，却再没有当年并肩采访时那种意气风发的劲头。又巧了，四十年代在国统区曾采访过的许多军政要人，横亘了五十年代的战犯阶段，六十年代又成了文史资料的组稿对象。其中有若干位一跃为文史资料的专员乃至全国政协委员，很需要我和熙修仰视呢！真搞不懂，党的政策为什么对那些曾是‘外人’的人那么宽，而对于曾经是‘自己人’的人却如此严呢？！
“熙修在那一段感情上十分复杂……她很想在业务上和学识上追赶所熟悉的几位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买了不少书，并经常认真读到深夜。但时时打断她认真读书的，是一种痛恨并诅咒自己的情绪波动。那几年，每逢重要会议场合，她总是设法避开周总理和邓大姐。有一次被徐冰同志叫住，让她去见。她时常怀念并信仰那种真诚炽热的感情。”
一九六○年一月，《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出版，刊出长长短短史料十一篇。虽然不知道浦熙修在其中做了哪些工作，想到初创时期人手不多，其中必有她的心力吧。第十一辑上刊出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却是浦熙修作为旧闻记者第一项重要成绩。同仁堂是北京著名的老字号，创办于一六六九年，到那时已近三百年了，经营药材，炮制膏丹丸散，供应市场之外，更供奉御药房。它的历史情况是很值得整理总结的。据袁冬林说，这一篇是“在一九六○年，她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走访同仁堂，亲自深入到制药厂、柜台，了解制药、配药的全过程，搬回家大量同仁堂的药目和帐本等史料阅读，花了很多心血而写成的。她认为当时不宜署自己的名，和乐松先生数次相商，文章还是按第一人称写而署乐松先生名，但这并不是乐松先生的本意”。她还有意写北京大学的校史，为此她阅读了大量的《北大日刊》等第一手材料。
《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一连几篇都是文教界右派分子的文章：宋云彬的《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费孝通的《留英记》，潘光旦的《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林砺儒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刘王立明的《沪江大学始末简记》，写的都是亲身的经历和见闻，是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文章想必都经过浦熙修这一位文教组副组长之手吧。这些作者原来都熟识，大约也都愿意接她约稿的。
她对这工作很投入，努力把它做得更好些。她还有更大的抱负。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她在日记中说：“今后计划于五年十年内一边搞史料，一边读古书，两者都积有相当基础后，能够搞出一部文化史来。”在这天的日记上，她还写下了她政治上的追求：“沈大姐（按：沈兹九）鼓励我申请入党，今天长江同志的话使我觉得必须要照此做去。我最近必须要找个机会提出来。”这反映出她对党的一片痴情。她不知道，在她写这段话的一个月以前的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就甄别右派问题作了一个十分严厉的批示，说是主张甄别的“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浦熙修作为一名钦定右派，她这申请入党的愿望又如何能够实现呢。
在约稿工作中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的日记说：“夏衍不见，算了，不要勉强，自力更生搞些成绩，自然会有朋友。”字里行间，含蓄地流露出了一种委屈之情和对夏衍的不满。其实，这并不是（或者说主要地并不是）夏衍拿架子，拒绝接见。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不久以前（9月24日至27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阶级斗争的弦拉得紧而又紧。会上批判了小说《刘志丹》，指为以小说反党。又进一步扩大战果，追查革命回忆录。夏衍根据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被指为歌颂王明路线。浦熙修要求会见他，为的是约稿，约他写回忆录一类的稿子，这时他当然也就无法应命了。在那阶级斗争日渐紧张的大背景之下，组稿是越来越难了。
不过她不灰心、不气馁。在刚刚出席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以后几天，她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说：“社会关系还是要多方打开，才能有利于工作。这次会中稍稍拜访了一些人，觉得组稿还是有希望的，过去的圈子自己限住了，这也是一九五七年后反右的环境与心情使然，以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可以恢复些关系，但主要的是要充实自己，自力更生的方针也适用于一个人的工作，所谓自助人助，千万不可存依赖思想。”隐约地流露出了反右之后受到压抑的心情。
女儿冬林谈到这段时间里的一件事情：“六十年代初，爸爸从上海给我来信，谈到他工作单位借故他眼睛深度近视要他提前退休，他一家四口生活困难。娘知此情况后，致函上海多位老友（曹仲英、赵超构等）为爸爸想办法，终于为他在上海民革找了一个职位，每月可拿一二十元贴补家用，她这才了却一桩心事。”这是她最后一次帮助过去的丈夫。这时她自己也在困顿之中，是靠了一些老朋友的力量才做到这一步。
八 最后的几年
一九六五年十月间，浦熙修病倒了。起初是肠上长了息肉，大便潜血。因忙工作没有及时治疗。到十二月，出现脓血，到医院化验，才知道是直肠癌。她很后悔，没有及早把息肉取掉。十二月二十三日她住进了北京医院，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动了手术，即到香山疗养院休养，到六月七日才出院。
正在这时候，我们民族的一场大病——文化大革命发作了。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了“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掀起了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向这“四旧”进行猛烈冲击，逐渐发展到抄家、打人。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他的推动之下，红卫兵破“四旧”的运动更如火如荼地展开。八月十四日的报纸上，刊出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红卫兵运动更进入了新的高潮。全国政协的机关也受到了冲击，无法进行工作了。八月三十日，政协主席周恩来决定，从即日零点起，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暂停办公。浦熙修也就无班可上了。
这一场大风暴袭来，浦熙修年迈的父亲因抄家受惊吓去世了。姐夫杜春宴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不堪折磨，去世了。妹夫彭德怀更是当然的黑帮被轮番批斗。袁子英也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中。
八月的一天，红卫兵来抄了浦熙修的家。房东吕太太，和她并排分住在另一个小院的，就在这一次抄家中被活活打死了。她的房子就成了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浦熙修被吓得目瞪口呆。可是她病中没有力气，只好把继母接来帮着清理和收拾那许多书籍。为了怕留下来惹祸，把那些一直看做珍宝的书，烧的烧，卖的卖，处理掉了。对于这样的现实，她越来越无法理解。十月二十一日她的日记中说：“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却不懂得政治。”这时，她终于认识到自己不懂政治了。一个纯真的人，把自己的理想、愿望，当作现实去追求，哪里能够懂得实际的政治是多么复杂啊！这不是浦熙修一人犯的错误，许多知识分子犯的也是这个错误。甚至比她更老练更自负的罗隆基，他不会承认自己不懂政治的，但其实，他懂得了多少呢？
在这样恶劣的恐怖的环境中，到十一月，她的直肠癌手术后复发。十二月，她还拖着病躯去参加民盟中央机关的学习。到一九六七年三月，她已经完全无力行走才停下来。
医院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子冈回忆说：“做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熙修，本该照惯例住进北京医院，但此时想住进政协近旁的一家市级医院都颇有阻力了。当时机关的审干领导，甚至要我写一份浦在解放前言行活动的材料，借此判断浦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再决定是否同意她住进那家市级医院。”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北医附属人民医院的病历上竟有这样一页记载：“住院号112936，今日上午十时余，病房全体休养员召开大会并写通令，对大右派分子浦熙修批斗，令其下午出院。”幸好医院里的徐大夫同情这个病人，常来她家给她治病，还教会她家的保姆刘嫂打针。这事后来给医院知道了，这一位好大夫因此受到批判。
金若年回忆说：“有一次她病得很重，民盟中央派王健同志去看望她。当时她提出的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民盟中央把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还给她，她为此心里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经组织上同意，就把这些信件归还给她，她当时非常感激。”这时候罗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她已经没有可能向他解释，当时是在怎样的高压之下才万般无奈地把这些珍藏的信件拿出来的。在明知生命已经临近终结之际，逝去的旧情当然是无法追寻的了，但是至少，得把他给我的这些信件要回来，这里面记录了两颗心之间的深挚感情。
这时候，她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了深情的告别信、还写了一篇自传。结尾说：“我病已三年，我住医院的时候，民盟、政协的人还来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今年好像与世隔绝，连家人都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已快结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传，供政协大联委总部审查。我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还是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自己。”
这里，她伤感地说“连家人都不来了”，她不知道，这时女儿冬林被关在学校里挨斗，妹妹安修，弟弟通修也都被斗得死去活来。
一九七○年三月初，冬林下放到河南确山北航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去看望病重的母亲。熙修知道，这是母女的永别，她流泪了。她知道女儿胃不好怕冷，把自己的旧皮猴、皮背心和皮褥子都让她带去。这皮猴还是她在朝鲜战场上穿过的。三月十九日，她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冬林：你走后的第四天就收到你来信了。我就是没有精神回信，今天决定打起精神来回信。你叫我坚强些，我接受你的意见。你走后我吐的回数更多了，吃牛奶都吐，现在早上只敢吃半杯，下午再吃半杯。但合乎口味的东西我还是能吃，如外婆这次做了素什锦，我就吃得很好。现在也没有人来看我，只有星期日下午外婆来一趟。托人买东西是困难的很。老张不大肯多尽义务。难得托他一次，特别取药困难，他就不肯去了，只好还是刘婶去，刘婶高血压一百九十，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你的新生活开始了吧，一定非常新鲜有意义，望你能在其中彻底改造世界观……”
这是她的绝笔。写这信后的一个多月，四月二十三日，她就在北京医院急诊室的走廊里与世长辞。只有刘婶一人在场，没有一个亲属。一代报人浦熙修就这样抱恨终天，悄然离开人世。她不知道，比她早几个月，袁子英死在上海提篮桥狱中。
浦熙修死后，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死去，接着是逮捕了江青等四人帮。一九七八年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一份文件中提出浦熙修的右派属于错划。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开了浦熙修委员追悼会。开追悼会的前一天，在北京医院住院的陆定一写信给袁冬林、士杰姐弟：
“得悉为你们母亲开追悼会的消息。我和你们的母亲相识在重庆谈判期间，她是一个很精明强干的女记者。那时《新民晚报》是她，《大公报》是高集，在宣传报道方面给我们党的代表团以很大的帮助。她文章写得快，文笔又好，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她和我党代表团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一九五七年，她遭到了打击，这一点我至今深为遗憾。现在给她平反，是完全应该的。”
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