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东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战略能力塑造-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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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文木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1661 更新时间：2008…5…5
东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战略能力塑造
——兼论“科索沃独立事件”对美国全球霸权的终结意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 张文木
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
—— 恩格斯
战略文化属于软实力范畴。在这方面，东西方各有各的特点，不同的特点使东西方大国产生不同特色的国家战略能力，并引导这些国家出现不同的国运变迁。笔者可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这个主题。
一、 东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战略能力
软实力的说法可以追述到孟子说的“以仁假力者霸，，霸必有大国”＇1＇。仁，就是软实力；力，就是硬实力。仁须假于力，这才叫大国。光仁没有力，这不行；光力没有仁，也不行。大宋时，很仁义，也民主，知识分子地位高，就是这时军人地位不行。辛弃疾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最后弄成词人。明时编《永乐大典》、清时编《康熙字典》，工程都浩大无比，但都没有由此赢得国家尊严。
那文化是不是不起作用呢？并不是。中华文化在中国战略运用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中国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曾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对世界影响最深远的帝国。中世纪的中国可以说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当年马可波罗到中国来，感觉遍地都是黄金，就跟今天我们一些人到美国感觉一样。清朝的时候，西方人还在学我们中华文化呢。大家读一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对中国很敬仰，他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看作哲学的故乡；认为中国是有国运的，印度不行；认为中国将来是必然要起来的。＇2＇
其实，真正把黑格尔思想保持和运用好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东方人。黑格尔是个大思想家。但是，他的思想对西方的影响并不象我们理解得那样大，在西方更多的只是摆设品，没有坐上哲学头把交椅。西方用得多的还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较机械，其思维呈“微积”式变化，其认识方式将一切无限变化的事物先固化为不变，将一个整体的事物越分越细，通过无限分割出来的不变片断微积达到对事物变化的认识。形而上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将事物变化固化并形成规则，并将其转化为机械性运动和可控的程序化管理，电脑的出现就是形而上学在这方面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极品贡献。但是，对于事物的非程序和非机械性运动，形而上学则一筹莫展。电脑只能被用来制作“命令”程序，离开人的思维，尤其辩证思维，它就不能用来制作“命令”本身，其版本也不能自觉升级。电脑不管它如何先进，离开了人的“命令”即思维和人为升级，那也是死物一件。制作“命令”则需要辩证法。东方是辩证法的故乡，这活只有交与东方人完成，这也可能是印度软件业发达的原因之一。
西方是形而上学的故乡，西方人更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大师，他们用“微积分”式的思维将形而上学发挥到极致。但在东方人擅长的辩证法上，西方人往往显得笨拙。形而上学解决问题，更多是依靠增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大家看，小布什的战略重视形式，轻变化，形而上学，一根筋打到底。为什么，他思维没有辩证法，不能自觉升级。他打伊拉克，用成吨黄金去砸那些数不清的目标。除了食洋不化者，东方人是不会这样的。东方人知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我为主，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万物皆备于我”＇3＇。
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4＇比较而言，东方尚简，西方尚繁，简单需用智慧，繁琐则要要力气。东方的菜肴很丰富，而用餐工具主要就一双筷子。西方的菜肴简单，吃饭时要用一堆刀叉。东方的乐器多数构造简单，西方的乐器多复杂得象台机器。东方的绘画多是讲究“轻描淡写”，西方的绘画则多是“锦上添花”。论改革，东方邓小平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重变化，极富弹性；西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从大手术入手，直切苏联政治“心脏”，将本来只是一个“病人”的苏联，硬放在“手术台”上被肢解成了“死人”。论军事，西方的克劳塞维茨的“主力决战”的军事理论，是通过大面积毁灭和杀戳实现战争目标，这与见癌细胞要“化疗”的西医式思维一样。东方兵法则讲究正奇相兼、虚实转换，讲究釜底抽薪和活血化淤。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活农村之“血”化了城市之“淤”；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从平津和淮海下“药”，和平地解决了北平问题。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表现在北方的“炎症”，也要从南方下药。一句话，今后治疗西方全球化之病要用东方药方。
美国人现在医疗成本也非常高，而我们还在步其后尘，这一定不是正确的方向。无疑，西医在许多病理上，尤其是在器质性病理上有其特殊的积极作用。但在综合复杂的模糊领域，它就显得笨拙和不着要义，这使其治疗成本高居不下。我曾到医院去看病，一个感冒花了700多块钱；而中医给我看，只花了5块钱，号脉不用钱。西医的费用多用在判断即检查上，要用一堆机器，中医只号号脉就解决问题。俾斯麦曾回忆说，1859年7月，他在彼得堡时腿部有一根静脉受伤，剧烈的疼痛使他求助外科医生，这医生建议将俾斯麦从膝以下的腿锯掉。俾斯麦拒绝了这位医生的建议，后来洗了洗温泉澡，活活血，病就“恢复到可以走路和骑马”的程度，10月俾斯麦还陪同摄政王前往华沙去会见俄国沙皇。＇5＇前一种方法是西医的方法，大事小事就下刀子，后一种则是中医的方法，讲究辩证治疗，其结果往往以不牺牲或少牺牲来解决问题。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差异，使东方人的思维极富弹性和可持续性，其学习和批判能力都很强。“9·11”事件表明，目前西方的形而上学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今后的世界发展模式将向东方回归。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6＇五千多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几个。因此，我们不要忽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更不必妄自菲薄。大家看，中国近世发展起点低，但崛起速度在世界各国中是罕见的。这与我们五千年历史形成的积淀深厚的文化优势有很大的关系。且不说从1901年《辛丑和约》时的中国到北伐胜利这25年中国的快速变化，大家只要看看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历史就足以说明问题。1940年中国已分成若干个政治实体，那时中国在同盟国中起点最低，可1945年中国就并合为两个政治实体并一跃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到1949年中国除台湾外基本实现国家统一；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曾打败日本人的美国人；196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核国家，而中国完成这奇迹般的转变只用了24年的时间。
同样的情形也曾出现在欧洲，但结果则正好相反。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欧洲统为一体，其意义相当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秦之后的西汉更为集中和统一，国力日益强大。可在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签订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此后欧洲地理版块象“微积分”一样越分越碎。这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迄今仍极难修复和英、俄、美等可以操纵的破碎根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思维差异。西方人重分析，并且是形而上学式的“微积分”；东方人重综合，而且是大一统式的综合。这反映在中国“仁”学观念之中。仁，是一个“人”与“二”的组合。“二”，就是对立关系：天与地对立、人与人对立、人与自然对立等。“二”，即反，俗语说这个人特“二”，意思就是这人脑子经常矛盾。仁，讲得就是对立统一，就是要将特“二”的事物统一起来。这是东方哲学的要义，也是东方精神的要义。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在1945年，在中国南方，马歇尔叫蒋介石不要过江北时，蒋宁可下野也要北上统一中国；在北方，斯大林不让毛泽东过江，毛泽东更是不听，他拿下东北后，“不可沽名学霸王”，一气打过江南统一了中国。这就是中国人的大哲学：自家再打也不分家。如果当时形成划江而治的局面，那中国就要分裂；如果分裂，那我们今天来北京的同志就备不住要“签证”，这还了得。正是有这种统一文化，近世中国才有上述马克思说的“一天等于20年”的发展。靠什么？靠的主要不是物质力量——那时物质力量最弱，而是东方人特有的基于大历史和大哲学底蕴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最大的赢家。当时中国起点最低，崛起速度最快。对此，斯大林就看得明白，1945年他告诉蒋经国：“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7＇可见，东方的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应当是我们战略研究中最深刻基础。
二、国家战略最终是要刺刀见红的学问
西方的战略要学好。与西方人是在受到东方匈奴人和蒙古人征服后开始学习东方的道理一样，＇8＇凡是能打败我们的对手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这种学习得来的知识一定要经过中国经验的内化。比较而言，我们东方人学习能力强，吸收快。过去搞军事不行，但很快就在实践中成长起一大批中西战法结合的中国将军。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对中国人很有信心。1857年，他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9＇
西方军事思想在中国扎根，它也曾经过了一个内化的过程。上世纪初，日本人学习德国军事并迅速崛起，德国的军事思想后又被引进中国并渐成风尚。一些中国人到日本去学那些思想，蒋介石也去了。另一个是苏联的军事思想。苏联军事顾问及中国留日回国的学生使这些思想在黄埔军校扎下了根。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都有黄埔学来的那些军事思想。但是，在打硬仗的30年代，处于弱势的共产党人用黄埔学堂里学到的那些以量决胜的洋思想，对付不了拥有大量物质力量的蒋介石军队，部队从30万拼到3万，最后是在生死线上大家认识到并推出本土生长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不是黄埔毕业的，也没有现代人常说的“大专以上”的文凭；在三十年代他也没有读过什么克劳塞维茨。但是，他基于本土实践的认识，讲求“万物皆备于我”，以少胜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种思想到最后成了打败蒋介石的法宝：遵义会议之后，同样的黄埔学生，在毛泽东统帅下就打胜仗，而在蒋介石领导下就打败仗。正是30年代军事的胜利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政治指导地位。所以说，中国人学来的西方的东西，再好也要经过中国内化。只有中国化的东西，才能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并赢得胜利，而且是全局性的快速胜利。1940年中国已被肢解为若干块，1949年中国实现了统一，到1964年中国竟成了核大国。这正应验了孟子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当时，原子弹试爆的时候，正如尼克松转述周总理的话说，意思是：抗议的声音，如果太远是听不见的。＇10＇西方人听见中国原子弹爆炸声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国了。国家威信，威而信。外交上“遗憾”表示得太多就没有威信了。
世界曾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但是我想归根结底还得是东方的。因为我们东方文化，按黑格尔说法，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11＇风水轮流转，世界文明还得转回来。西方这种不可持续的、高成本的和依靠掠夺外部资源来支撑自己本国发展的模式已走到尽头。如按西式发展道路走下去，北方世界尽是“朱门酒肉臭”，南方世界则尽是“路有冻死骨”，世界这么两极对立和分化下去，何时是了？世界还得和平、和谐地发展。和谐才是世界本质。和谐思想的故乡恰恰是在东方。
战略，那是刀尖上的哲学。国家战略，不能只是请客吃饭和绘画绣花。它后边是要带刀子的。战略不是玄学，它是通过战斗赢得和平的学问。战略文化要有基于和平信念的战斗性，要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哲学是讲边界的。尼克松到中国来，在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见面，这个世界就变了。
运用国家战略是一种能力，这就是国家战略能力。国家战略能力，我认为是基于包括地缘政治在内的所有物质条件的国家战略的运用能力。其中运用是根本。我认为它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战略文化。就是民众对战略的认识和关心；换言之，人民支持和关心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最基础的东西。第二，战略文化之上形成战略思维。战略思维多是知识分子的事，他们为中国的战略高层设计提供思想养料。第三，就是政治领袖集团的基于前二者的国家战略管理能力。这三者共同形成国家战略能力。
发达的战略文化是发达的战略思维的前提。而战略文化的人民性是其强大与否的关键。如清朝时各方的文化积淀都很好，但是，百姓到处都是“莫谈国事”，这表明当时中国战略文化处于衰落阶段。我们知道，就在美国和日本崛起的同时，中国清末的国家战略能力严重下降，其特点是对战略人才从上往下的逆向淘汰。那时也出现海权理论，其先驱人物就是严复。他跑到英国去学海军。因为那时候中国不认洋文凭，他回来以后没话语权，得考状元。他几次乡试都没过关。就在美国的海权论鼻祖马汉在太平洋东岸指点江山的时候，而西岸的同行严复还在准备参加一次次的乡试。以致严复病卧榻上，最终弄成个翻译家，给后人留了个“信、达、雅”。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哀。与此相反，同时期的日本却人人关心国家大事，最终于1895年打败了中国。但日本的战略文化及建立其上的战略思维毕竟没有大历史和大哲学的底蕴，结果就出了东条英机那种有战无略即没有哲学的人，以至最终又输掉了太平洋战争。严复死的那一年是“飞雪迎春到”的1921年，这一年共产党诞生了。共产党是中国知识阶层中具有强烈的战略文化和超凡的战略思维的人组成的救亡组织。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更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战略并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战略最终是要刺刀见红的。
三、 美国国家战略能力迅速衰落，其角色日益从世界的操纵者向他国的“战略搬运工”转变
苏联解体之初，美国在中亚的布局是有利于美国的。当时塔利班在北面制衡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在西面制衡伊朗；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和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都是逊尼派，伊朗是什叶派，塔利班和萨达姆分别从东面和西面牵制着美国人的重要对手伊朗。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败又保留了萨达姆，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