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5-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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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论》，认识了一个“封建”很是清楚；大起来的五十年代初，读社会发展史，认识了另一个“封建”有了惶惑；再读郭沫若的大作，认识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似乎解了惑；可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整个犯了糊涂，不敢认也不知该认谁为“封建”了。所幸陈先生是受足了教育的高人，醒悟得快，成功心得在于：“从中学会了注意‘提法’的本领，因为那确实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实质是什么，反而成为次要的了。”〔9〕如此教育。
手头有新版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那是四十年代初刊印的高中历史教材，令人羡慕那年月的中学生，能以如此之文章为讲义：立论卓尔不群，叙述举重若轻，文笔渊懿美茂，读之不忍释卷。当然我们不会不注意到，那里面的精华之章节，正是《西周的封建社会》，以九个段落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把个封建帝国说真说透：
武王所肇创、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国”，维持了约摸七百年（公元前十一世纪初至前五世纪末）。……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期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
上面所提到“封建”一词常被滥用。严格地说封建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10〕
那年头，“论战”尘埃正是甫落未定，张先生只淡淡一句“常被滥用”便将其远远推开不争，自向后生们说道“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自信，不疑，言而有据，实是漂亮，然平朴，实在，不作半点夸张吓人。以张教授当时之盛名，告长假于清华之课务，缓行手头研究题目，潜心于上述的中学教材，念念于《史纲》之完成，虽在病中仍精思不休，遂使病势沉重不治。只此已足以为后世师范，况其“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高中生’。荫麟志不在小。近世以来，生搬强灌的‘道理’，不胜其烦。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摧枯拉朽，气势逼人。蛮横之余，负面的效应就是人人高谈阔论，以主义角争高下，却忘了许多脚下最平易的事实，最通常的历史知识。无论上下贵贱，愚蠢的历史错误总不断重犯，就说明了这一点。……与其空谈主义，何不即事求理？要求国人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自然地浸沉于历史的演化里，潜移默化，用心神会，不是比填鸭式训政更切实有效吗？”〔11〕
中国自封建始“郁郁乎文哉”。古时谨庠序之教，重的就是敦厚民风，清明教化，今天的说法是文化的濡化。不管怎么个“化”，只照现今这么“化”下去，只有眼睁睁看着“封建”化成个不中不西、非古非今的四不像。只怕有一天华夏的传人再无以明白何为“封建”了。
几次想求教于方家。李慎之先生应是看重教化之力的，十数年来或为文，或发言，从不放过“濡化”后生的机会，但从文字中，也读出了他老人家的无奈：
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论》，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该立的是什么。其结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李先生于八十年代末时就怀有如此之希望。数年后的一九九三年，李先生在与一位青年学者的通信中，又一次寄厚望于小子：
“积是成非”。我不会责怪你们这一代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担的青年犯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犯下的。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衰朽。“循名责实、正本清源”，是所望于后生。
数年过去后的一九九八，先生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依然在喟叹：
我虽然也曾几次写过短文，力言其非，但是远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十多年前我曾与一个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谈起这个问题，他倒很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又感到没有一个可替代的词。后来，我忽然说，就以最突出的标志命名，叫皇权主义如何，英文就叫emperorism，以与世界上现在已经用熟了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相区别。
已是二○○○年的前夕，先生又对采访他的年轻人说道：
现在教科书上说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其实不赞成的人是很多的，我也写过文章力辩其非。不过，积重难返，我辈人微言轻，胳膊拧不过大腿而已。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先生之于“封建”正名，可谓有劳矣。然而，以慎之先生之位之望之力，尚如此无奈，吾辈又能拿“封建”怎样？以行政命令定夺学术问题，实属可笑，更可笑的是，偏偏我们自己都还只有指望着以行政命令修改大纲，重新定夺。是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惜哉？痛哉？一向以绵绵“二十四史”傲视天下的泱泱华夏原来不识自家身世，使我羞于面对大方。中国古史之章回至今糊涂，“封建”其糊涂几为渊薮。呜呼！几家党争，一家独断，竟能轻改了一个民族文化之谱系，难怪李慎之先生以国脉民命之大是大非视之。“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先生对于封建其世人性之美盛、个性之张扬是十分地喜爱；深恶痛绝的，要数两千余年来皇权专制下的山呼万岁和与之响应的至今无改的子民心态。曾叹曰，若有来生，愿一辈子为中学教员，专设“公民”课教授之而尽去国人的“子民”心态也。不禁为先生操心了，文脉不续，“循名责实，正本清源”，已难待后生，因为那时的后人恐怕根本不知为什么要“复哀后人”，要指望先生讲授的课也太多，只这“封建”就难有几位明白人了。
不明白倒也罢，明白了，反教人为难了。不如让走进新时代的国人都读着二十一世纪的新教材，避“封建”之乱，乃不知有周，无论秦汉，难得糊涂，实在省心。
鲁迅三题
鲁 迅 三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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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说来天下姓周的兄弟该有不少，难得用上这个称呼；绍兴这家兄弟不止两位，别人也无法阑入。这么说仿佛不大讲理，但是的确如此。“周氏兄弟”的说法，最早还是由他们自己提出。一九○九年三月《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即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当然这多半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不过序言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可以认为是这本书的特色所在，亦未始不可看做译者的一种姿态。后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至少有一方面是在这里。
代表“文术新宗”的周氏兄弟未免登场太早，“华土”一时不能消受；他们之引起普遍注目，还要等上八九年以后。届时二人皆已在文化中心北京；蔡元培出掌北大，陈独秀主编《新青年》，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舞台。似乎“周氏兄弟”一说很快就在一个圈子里流行了。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三号发表刘半农《除夕》一诗，有云：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刘氏自注：“（一）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二）‘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投身新文学运动的有力促进者，多年之后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也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周氏兄弟”，显然首先是将他们看做一个整体；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这都可以看做是“周氏兄弟”这一整体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二人的文学活动一时原本不能截然分开，周作人那“中国新诗的第一首杰作”的《小河》，曾经鲁迅修改；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新版作序，署名周作人；周作人的几篇杂感，后来也收入鲁迅的集子《热风》。
“周氏兄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始终。其实二人间的亲情，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即告断绝，世上从此已无周氏兄弟。然而恰恰是在其后一段时期，“周氏兄弟”被他们的同志，尤其是被论战的对手一再相提并论。如陈源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西滢致岂明》）后来冯乃超攻击鲁迅，也说：“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艺术与社会生活》）从而赋予了“周氏兄弟”以超越于实际意义之上的文化意义。“周氏兄弟”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在“周氏兄弟”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概念的过程中，一本二人均积极参与的杂志《语丝》起了重要作用。《语丝》前一百五十六期，周作人事实上负全责，而鲁迅为主要撰稿人之一；杂志在北京被禁，移至上海再办，由鲁迅主持，周作人发表文章仍然不少。他们在各自开垦自己的园地（鲁迅是《野草》，周作人是《茶话》等）的同时，经常共同出击，或彼此呼应。及至鲁迅编完《语丝》第四卷后，交卸编辑职务，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二人很少在同一场合发言，“周氏兄弟”失去了共同语境。
另一方面，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也有所变化。鲁迅“进”到社会批判，周作人“退”为文化批判。然而鲁迅的社会批判有文化批判做底子，周作人的文化批判也不无社会批判的象征意义。三十年代，二人已经分属左翼与自由主义这样不同的文化阵营，时而互相不点名地以笔墨相讥。在当时人们的论说中他们很少再被一并提起，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的“周氏兄弟”其实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对一般受众来说，感受恐怕还要滞后一点。张中行有番回忆：“……于是转而看所谓新文学著作，自然放不过周氏兄弟。一位长枪短剑，一位细雨和风，我都喜欢。”（《再谈苦雨斋》）正是一个好例子。
然而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论，二人之间亦未必处处针锋相对。周作人为左翼批评家所批评的《五十自寿诗》，鲁迅在私人通信（1934年）中曾予以辩护；周作人则至少有两次在公开场合谈及鲁迅，一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一为《闲话日本文学》（1934年），均无恶意。鲁迅一九三六年去世，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断绝多年的兄弟关系。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以为纪念。此后他在文章中不时提到“先兄豫才”（《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1936年）或“家树人”（《玄同纪念》，1939年）。在《苦口甘口》（1943年）和《两个鬼的文章》（1945年）中谈及“五四”先驱，一次说“胡陈鲁刘诸公”，一次说“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诸人”。而他之记述鲁迅前期生活和揭示鲁迅作品原型，亦始于《关于范爱农》（1938年）和《关于阿Q》（1939年），后来则分别有《鲁迅的故家》（1953年）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年）两本书面世。这是一点题外话了。
八十年代以后，周作人著作重行出版，鲁迅著作则长盛不衰，“周氏兄弟”逐渐又被论家和读者提起。现在使用这一文化概念，实际上既不同于“五四”前后，又不同于二十年代；并不单单针对他们的某一时期，亦不限于散文创作，而是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对二人全部文学和思想上的建树加以把握，在此前提下再来考虑具体的异同。曹聚仁也讲过类似的意思：“周氏兄弟，在若干方面，其相同之点，还比相异性显著得多。”（《文坛五十年》）“周氏兄弟”一语至少有三个意义：一，他们取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代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方向；二，他们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三，他们拥有世界文明的广阔视野。“周氏兄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代名词。历史上有过“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李杜”、“元白”、“唐宋八大家”、“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等说法；作为某一文学巅峰时代最主要的代表，大约只有“李杜”与之具有同等分量。我不知道新版《辞海》有无“周氏兄弟”的条目，如果没有，恐怕应该添上罢。
二、钱玄同与刘半农
这是新文学史上两位热闹的人。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不见，两位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新文学乃告成立。这件事情现在看来，有些行为艺术的意思。钱玄同能假扮“王敬轩”，因为他旧学问根底太深，他与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三杰，但他很少写文章，只发表一些通信，对陈、胡表示赞同，以他名教授的名效应，已经足够有分量了。他还提出一些激烈主张，如废汉字等，反对者只顾反对这个，结果别的新思想也就顺利通过。后来他成为“疑古学派”的精神导师，废姓改称“疑古玄同”，也令世人侧目。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没有学历，在北大为美国博士胡适所鄙视，遂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留学生，考得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
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性情中人，写文章倒在其次，虽然都是散文大家。钱玄同“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观点，鼓励别人写作，自己很少动手，甚至授课都不写讲义，只做图表。刘半农兴趣广泛，无所不能，写诗，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考古，谈音乐，还有摄影。两位都没活到多大岁数，刘死时四十三岁，钱死时五十二岁。他们晚年，都曾被讥为“没落”，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位作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坚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场。另外他们都是“业余作家”，各自有其专业，而且都是绝学。钱玄同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传人于一身，是经学和小学大师；刘半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