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5-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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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鲁迅说的“吃人”是对国民道德的全盘否定，终究只能以“自上而下的压迫”为主要线索，停留在外在的“压迫更不如己者”、“吞噬比自己更弱的弱者”、“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这种人类的不幸”以及“一个利益集团对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压迫”等现象上，而没能深入到自下而上的压迫、弱者对强者的压迫、所有的人压迫所有的人、主就是奴这种超越的体验层次。这主要是由于未能理解鲁迅对道德的彻底否定是一种自我否定，即他的自我解剖。不能深入自我否定也就必然遗忘主体创造，看不到这“发狂”对于鲁迅的意谓，就只好把“吃人”现象排列分类和分层，而在论述“第三层次”的“自食”时，大的误解和混淆就产生了：
祥林嫂性格应该说不只是她个人的，也是全民族的。没有自我意识，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心安理得地过着蝼蚁式的人生，借用鲁迅《墓碣文》的说法：“抉心自食〃，自己本有心而不悟其价值，反而将它挖而食之。（《传统与中国人》107－108页）
这一段文字，在误解鲁迅方面具有典型性。这里竟把祥林嫂（或全民族）的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的蝼蚁式的被动的自食，和鲁迅在“创痛酷烈”中“欲知本味”的“抉心自食”混为一谈（“借用”），把正在创造自我的鲁迅与自我缺席的祥林嫂等同起来了；而“本有心”三字，正是堕性的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不通过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没有否定性的自我创造，人是没有“本心”，也不会“性本善”的。
显然，写《狂人日记》的人并不是疯子。这日记只是表明：要发现这道德的吃人真相，人就必须体验非道德（“丧德”或“缺德”）的发狂般的“大病”，在这肉体的也是精神的病中执着于“语无伦次”的“荒唐之言”，不但不服从“不要乱想，静静的养”，不但不能让病“好了”，反而要坚持不安份和无事生非，平白无故地揭发出“隐情”；要对被自己长期回避和封闭着的“早愈”的感性伤口下刀，将经验自我的深层结构和潜意识的普遍黑暗无情地剖开，逼得自己“爽快”和清醒，从而在走投无路的形势下，落实到本来的恐惧：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惟有在月光下见到他——这“他”，就是执着于生命，向往着美和自由的“我”或心灵，亦即异端和陌生者：鲁迅后来说起自己一生最爱月亮——精神才分外爽快。三十多年前自己是孩子，孩提时代是见过混沌未开的美，有过模糊而自由的期待的，此后只能节节败退，就范，渐渐麻木，最后就忘记了。正因为忘记才在道德秩序中安然无恙，昏睡着而并不爽快。月光使人起了异心异念，清醒过来，精神分外爽快了。但立刻就感到危险，“须十分小心”，因为连被人教育过的狗都是警惕性很高的，时刻侦察监视着异类毫不放松的，更何况人。我在月光下见了“他”之后，晚上总是睡不着，同时就知道，见“他”者本来该死。我有了异想和逃离的愿望，感到了醒和昏，再与人们见面时就更感觉不妙了：
……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地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
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
……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叫我纳罕而且伤心。
持续不断的紧张、恐惧和伤心，是只有追求见“他”的狂人才感觉到的。也不知为什么自己被仇包围，为什么人人都在仇中躲躲闪闪，这绝对普遍的仇。仇的性质，总须研究才会明白。没人研究，仇就永远是仇，冤案只会越来越多，仇恨越积越巨。原来，这种仇的主要特征就是万万不能、决不准研究，它是每个人终生的秘密。连小孩子的眼色和脸色都与赵贵翁们一样，这证实，人在幼年，其实一生下来就在酱缸和尿桶里浸泡过了。的确，我怕得有理，因为“吃人的就是我哥哥”，“我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是被吃人的一伙紧紧包围着的。问题在于，这只有我在发狂时看见和感受了，他人统统没有这回事。人们虽然也受尽了知县、绅士、衙役和债主的凌辱剥夺或阶级压迫，但这些压迫都远不及我发狂这件事这样吓着了他们。我在月光下见“他”而分外爽快，这就坏了人们的规矩，触动了某种隐情，触及了人们的面子灵魂。人们全体有着同样的嗜好，全都煞有介事、惟命是从而又守口如瓶的。而人们的脸色是格外可怕，对我格外凶了。
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人之所以吃人，是因为道德吃人在先。人只好抓住这道德——即抓住他人（“依靠群众”）——不放，如同幼儿抓住母亲的衣角，而心里满装着吃人的道理。而所有的道理都早已经实用（“实用理性”）过千万次万万次，所有的人都看破了这道理中并无缝隙容纳不吃的意思。虽然每个人的心思是猜不透的，但人人都有“伤痕”，又都处在“要吃的时候”，而一开口讲，就明明是想进一步吃：因为，这道理从来不讲、不懂它后面的意思，从不涉及“敏感”的（“语境”外的）问题，不准讲早已演化成讲不出和根本不知道。而且一到边缘就自动退缩，竭力隐瞒，而且规定了谁要讲就首先吃谁。在这种无声无息的漆黑险恶形势下，每个人都既是狮子，又是兔子，又是狐狸。为了苟且生存，每个人都只得明知故犯。因为习惯已成自然，不故犯不能活。
看起来，到了现在，这种道理人们也该早已懂得；好像一切劝转和诅咒，都可以从自家开始，好像人们早就不再害怕，好像总不至于完全彻底，丧尽良心，没有“底线”——然而，我只要做一下实验就知道了：只要向随便一个人问起吃人的事，他必定或笑着矢口否认，或不懂意思，不以为然，或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它，或反而说我说笑话，说着说着就变了脸色……而若硬要坚持追问，一旦伤了“自尊”惹发了面子脾气，就会当场吃人。
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它通向敏感的禁区。而禁区（实为盲区）是人们无限忠于和誓死捍卫的，是万万不能闯入的。人们就依靠这种有着可怕禁区的瞒骗道德互相粘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制，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即使道德已经“大滑坡”罢，人们仍因道德而疑心重重，面面相觑，各怀鬼胎而现出种种滑稽；又因道德而冥顽不化，破罐破摔，冷漠阴狠而落入种种悲哀。这特色确实是很奇怪的。这种心思改不了。事实证明，人们之所以还在假装相信那早已不信的东西，宁愿在虚伪中苟延残喘，是因为已经没有生机，没有勇气和力气迎向异端。
没有人知道狂人喊的“从真心改起”是指的改什么。而坚持“绝望的抗战”态度的狂人喊叫一通之后，也不清楚自己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的确，还没有人知道事情的深浅，因为连母亲都在吃人。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
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
母亲还唆使和怂恿、勉励和奖励吃人。她从不说明。总是吃得那样自然而然，毫无破绽。她还对我谆谆诱导，那样真挚感人，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那样的哭法，好像有点过意不去似的，热泪盈眶地，就在她伤心我也伤心中吃人。这种一边哭一边吃，真是太奇怪了。或许，如果深挚的感情就是要吃，如果根据家族亲情非吃不可，如果，我们做人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好歹赖以为继的精神支柱，安身立命的归宿，正是以吃人为前提……这真不敢想，不能想了。
这是想不出的，想不清的。只能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来冒险发音：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这些“疯话”，正是鲁迅的自我意识和深深的忏悔精神，是一种原罪感。这罪孽就是作为混迹于社会的正常人，自己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虽然是无意中吃的，虽然事实上是客观形势所至，是浑浑噩噩中的无知的吃，但毕竟是自己吃了妹子的肉。现在轮到自己，也只好忍着（“做一世牺牲”）罢。
一个人，除非因“见他”（精神分外爽快）的冲动而在恐惧中感受到这道德世界的全面包围；除非因“发狂”而陷入生存绝境，是不可能这样拼命喊叫的。这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这里的“抉心自食”和“创痛酷烈”，是鲜明具体的感性和犀利的逻辑理性的结合，是道德文明中破天荒第一次的自我否定。这些“荒唐之言”，正是三十多年来鲁迅第一篇敢怒敢哭敢骂敢打、敞露血肉、记录自己生存真相的日记（这与他平时那从不涉及事情本身的流水账式的日记是多么不同啊）。这位狂人，他不但指出了不分层次、分不出层次、没有彼此、无处不在的吃人，他尤其还指出了国人的最大困难——也是他的最大觉悟——现在明白了自己的道德尊严即面子人格：一旦醒过来就会晕眩，说不出，讲不清，难于启口，实际上见不得“真的人”。
中国人历来相信“不知者不为罪”，难道对不知道（无意之中）做下的事也值得忏悔吗？狂人的回答是：是的，否则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永远是“集体无意识”。忏悔、反省或发狂是第一性的，“知道”或自知之明只是结果；人的心灵永远是个有待认识的谜，而不是当下即能“返身而诚”地把握的本心或本性（“性本善”）。甚至儿童（“赤子”）即已有犯罪的萌芽，只是尚未自知罢了。
而这里的忏悔，并不是道德化的“悔过自新”（“吾日三省吾身”），不是要清除自身的“精神污染”（“洗脸洗澡”），即不是通过“检讨”来自辩和辩诬、标榜“本心”的纯洁而恢复良好的自我感觉；而是先有了“他们要吃我”、“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的感受；再察觉“他们一伙里面，也会自吃”，发现没有年代的满本道德历史都写着“吃人”两个字；最后觉悟到自己也在吃人，认识到自己原本（本心）就是有罪的：这浑浑噩噩中以“爱”和“恨”为名目的罪孽，与生俱来，与命同在；而“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于是突然间，实在忍不住了，决定亲自发狂，即使人们“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也不顾了，索性“以疯作邪”，以更深更真切地体验自己的罪，并在极度恐惧中骤然迸发出“一不做，二不休”的疯狂勇气：说破大哥的吃人隐情，诅咒赵贵翁陈老五和人们狗们都是青面獠牙的吃人一伙，揭发母亲明明知道还伤心还是要吃，呻吟地说出自己也在吃……而且偏要说“从真心改起！……”在发作中，狂人的愤怒、强韧和羞愧、脆弱纠缠一团，勇气和罪疚难解难分，倾力冲动而颓然沮丧，不屈不挠而又无地自容，“天理”和人欲、面子和反叛、善和恶狭路相逢，而目标无法确定，他就在“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之中把这发狂当作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现在知道了，要进入反省就必须“大病”，要忏悔就要发狂，好像是故意犯罪，以便有机会忏悔一样，必须拖着这病体挣扎作恶并承担自己的恶，不让人们按住自己的口，偏要说破隐情。而从此以后，再不可能有良好的自我感，只有“黑暗的心”。
可见，这种忏悔基于一种求生的本能，复仇的欲望。而这种自戕性质的复仇，是复仇者将自己分裂为二（见《野草》）：使两者“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旷野，在四面是敌中却“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使得蚂蚁式的看客们无聊和干枯到失了生趣，就这样完成了“无血的大戮”，而让自己去钉十字架。
狂人就是敞开了自身、解剖着自己、沉酣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抒发着大痛楚大悲悯的鲁迅。是他的热烈的生命激情，是他在长期压抑、苦闷、焦虑和挣扎反抗中的突然的爆发，是他这结晶了的沉重的悲哀和愤怒之火，使正常的看客和论者们以为是他在发疯，而根本不知道自己们在昏睡。而他在呐喊中不单发现了中国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还发现这铁屋子就在自身之内，发现了自己一方面要反抗传统势力的外在压迫，另方面又背负着传统势力的内在压迫的矛盾，体验到作为“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无法彻底根除自己身上的传统劣根性的痛苦。
是的，在这无声的铁屋子里，只有发狂才能够触及灵魂，只有在疯狂中“自啮其身”，才能够揭示出事情真相。而这一场疯狂，自始至终发生在“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的家庭之内，表明家庭是窝里斗的基本单位，家族和亲情是吃人的基础：人们的全部传统道德观念的根基和价值依据，最终都可追溯到生物性的血缘关系。
然而，这位狂人，当他以对现实的清醒理解和对道德底蕴的透彻把握、以他绝望中的执拗和表演性的顽强，与一般人的愚弱麻木作了鲜明的对比之后，当他倾泻了热烈而冷隽挺峭的语句、敞露了他那蓬勃的生命和饱满的血液、并显示出他独特的严厉表情之后，他却一改狂热而响亮的令自己着迷的音调，仿佛实在是无可奈何，屈服于人们，把目光转向常人，而陷入困惑之中了：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这诚然也还是一声呐喊，却不再发狂而恢复了正常，而主要是面向“他们一伙”的倾诉了。这“救救孩子”的口号虽然真挚感人，却是空洞无力，而且无法落实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甘愿做一世牺牲；像一匹疲牛一样忍受还自视为“废物”，又甘心为张家耕地李家挨磨随便让人挤奶甚至被人宰割，这样自暴自弃的烂忠厚，连自己都救不出，又何能救孩子？孩子长大若成为又一条任人宰割的牛，便不能说已经得救；但要不被任意宰割，首先又得有不让人宰割的榜样，否则拿什么去救孩子？——然而，狂人（在发过狂之后）这种投奔集体的合群的自欺心态，却正是这道德文化的必然。
要反抗吃人的道德，就只能继续发狂，不让他们给自己治病，也不让他们安生，亦即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要活着不死，要“早愈”和“赴某地候补”，就只能回避事情真相，靠遗忘或忍从来敷衍苟延。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鲁迅站在“五四”的前列，作为反传统文化的急先锋呐喊之后，却又不得不陷入长期彷徨的原因。
鲁迅是不加入“与人奋斗”的革命队伍，不信任阿Q党或“做戏的虚无党”的；在他看来，在国民道德不能改变、个体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任何外在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