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5-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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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文收入就达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二元八角九分五厘；而一九三四年也并非他卖文收入最少的一年。据陈明远先生统计，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三六年，鲁迅在上海期间的总收入为国币（法币）七万零一百四十二元四角五分，月平均六百七十四元（陈明远：《鲁迅一生挣多少钱》，《文汇报》1999年12月7日）。我不知他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如果误差不大的话，以七万零一百四十二元减去鲁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津贴一万四千七百元，鲁迅在上海卖文的全部收入大约是五万五千四百四十二元，月均约五百一十元。鲁迅的卖文收入，以版税为主，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鲁迅的版税收入分别为九千三百二十五元九角三分、四千九百六十二元八角七分和三千九百三十八元四角七分，三年间月均收入版税五百零六元八角七分。这一方面是因为鲁迅的书销量大且版税率高——如《呐喊》鲁迅生前即正版印行了二十三版，一九三○年第十四版时即已印行四万八千五百册，《两地书》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当年鲁迅即收入版税一千一百二十五元（据《鲁迅日记》计算，约销4500册）；鲁迅著作的版税率，大多为百分之二十五，少则百分之二十。另一方面则由于鲁迅在版的图书种数多。
当然，上表所列并非鲁迅在上海的收支与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只是鲁迅生活中较有特色的且易于计算的几项罢了。事实上，鲁迅在上海的日常生活比表中所列繁杂得多，其支出也浩繁巨大得多。大致说来，鲁迅的日常开支主要还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维持家用及贴补亲戚。鲁迅虽是三口之家，但家中远不止三个人吃饭——一方面，家中长期雇有两个女佣人；另一方面还常有他所关心的青年朋友寄居其家。比如，鲁迅在厦大的学生廖立峨就曾携女友在鲁迅家住了大半年，鲁迅不仅供其食宿，还给他零花钱，廖临行还向鲁迅索要了一百二十元钱，并带走“衣被什器十余事”。又比如，一九三三年底，冯雪峰去苏区后，其妻何爱玉及女儿雪明曾在鲁迅家暂住约三个月。瞿秋白也曾三次在鲁迅家暂住。另外，周建人一家及别的朋友也常在鲁迅家吃饭。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花钱。单以茶而言，鲁迅的三口之家每年就需上虞新茶数十斤——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买茶三十斤，次年五月十六日又买十九斤，其间还零散买过一些。由此可见，鲁迅的日常开销该不小吧？鲁迅在上海生活时，鲁老太太和朱安夫人还生活在北京家中，她们的日常开支也由鲁迅提供。另外，据《鲁迅日记》可知鲁迅每年还向绍兴朱家和周家（周心梅）寄钱。周建人一家也生活在上海，但周建人挣的钱没鲁迅挣的多，孩子又多，于是鲁迅也常常帮助周建人——一九三二年周建人妻王蕴如生孩子，三十元的接生费就是鲁迅代付的（日记7月30日）；鲁迅还常以给小孩学费的名义成百地给周建人钱（如1934年2月2日和1935年1月26日）。
第二，帮助有困难的朋友。鲁迅对朋友向来是热心的，朋友有了困难他常常慷慨资助。一九三三年夏，鲁迅早年的同学同事张协和的次子生病，鲁迅不仅托内山完造介绍他住进福民医院，并为其支付了所有医疗费用：七月二十八日“为协和付其次子在福民医院手术及住院费百五十二元”；九月七日“下午为协和次子付福民医院费二百元八角。”而且，七月八日他还给了协和次子五十元零用钱。在协和次子病好以后，又是鲁迅做东，在知味观设宴请福民医院院长等人，谢其治愈协和次子。查《鲁迅日记》，直至鲁迅逝世，未见日记中提及张协和向其还钱。鲁迅还常帮助柔石、萧军等青年朋友，其名义虽是借钱，然而却未必还。比如，鲁迅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和十二月二十二日分别借给一个开书店的青年朋友费慎祥一百元钱，查《鲁迅日记》，他后来只还了一百元钱，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便不是朋友，别人有了困难，鲁迅有时也慷慨解囊。一九三○年一月九日他就曾代女工王阿花向其恶夫支付了一百五十元赎身费，后来王阿花只还了他八十元钱。
第三，资助文化事业。鲁迅常常直接资助文化事业，比如他一九三四年九月七日“捐世界语社泉十”，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捐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泉三十”，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捐全国木刻展览会泉二十”……鲁迅资助文化事业所花精力和财力更多的则是出版事业——尤其是版画出版。三十年代初鲁迅投资一千元，成立三闲书屋，自费出版译作和画册。据王观泉先生统计，为繁荣美术事业，从一九二九年出版《艺苑朝华》起，短短七年里，鲁迅自费出版、编辑出版了十八种画册。比如一九三一年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和一九三六年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都是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的大型画册，印装精良。尤其是后者，鲁迅为之消耗的精力财力都很大——早在一九三一年鲁迅就托史沫特莱寄给珂勒惠支一百马克买版画（日记4月7日）。后又寄款诗荃，托其代买，陆续收到了三十余幅，花钱不少——仅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所得十幅就花了一百四十元。这部画册编辑、装帧、印制都很精美，在当时可谓无与伦比。画册印成之后，鲁迅不无感慨：“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到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汇编》第4卷，519页）通过对鲁迅在上海的收支状况与日常生活的粗略梳理，似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鲁迅的生活是富裕阔绰的了。然而也未必。鲁迅对此有较为中肯而清醒的评价：“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全集》第12卷，556页）是的，鲁迅是不穷的——无论与他以前的生活相比还是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他都不穷。但他也确实不富。因为生活无时无刻不需要钱，他常常担心自己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保障，会弄到随时卖文吃饭的地步。于是，花钱时便不得不小心计算，计划着花。据萧红回忆，作为一个嗜烟的人，他却只能长年吸一种每五十支约四五角钱的劣质烟，好烟只用来待客。他喜欢北方口味的饭菜，许广平想请一个北方厨子，他却不让请，因为男佣人工钱高，开销大。许寿裳在谈到他之所以五十六岁即逝世的原因时说：“（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剥削，（三）经济的压迫，而以这第三为最大的致命伤。他大病中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就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汇编》第4卷，546页）这不无道理。
如此看来，鲁迅作为职业作家的收入不过仅仅能保证他及其家人勉强过上小康生活而已，能够保证他在诡谲纷繁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自行其是，坚持自由思考和写作，维护其独立人格罢了。以他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标准来检验，他的收入不过是解决了温饱而已，要想获得好的发展则还不够。
鲁迅之算不上富有，也表现在其对钱财的态度上。单看上述鲁迅之花销，或许会以为鲁迅对钱财很慷慨，但我们若考查他对花销的态度，则这慷慨就要大打折扣。他在用度上其实非常谨慎，所以常常把花销一分一厘地记下。查考其书信、日记，可知他对钱财几乎是锱铢必较的。这从他和须藤先生之间的两件小事可见一斑。
须藤先生是鲁迅一家在上海的主要医生，除了医患关系外，他们的私交也挺好，常常相互赠些小礼品。然而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鲁迅日记》却记有：“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以鲁迅与须藤之关系，他居然会把自己用不上而须藤需要的一本普通书“卖”给须藤，大大方方地收下一元钱。同年七月十三日日记记有：“三弟来并为买得《野菜博录》一部，二元七角，又一部拟赠须藤先生。”然而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又说：“晨须藤先生来，赠Merone一个，并还《野菜博录》泉二元七角。”前面既已说“拟赠须藤”，为何后来又收了钱？或许鲁迅之慷慨只对比他穷的人，须藤比他富有，于是该收的钱也就收了。
鲁迅对钱财之谨慎甚至锱铢必较，我想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早年及中年生活的影响——用个不太悦耳的词即“贫困后遗症”或“贫困恐惧症”，二是他在上海做职业作家的艰辛与不易。
鲁迅年幼的时候，祖父还在做官，他家既有朝廷的俸禄，又有地租和店面收入，是个小康的“仕宦之家”。然而他十二岁那年，祖父入狱，父亲卧病，家庭败落下来，他成天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受尽白眼和奚落。这在他是有切肤之痛的。他后来对萧军说：“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全集》第13卷，196页）经历了由小康而跌入困顿的生活，鲁迅再也不是“看不起钱”的少爷了。不惟如此，恐怕他对钱财的态度从此就像对中医怀有切肤之痛的偏见一样，也有了切肤之痛的偏爱。此后几十年，鲁迅的生活一直有点紧巴。一九二三年七月他与周作人失和，八月二日他携朱安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此后两三年是其物质生活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我们从他留下的癸亥年六月廿六日至乙丑年十二月廿九日（即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的一本家用帐，即可知其生活的困顿。他最初搬入砖塔胡同的几个月连煤油灯都用不起，只好用蜡烛照明，因为煤油灯照明效果比蜡烛好，价钱更贵。当年年底，他总结道：“本年陆月零十日共用钱二百四十九元七角四分，平均每月用钱三十九元四角三分。”（鲁迅：《家用帐》，《鲁迅研究资料（22）》，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3－19页）由此不难想象他当年是怎样将钱一分一厘地掰着花的。一九二四年五月，鲁迅向许寿裳、齐寿山各借四百元，购置了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房子，而买房所欠的债直到他去厦门教书后才陆续还清。直到从广州赴上海之前，他才勉强挣脱债务的羁绊。
儿时曾经是富家子，而又经历了这样刻骨铭心的大半生贫困生活，他对钱该是有深刻的认识了。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就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重要了。”（《娜拉走后怎样》；《全集》第1卷，160－161页）所以，他到上海后，虽然逐渐有了几个余钱，然而又怎敢摆阔呢？
另一方面，鲁迅在上海做职业作家，其卖文生活也是颇为艰辛的——我这里单指物质上的，至于文坛的争斗、谣言的中伤及其他精神消耗姑且不论。职业作家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靠版税和稿费为生，鲁迅所得虽较其他作家多一些，但较之五四一代的名教授，则其生活并不宽裕，而且缺乏保障。他却不愿再做教授，对许广平说：“这些好地方，还是请他们绅士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时的好。”（《全集》第11卷，293页）鲁迅用“漂流”一词，道出了他对职业作家生活的深切体验，内心深处不无对生活之缺乏安定与保障的忧虑。到后来，他更是常常抱怨卖文生活之艰辛：一是他的书常常被禁，这对他的收入影响很大。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政府全面查禁普罗文学，开明书店杭州分店被封，上海书店皆惶然，他在致友人书中说：“这是一种新政策，我会受经济上的压迫也说不定。”（《全集》第12卷，250页）后来他的书果然被禁四种（《三闲集》《伪自由书》《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他于是慨叹：“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但书局已因此不敢印书，一是怕出后被禁，二是怕虽不禁而无人要看，所以卖买就停顿起来了。杂志编辑也非常小心，轻易不收稿。”（同上，341页）二是书店老板诳骗作者，不按实售之数付版税。他为此向友人抱怨道：“上海秽区，千奇百怪，译者作者，往往为书贾所诳，除非你也是流氓。”（同上，21页）尤其是左派作者的书被禁之后，书坊暗自出售而不付版税，他对此惟有愤然：“上海书坊，利用左翼作者之被压迫而赚钱者，常常有之。”（同上，148页）另外，还有不法书商盗版盗印，他为此几乎破口大骂：“上海真是流氓世界，我的收入，几乎被不知道什么人的选本和翻板剥削完了。”（《全集》第13卷，336页）在此情况下，他常常担心自己有朝一日生活不能维持：“上海已冷。市场甚萧条，书籍销路减少。出版者也更加凶起来，卖文者几乎不能生活。我日下还可敷衍，不过不久恐怕总要受到影响。”（同上，266－267页）做职业作家，卖文生活是这样艰辛，虽然鲁迅的生活不窘迫，但他怎敢小觑钱财？只好一分一厘地计划，锱铢必较，以便有所余裕，以备将来。
在中国第一代新文学家当中，鲁迅是最早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的一个。不仅如此，鲁迅做职业作家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无论作为职业作家所进行的文化活动还是作为职业作家所取得的世俗价值及其处理物质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他都成为了他那个时代及其后的杰出代表和导师。至于他所进行的文化活动及其精神价值，我在此不必多说，我只想探讨一下职业作家鲁迅处理物质生活的态度与方式方法及其意义。对此，李书磊先生有极精彩的论述：“鲁迅已从精神上获得了现代城市市民的身份证。身处在一个市民的环境，经历着一个市民的悲欢，鲁迅渐渐地向他深得其神的中国文人传统告别，完成了他作为一个历史过度时期代表人物的人格转变。”（李书磊：《都市的迁徙》，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52页）简言之，鲁迅在实现作家职业化时顺利而成功地市民化了。
作家职业化，是指作家以写作为职业，靠交换作品获得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简言之即卖文为生。吃饭、生存是最普泛而世俗的需求。一旦作家以写作为职业，他（她）就必然要承担现代市民谋生的庸琐与艰辛。一个优秀的职业作家不仅需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在世俗生活中他（她）也必须成为一个优秀的市民，让自己的作品卖出好价钱。所以，作家职业化与作家市民化是统一的，作家市民化是作家职业化所必须的。文人的市民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职业的自由性和利益的相互性使他们具有了独立的人格，能够享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有权处理自己的人生道路及生活方式，即他们辞别了传统文人文化英雄和文化侍臣形象；二是文人的市民化又要求他们从英雄降低到凡人，从公共生活降低到个人生活，学会通过与他人利益交换的方式谋生，并承担个人谋生的细微与庸琐。事实上，文人的市民化并非简单地指文人过着市民生活，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生产与传播以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为基础，即文学作品成为商品。这就要求作家和出版商除了从艺术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外，还要建立一种“不主要从政治、思想、艺术和写作方法，即不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