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5-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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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胡适与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异同，我觉得胡适在一九二五年给陈独秀的一封信是一篇重要的参考文献。当时，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认为北京一些群众围攻和焚烧《晨报》报馆的行为是理所应当。而陈的这个态度是胡适深以为非、并且觉得不能含混敷衍过去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五四”时代陈独秀自己以及他与胡适等人共同的关于“争自由”的理念，所以考虑了多日之后，胡适对陈独秀明白表示了自己截然相反的看法：独秀兄：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了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共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王毅注：指1920年8月1日，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蒋梦麟、陶孟和等人共同发起的《争自由宣言》，该《宣言》共六条，内容是要求北洋政府废止专制法令，保障人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书信秘密等的自由）？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惟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黑体是我标出的——王毅）随后，胡适回忆了五四运动那一年，陈独秀被警察厅拘捕后，与胡适等人联手营救他出狱的人当中，还有两位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陈独秀、胡适在五四时代是主张白话，反对古文的“文学革命”领袖）。胡适在记述这段往事的同时，又说了一段非常动情的话：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55—357页）此信的重要，我觉得至少出于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这是五四时期《新青年》同盟者阵营分化之后，陈、胡之间在根本的思想分歧上完全摊牌的文献；第二、胡适再一次用极为简捷的语言说明了“争自由”的核心原则及其与“一阶级专政”之间的相水火之处；指出了能够宽容和尊重异己者，这乃是“人的社会”之基本特征；第三点最重要，胡适这里所有的沉痛预言，后来都一一被中国的历史证明了，所以几十年之后，当举国之人都经历了、参与了“自命争自由的民众”，在“政党的负责领袖”的鼓励下，使“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使社会变得“更残忍更惨酷”的悲剧（“文革”等等是最显见的例子）之后，再来重读当年两位老朋友之间这披肝沥胆的争论，真是令人浩叹不已；第四点也令人感叹：虽然在一九二五年陈、胡之间的看法如此针锋相对，然而晚年的陈独秀又终于回到了胡适所坚守的“根本的信仰”之上，所以陈独秀在一九四○年不仅强调“‘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不值一文”，而且连他表达这看法的文章题目和异常坚决的态度——《我的根本意见》，都完全是在应和一九二五年胡适批评自己那封信中的提法。
说到这里，我还觉得胡适后来写下的《容忍与自由》一文，在今天尤其值得重读。在此文中，胡适以中外思想史上诸多典型事例，以及自己大半生之中的反面和正面体会为根据，反复阐释了“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这一他自“五四”以后始终坚守不移的原则，并且以此为对照，指出了那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何以是今人应该抛弃的；而胡适所有这些叙述，又恰恰是以他当年与陈独秀的分歧为重要线索，因而对于希望了解中国现代思想史脉络分合的后人，有着相当大的帮助。现在看来，除了若将tolerance译为“宽容”，则可能比胡适当年将其译为“容忍”更贴切以外，此文所叙述的一切理念以及他信奉“宽容”的那份真诚，似乎都还没有过时。为了阅读的方便，我将胡适这篇文章附在后面。
再有，您指出了胡适与鲁迅语言风格的不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据我的经历和观察，我父辈和我们这一代经历过许多黑暗和苦痛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段深嗜鲁迅风格的经历，这大概是因为鲁迅能够用最有限的语言将自己对黑暗和压抑的痛苦愤恨表达出来，因而深深打动了类似困境中无数难以一吐心声的人们。早如苏轼那样绝顶聪慧之人，就悲哀自己最终不得不学会当哑巴（“年来效喑哑”），陈寅恪晚年也说自己是“做哑羊”，他们都是深叹中国文化的这种氛围。什么叫做“哑羊”？《大智度论》中的解释是：“钝根无慧，不别好丑，不知轻重，不知有罪无罪……默然无言，譬若白羊，乃至人杀，不能作声”——这真是浸着血泪的形容。直到我们这一辈的王小波，也还是只能这样记述自己过去多年的经历：“自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而世世代代都被死死郁闭在这“默然无言”境遇中的人们，又怎能不被鲁迅像电光一样刺破哑寂的文字所震撼。鲁迅原来的朋友林语堂曾经说：“我没有梦想，我也不梦想军阀不杀人，但只是希望军阀杀人之后，不要用二十五块钱把人头卖给被杀者的亲属。”所以，人们大概只有在这种没有梦想、更不许有声音的惨痛已极中挣扎久了，才会理解鲁迅的伟大。
但是我又觉得，一个人、一种文化心态或者一种文学叙述风格，如果总是过于深藏隐曲，恐怕都是不太健康的表现。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越是积淀和造就出超凡者能够将这种风格锻炼得极富艺术魅力，则越说明文化和政治心理上的痼疾之深。鲁迅一生都钟爱嵇康的文章，还特别将自己的作品与向秀《思旧赋》等异常沉郁悲懑的文章联在一起，这固然是黑暗的形势所迫，但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在如此压抑激愤的氛围和心态中沉溺得太久，又没有机会抬起头来看到一些光明澄澈的东西，则会渐渐失去对坦荡、真诚、特别是失去对博大高远境界的向往和颖悟。而一个民族要想从狭蹙跼蹐的中世纪文化和刻忌阴暗的中世纪心态中走出来，离开了这种向往和颖悟的照临推动，恐怕是不行的。
另外，说一句似乎不太恭敬的话，鲁迅的文化心理和文字风格是否与绍兴刀笔吏的传统有某种联系，这也值得探究，记得周作人文章中隐约提到过这个问题。从明代开始，胥吏阶层一方面永远屈居下流、不能进入“正途”，另一方面又翻云覆雨，百法操纵官场、尅剥百姓（侯方域《额吏胥》、顾炎武《日知录·胥吏》、明清通俗小说等对此有大量记述）。他们对中国官僚体制和民情世态的种种疾患诈伪，知悉谙练极深，并利用自己的笔墨纵横捭阖各种利害关系，因此其文化心理也就最为刻酷峭薄。
您文中提到陈独秀曾经说，五四运动只能由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三人负责。这让我想到：如果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的审美理想，对于理解两者之间谁能更多地代表五四精神恐怕也不无帮助。蔡、周两人是同乡，关系非同寻常，又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浸淫渊深的人，但是蔡元培曾长期在欧洲留学游历、由此而终身向往服膺文艺复兴时代阔大的人文境界。蔡元培当年曾著长文详细介绍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三杰之一拉菲尔的壁画艺术成就。透过他的这些介绍文字，读者不难体会到：当蔡元培面对拉斐尔的艺术时，他曾经怎样地被这些作品中涌动着的极为壮丽恢弘的文化境界和不朽的人格精神所震撼——在罗马圣比德大教堂的巨幅壁画中，拉菲尔曾把自己以及自己老师和弟子的形象，都画于希腊众多哲学和科学巨匠群像的末尾，而蔡元培则特意指出：拉菲尔此举是为了“自表其对于哲学、科学之热心”；其实，他的这话又何尝不是表明自己对那个高远世界的无限向往和“热心”呢？蔡元培在文章最后深深感叹：呜呼！赖斐尔之殁，且五百年矣。吾人循玩此图，其不死之精神，常若诱掖吾侪，相与脱卑暗而向高明。（《赖斐尔——欧洲美术小史第一》）好多年来，这一直是让我感动不已的一句话。在那样的黑幕沉沉之中，在无数旧时同道者早已或沉沦或绝望或退缩的时候，蔡元培后半生矢志不渝的，却始终是以文艺复兴之宏丽壮美的境界为支点，来推动中国国民群体的“相与脱卑暗而向高明”，而这种心境和抱负，于他宽容渊冲的人格精神之得以形成，以及他对兼容并包的政治和学术准则之恪守，特别是对他从此一直致力于引导国人，抛弃中世纪式的党同伐异等极端褊狭的政治和文化态度（蔡元培原话是“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真有着莫大的影响。正如哈耶克在《通向奴役的道路》所说：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的发展，此后逐渐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把人“当作”人尊重，也就是承认在他自己的范围内，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他的观点和爱好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相信人应能发展自己个人的天赋和爱好。……“宽容”（tolerance）一词也许是惟一的还能保存这种原则的完整意义的用语，这项原则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整个过程中都处于上升的状态，只是在近来才又趋于低落，且将随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完全消失。（中译本19页）秉承文艺复兴“把人当作人尊重”的精神，由此才有了宽容等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伦理原则，并且与一切“极权主义国家”、与那些总是要把普世之人都当作什么私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权势欲和控制机制相对立，这条思想的脉络在“五四”诸多思想家之间，以蔡元培的学说体现得最为清晰。所以他曾说，自己所提倡的“美育”具有比一般人所说的“美术”更深远得多的意义；因为其主旨乃至整个教育的宗旨是：“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另外，您评价胡适的文字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讲“明白晓畅”的话，因此能够直指问题的要害。我觉得这除了个人语言风格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胡适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固然极其复杂，但若是回答这纷繁之中的第一关键是什么，却最忌绕圈子，借用禅宗的话说就是：弄一车兵器不如单刀入阵。我以为出于同样的道理，蔡元培有许多意见也是十分明白晓畅而又特别重要的，比如他说：（信仰之心）随各人哲学思想之程度为进退，即人各一教，亦无妨碍。（《致许崇清颐函》，《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各人的哲学程度不同，信仰当然不一样，一人的哲学思想进步，信仰当然可以改变，这全是个人精神上的自由，断不容受外界的干涉，我愿意称他为哲学的信仰，不愿意叫作宗教的信仰。因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非宗教运动》，1922年4月9日，《蔡元培全集》第4卷179页）他指出某些人对自己的口实“夸张宣传”而对别人“精神上的自由”大张挞伐，其实不一定是因为这些生杀予夺者于自己的一套“主义”如何执著笃信，而多半是为了“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是多么洞彻的眼光！又比如他说：现在社会上不自由，有两种缘故：一种人不许别人自由，自己有所凭藉，剥夺别人自由，因此有奴隶制度、阶级制度。又有一种人甘心不自由，自己被人束缚，不以为束缚，甘心忍受束缚。这种甘心不自由的人，自己得不到自由，而且最喜欢剥夺别人自由，压制别人自由，……倘能全国人都想自由，一方面自己爱自由，一方面助人爱自由，那么国事决不至于如此。要培养爱自由、好平等、尚博爱的人，在教育上不可不注意发展个性和涵养同情心两点。……教育改造之点很多，我以为上述二层，发展个性，涵养同情心，要更加注意。（《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395—396页）自己“甘心不自由”的奴隶们，却偏偏“最喜欢剥夺别人的自由”，对于臣民社会这种特有的文化特征与国民性格，蔡元培也是一语道破，只可惜他许多这样的话现在的人们不大注意了。
与蔡元培一样，鲁迅也有极高的审美趣味，然而他所嗜尚的主要是汉砖、魏碑、六朝造像、笺谱、铜镜、版画等等，即主要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维系其精神品味的古董和文玩（《呐喊·序》中记述他在“铁屋子”中找不到出路时，只能抄古碑而使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也说明了这种功用），因而与蔡元培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美学理想有相当的不同——比如蔡元培在《美术的进化》中明确说过中国不注重公共艺术，这与现代社会的精神相悖：“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衣服，宫室，园亭，知道要美观；不注意于都市的美化。知道收藏古物与书画，不肯合力设博物院，这是不合于美术进化公例的。”
我读过一篇题为《燃亮蜡烛，而不只是诅咒黑暗》的文章，它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写给全世界儿童的，题目中的文字出自世人对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的赞语，因为她在丈夫去世之后，秉承其遗志而与其他人一同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我觉得胡适、蔡元培与鲁迅的区别可能就在这里，蔡、胡是千方百计用西方之火点燃蜡烛、并努力倡导一种有形的制度（民主和宪政）和一种无形但健康宽容的国民心态（“美育”），以维系这烛光在如漆的黑暗中能够传递下去的那种人，因而他们首先点燃和时刻珍守的，必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