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5-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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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梢病！�
《左传》：“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桓公二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僖公二十四年》）“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僖公二十四年》）
《史记》：“……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三王世家》）“太史公曰：……故王者疆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同上）“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同上）
可知，自商周以来，王者封土地于诸侯，诸侯则于封地之中建立邦国，是为封建。
史载，封建之制始于黄帝，至周初而盛，所封国甚众，自数十至数百，其说不一。以姬姓为主，少数异姓。所封“公侯伯子男”五等，序列严整。受封诸侯应听命于天子，并有定期朝贡及提供劳役军赋等义务，另一方面则享有对邦国之土地和人民的世袭统治权，所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
延至战国，列国封食邑于贵族功臣，受封者享有征收赋税的权利，而无世袭统治权。秦国等诸侯国已出现郡县之制，以强集权。
秦有天下，李斯上议“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置诸侯不便。”始皇以为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汉书·百官表》），均为中央所派之官员，遵皇命而行使其管理权，无占有权，更无享世袭之利。
汉立，论秦过，以“封建”矫之，封立子弟功臣，致祸乱数起，中央政府苦于平叛之艰难，遂逐渐削减诸王治国之权，使其“惟得衣食租税”，“食土而不临民”。
其实，“封建”之从来，在当年令我好生糊涂的《封建论》中早已被不糊涂的柳宗元先生说得清清楚楚：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幅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
故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所指与今之所谓自秦始皇至溥仪的“封建”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么以此“封建”名彼“封建”，何为滥觞？
或曰，“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2〕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注文中作如此一说。也就是说我们借用了日语中一个与汉语的“封建”长相酷似、近乎克隆的外来词。说是我们借用，大概应是日本人初译Feudal
System时，先借用了我们中国人老祖宗的“封建”，并以其指述中国皇权官僚之世，岂料借错了，对错了号。正如黄仁宇先生接着就说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可知，借出去时就错了，还回来时当然也就对不了，竟然让自家人不识自家物了。难怪黄先生要声明“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
西人的“封建”为何物？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释“封建主义”之义：
一种以土地占有制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
这里的“封建”近于我们传统的“封建”，而远非秦之后的“封建”——“近于”者，在近，而没有等同之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社会形态何以尽同？——又一个此“封建”非彼“封建”。
好端端老祖宗的贻训不用，明白白西洋人的概念又错用，只拿了东洋人的误解来乱用，难道是中国的学人全都糊涂了不成？其实不然，不仅如陈寅恪、胡适等大师从不以秦始皇之后者为封建，就是几十年前受教育的普通读书人，亦无此谬说，秦之废封建立郡县，实在是当时一般中国人的常识。只从本人架上极有限的书中，稍稍翻检，即得几处：
胡适先生于民国七年作《中国哲学史大纲》〔3〕，认为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论及这一时代的时势，则屡屡出现“封建”一词：“那时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古代封建制度的社会，最重阶级。”言及孔子哲学之大旨“正名”时如是说：“孔子眼见那纷争无主的现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
三十年代初郑振铎先生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秦统一天下前的统一，“不过分封藩王，羁縻各地的少数民族而已。他们仍然保持其封建的制度，不甚受命于中央。到了秦统一之后，方才将根深柢固的分散的地方王国的制度打得粉碎，改天下为郡县……”〔4〕。
蒋伯潜、蒋祖怡二前辈，于一九四二年父子合著“国文自学辅导丛书”，意在向国人介绍传统文化中经典之作的源流嬗变，实乃使其通俗化、普及化之举。丛书的《经与经学》一册中有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改郡县，这是我国政治制度上一次极重大、极剧烈的改革，周朝以前行之数千年的封建制度被根本铲除了。就历史的观点上说，中国真正统一的局面至此方才完成，确是我国划时代的政治变动，虽然古代的封建制度至战国时已呈崩溃之象，可是政治上、社会上重大的改革，往往不为安于旧习的人们所赞成。”〔5〕“封建制度的崩溃，开始于春秋中叶而完成于秦，西汉初年和郡县夹杂存在的诸国，不过是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故如昙花一现而即灭。这原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的。”〔6〕
……
凡此虽无以尽举，然足证李慎之先生所言，今日的“封建”之说，“是近几十年才大行其道的”。此道大行应属积非成是，李先生每每论及可谓语出惊人：“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先生特别提醒我们“不肯随声附和的史学家是决不如此滥用‘封建’一词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恪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7〕看来，“封建”之变已非一般学术之辨。
“政治势力”如何压倒“人文精神”，远非几句话可以说清楚。不过大致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兴起的一场“史学”论战有关，只不过这论战真是一场为论战的论战，不是古人几千年的社会忽然重新演绎了一遭，也不是地下挖出了什么宝贝令历史改写，实实在在是所谓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还加上急用先学。那年头中国正急着要革命，这革命属于什么个性质，能名正言顺地用什么个方式，当然要先看看自己是什么个社会。于是乎，仿佛满世界的热心人都盯上了中国，要给中国帮这个忙。苏联人、日本人争论得不亦乐乎，不仅让马克思社会发展五形态的理论传入了中土，列宁更是针对那时的中国有过定论：是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到二十年代末，列宁已经不在，可斯大林对中国事务是明令要派“保姆”直接插手，拉狄克的中山大学按联共（布）党史的教程培养着中国革命的指导干部，又逢与托洛斯基斗得不可开交，也引得中国的党派摆开了阵势。一面是陈独秀们、“新生命”们坚持己说，死不改悔；一面是从莫斯科学成而归的中共秀才潘东周们叫阵，东瀛归来的郭沫若为主将，更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为中国社会的形态、自己的革命方式拟草案、行决议，皆以马克思之说，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故乡送来的列宁斯大林之法“规范”中国社会形态。于是我们就有了我们自己的史学大师，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体系，于是中国社会形态符合了革命的需要：古代社会重新分期，从秦始皇开始搞定了“封建”；眼前的社会也要正名，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了。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放之中国自然也是准的，终于，红红火火的革命就闹起来了。
不过，“半江瑟瑟半江红”，从头到尾就有不少的治史人是散淡于炙热之外的，如陈寅恪，如胡适……在他们那里，关于“封建”是中国人自家的事儿，本来就是、且依然是一个无须“复议”之案，更无须与国际的“马列”接轨。胡适先生干脆说自己是孤陋寡闻之人，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今人盛赞“五四”的反帝反封建，反帝自然是好理解的，只是那反封建，令人好生糊涂，那时文化人的“封建”是周时的封土建国，与所反的帝制无干。陈独秀、李大钊在内，何曾有人作“反封建”一词？就是鲁迅，那会儿也没说会“吃人”的是“封建”。“五四”如何会举起了“反封建”之大旗，实在是一笔糊涂帐。
中国传统的“封建”是依政治制度考国家形态定位而名，现今所行的“封建”争的是生产方式与阶级关系，两下里搞拧了，这一“拧”初或为翻译者学识之误，正名则可，小事一桩，无劳伤神分心。岂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主义”间。一场论战的演出，为得天下者助力，遂天下一之，终无他说。有人以“约定俗成”论定今之“封建”一家之说的成因，大谬矣——五十年代初，尚可由着各家的“老九”们自行其说，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则由教育行政部门锁定教材与大纲：中国的封建制度，春秋时出现，至战国基本确立，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社会。郭沫若们的战国封建说谁也不能怀疑，谁也不能改变，因为，这有功之论是毛泽东钦定的。当年的论战者，羞答答蒙着“史学”的红盖头，如今是媳妇成了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了，我们不说谁说，遂补白：“当时伪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为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社会史的问题方面……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即反对中国革命；……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等等，这种斗争，实质上乃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8〕今日拜读，虽仍不免后怕，但是掀起盖头来，毕竟是让人明白了许多。何约而定？何俗而成？“……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慎之先生之说非空穴来风也。
宣传，不管你怎么宣传，秦始皇得了天下所行之制不是“封建”而是“郡县”，却早是不争的事实，两千年来的皇帝一以贯之行的不是封建，而是一统天下的专制，也是不争的事实。依然循政治制度定位，李慎之先生认为可以其突出标志命名，乃“杜撰”一英文名词emperorism，意为皇权专制主义。确实，两千余年，日月其漫漫，或一个皇帝，或几个皇帝，或此皇帝，或彼皇帝，皇帝行的都是专制之道。忽然又多想了一步：这帝制虽灭，却不断有人行独裁，行专制，偏是这些人又自诩“民主”“共和”，所以又不愿以“皇权”“专制”为历代的“秦始皇”冠名，以免引发人们过于敏感、过于丰富的联想，也就不难理解了。岂不知，这种学问上的一道同风，恰恰是文化专制的表现，除了让人产生诸如“不讲理”、“霸道”、“专制”的联想，还能有什么呢？时至今日，作为二十一世纪高等师范院校教材的最新版本中，对于“封建”之误非但未予廓清，反说得人越发糊涂：说是中国的封建制度，春秋时出现，至战国基本确立，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又说中国的古代史自西周以降至一八四○年（是否因为1840之后中国必须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所历两千余年为封建形态；再把这一竿子到底的封建，别别扭扭地分成两截，先是领主封建，后为地主封建，这地主封建又被冠以后期封建制、专制主义的封建、变种的或变态的封建之名；涉及西周的政治制度无可躲避地面对“封建”一词时，只含糊其词地说这里的“封建”是封邦建国的意思，而以“分封制”指称，“分封制”不知出自何典，俨然居于正册，可怜那正宗的封建倒成了庶出，难登大堂……如此教材，如此师范教材。我要这么说，不许你那么说，也不能让你知道应该怎么说的。
忝居教坛，所奉有一：可以不讲，不可胡讲。过去错讲“封建”，属不知者无罪。如今知错了，反而为难——胡讲自然不可，但不讲又不可能，整天讲那几篇古人的词文，少不了带出“封建专制”、“封建文人”、“封建意识”、“封建礼教”……真委屈了“封建”代人受过。换个词儿吧，换什么？其实有得换，只是一换，准吓着那满堂几十上百双眼睛一楞一楞地看着你，一时半会儿解不清，白误了课时不说，没准告你个偏离教材的轨道，不与“大纲”保持一致，岂不冤哉！更要是有谁信了你的，“考硕”“考博”时心血来潮冒出异说，岂不误了大事。
绕了一大圈，要问的是：我们该怎么办？生物是靠遗传变异引起物种进化的，我们人类文化也得不断累积传承，才能进步，不过这文化的传承不会像人的高矮胖瘦那样，靠着爹妈的遗传就改不了了，得有专门的社会文化遗传机制，这机制的中枢，就是教育。教育是很能教育人的，所以锁定教材大纲实为高招。像学富五车的陈乐民先生就忘不了自己是怎么被教育成功的：小时候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认识了一个“封建”很是清楚；大起来的五十年代初，读社会发展史，认识了另一个“封建”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