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政治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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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 月第1 版。
② 塔西佗： 《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译本第13—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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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公共事务，而是把王国再一次划分为若干区域，挑选一些王公贵族来管
理这些区域，由他们来负责在这些区域内主持公道，维护社会秩序，征收税
金。这就孕育着王公贵族篡夺王权与内战的危险。有时，蛮族国王甚至准许
私人拥有造币特权。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蛮族”社会。显然，这样的政权
机构在维护蛮族王国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
这一期间也并非没有法律。日耳曼人带来了他们的法律。有的蛮族王国，
如西哥特王国还保留了罗马帝国的法律。而且，各部族剥夺罗马人财产也是
有一定规则的——在日耳曼士兵所寄宿的民家，户主须将他的房屋和土地划
分为三份，自己保留2/3，其余的1/3分给“客人”。当然，在不同的地区，
这种比例也有所变化。但是，这并不能给欧洲带来秩序。日耳曼人的法律是
原始的习惯法。这种法律反映了原始部落的人民所公认并共同遵行的习惯。
法律裁决常以当事人能否认真坚持繁杂的程序形式为准，被告人要求通过所
谓的“神裁法”的程序来确定是否有罪。如要求被告人手握烧红的铁棒走到
指定地点，几天以后，如果手伤痊愈，就被判为无罪，如伤口感染即属有罪。
显然，这种法律并不能有效控制尖锐的利益冲突。而且，在日耳曼人的法律
观念中，法律产生于人类古老的习俗，而不是统治者的意志。因此在一个地
区里，不同部族的人就有不同的法律。例如，在高卢，就有多达七种不同的
法典，分别适用罗马人、萨利安的、水宾的和沙马维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
西哥特人和阿拉曼人。此外，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大贵族，他们多少都与王
室有宗族关系，也全然不把国王的权威放在眼里。而在自己占有的土地上为
所欲为。这就很难在蛮族王国中很难建立起统一的法律权威，形成统一的行
为规范。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而言，蛮国的法律形同虚设。于是，就非
常自然地形成了恃强凌弱的社会风气，形成了以暴力为唯一法则的社会规
则，从而使社会完全陷入无政府的深渊。
无法保持社会稳定的蛮国政权本身也极不稳定。往往正当有些部族能够
稳定地定居下来的时候，其内部不同家族间的战争又使其野蛮的习俗延续下
去。
长期的无政府状态，严重破坏了欧洲的经济。田园荒芜了。恩诺狄阿斯
留传下来的一篇关于哥特人进入意大利时全国惨象的记载，其中写到，满地
荆棘，田野已大部分变为荒芜了。现代拍摄的法国南部农村的航空照片显示，
以村庄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中世纪农田，通常覆盖于早期罗马时代那种排列整
齐的方形和长方形农田之上，也就是说，罗马时代的农田曾经长期荒芜，经
过很多年后才又有人重新耕种。城镇被毁弃了。斯拉夫人毁灭了伊利里亚的、
达思亚的和达达尼的市镇；在西班牙，苏汇维人毁灭了美黎达，汪达尔人毁
灭了希斯帕利斯（今塞维尔）和迦太基拉，西哥特人烧毁了阿斯托加、巴棱
西亚和巴拉加；在意大利，汪达尔人毁灭了巴勒摩、塞拉库西、喀大尼亚和
豆米尼，而西哥特人、匈奴人、赫琉来人、东哥特人、奥斯达拉西亚人和伦
巴第人等的先后入侵，则全部毁灭阿奎雷雅、空科狄亚、阿得罗、伊斯特、
特里维克、维亚松扎、巴图亚、曼图亚、克雷莫纳、波布洛尼姆、佛摩、阿
细莫、思波雷托等市镇。公元600年的罗马，只有5万居民、是原来的1/20，
而且，耕地和菜园占据了大部分空旷地方，看不见任何工艺活动。人口锐减。
公元500年至650年期间，西欧与中欧的人口从900万减少到了550万。①
① J。C。拉塞尔：《500—1500 年的欧洲人口》，《欧洲经济史》第1 卷，商务印书馆1988 年1 月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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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埠衰落，盗匪出没乡间，海盗袭击客船，陆地商业和海上贸易同样不安全。
经济活动只限于食物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易，而且，由于货币的短
缺和信用的消失，物物交换又出现了。帝国的邮路已完全毁坏，邮政停止了。
文化严重衰退。一直作为希腊——罗马艺术主题的人的形象被简单的几何图
形所代替。除了教士，几乎无人可以读写拉丁文，而真正有学问的教士也极
为罕见。当时一部很重要的史学著作，6世纪图尔的主教格列高里所著的《法
兰克人史》，是用不合语法的拉丁文写的，文中充满了残暴和愚蠢的奇闻。
罗马帝国政治文明的崩溃导致的无政府状态，使欧洲文明经历了有史以来的
最大一次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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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成欧洲中世纪政治文明的三方面因素
西欧在经历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长期无政府状态后，逐步建立起中世纪的
政治文明。在这种政治文明之下，西欧重新获得了稳定与秩序。对于欧洲中
世纪政治文明的形成，有三方面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即基督教文明、日耳曼
人的社会组织与法律传统、罗马的法律传统。
（1）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社会秩序建立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
面，它为欧洲中世纪政治文明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使不同民族的人
们形成共同的信仰；并以基督教文明教化日耳曼各部族人民，使他们逐步放
弃勇武好战的习俗，为形成新的欧洲秩序确立基础；另一方面，教会组织实
际承担世俗政权的政治责任，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
基督教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基督教提出，全世界的人都是兄弟，一切
信徒在上帝眼中一律平等。这种上帝是父亲而人们是兄弟的说法，在罗马帝
国崩溃后，以一个世界性宗教的信徒取代了一个世界性帝国的公民，从而为
欧洲到处混居着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的罗马人与日耳曼各部族人
民，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确立了重要的观念基础。基督教教导人们要去除
卑鄙、贪欲、仇恨以及自私等情感，放弃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以仁爱之心
对待上帝，要待人如己；从而在一个缺乏规范的时代，以高尚道德的行为准
则反映了人民对秩序的向往，在一个暴力横行、人们没有思想也没有机会和
条件思想的时代，以基督徒的天国理想表达了关于“好”的社会的理想。基
督教教义中的“原罪”理论，以人类本性的邪恶说明了罪恶和苦难是人类普
遍的品性，从而形成了对于人类的同情和怜悯的宗教观念；与此相联系，基
督教的美德——怜悯、仁爱、慈善、容忍等，不仅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人
道主义精神，而且有力地改变着蛮族人勇武好战的习性，为欧洲新秩序的确
立打下了基础。基督教教义中关于上帝的信徒将在天国得救的思想，在罗马
帝国崩溃后的混乱年代，给予乱世中失望的人们以来世得救的信心；基督教
的将信徒紧密地团结到一起的组织——基督教教会，给与了那些在战乱中无
依无靠的人们以现实的慰藉。
基督教以上帝的名义论证了世俗政权的必要性。日耳曼人只忠于部族的
首领，而没有“国家”的概念，他们还没学会在世俗政权下生活。而基督教
教义认为，法律是医治罪恶的手段，世俗政权是纠正人类邪恶本性的比较可
行的权宜之计。基督教的创立者将基督徒尊重世俗政权的义务置于基督教的
教义之中，并认为服从是一种美德。《圣经》中写道，当法利赛人欺骗耶稣，
试图让他反对罗马政权的时候，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
①
当归给上帝。”圣保罗则进一步指出了服从义务的神学根据。他说：“在上
有权柄的，人人当顺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
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令，抗拒必自取刑罚。”②
这样，日耳曼人的皈依基督教，也就在信奉上帝的同时，接受了服从世俗政
权的观念，从观念上开始了在世俗政权下面的正常生活。
基督教教义为中世纪的世俗政权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日耳曼人
① 《马太福音》第22 章第21 节。
② 《罗马书》第13 章第1…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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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欧洲，只是为了掠夺财富，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有的是暴力，却
没有适合现实的政治思想，不知如何统治由具有不同的习俗、种族和利益的
人们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基督教教义则为中世纪的政治提供了基本价值原
则：善良与邪恶、公正与不公正等，说明了政府和领袖的责任是镇压邪恶并
鼓励人们行善。正是在这意义上，教会是中世纪的精神权威。
基督教的依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寺院制度，在无政府的动荡时代为日
耳曼人开辟新的生活方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示范。公元544年前后，本尼狄
克的第一批信徒创立了一所寺院。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本尼狄克寺院制度
逐步通行于欧洲。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寺院不仅对儿童、妇女、无依无靠的
难民和穷困、饥饿的人们提供了救济，而且，寺院本身的经济活动——农业
和简单工业，也具有重要的社会示范作用。西方的寺院制度虽然是从东方输
入的，但在修行的内容与实践方面却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区别，
在于东方的僧人主要是依靠信徒的捐款生活，而西方的出家人是依靠自己的
劳动生活。本尼狄克制度强调懒惰是罪恶之母，坚持信徒的劳动的责任和自
食其力的尊严性。它的规程有这样的规定：“真正僧侣，应以他们的手的劳
①
动来生活，像使徒和神圣教父所做的那样。”这样，每一所本尼狄克寺院基
本上都是一所管理良好的模范农庄。在战乱的年代，寺院制度把罗马的农业、
畜牧、果树栽培的方法保留了下来，并教给了没有定居习惯、只会简陋耕作
的日耳曼人，这就使好战而厌恶劳动的日耳曼人渐渐培养起了劳动的习惯。
爱尔兰圣徒的《传记》，生动地记载了三个皈依基督教的日耳曼人的故事：
为了找寻离世绝俗的生活，深入森林，开垦荒地，播种土地，当移民流入后，
他们又去寻找新的修行之所，进行新的垦殖。
在无政府的年代，基督教教会承担起了政府的政治责任。早在罗马帝国
时期，教会就已建立起庞大的社会组织。在帝国崩溃后混乱的无政府的年代，
教会是文明社会遗留下来的唯一完整的组织。庞大的教皇世袭领所赋予教皇
的世俗权力，以及基督教的宗旨使教会很自然的承担起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
责任。教会的宗教权力同时也具有了政府的政治责任。例如在意大利，维修
罗马的公共建筑，移民到荒地，给穷人发放粮食救济，以及给军队发饷这类
事务，都由教皇的官吏安排；甚至抵御蛮族的入侵，与侵略者谈判等，也都
由教皇负责。
毫无疑问，寺院不是社会之外的世外桃园，教会本身也并不是一个人道
主义组织，它也有着世俗、贪婪、丑恶的一面。早在罗马帝国时期，教会就
通过接受赠款与接受遗产制度等方式积聚了大量的财产和土地，并且获得了
免除赋税和劳役的特权。正是这大量的土地和金钱赋予了主教、教会、罗马
教廷以世俗的权力。在教会所属的农场里，常常有几百甚至几千的农奴或奴
隶在一个管事的指挥下劳作。他们之中除了种田人和牧人之外，还有铁匠、
石匠等手艺人。农场的收益用于教会的慈善事业，农场的产品也在市场上出
售，参与经济竞争。当小农的经营破了产，被迫向教会典出他的土地的时候，
主教也会和贵族一样取消他的赎回权。罗马教皇格列高里一世完全按照罗马
皇帝管庄园的办法管理教皇世袭领。他提倡的作为一种剥削制度的农奴制，
对于奴隶制来说，也没有做出有益的改善。教会的严厉的土地管理政策甚至
使不少教会农奴逃亡到世俗土地上去以求保护。而且，教会组织本身就是封
①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 年9 月第1 版第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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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化的，森严的教阶毫无平等精神，教士、主教的贪婪和教会在精神上的专
制更是中世纪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
（2）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与法律传统
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和法律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为中世纪的政治文明提
供了重要的基础。
像任何古代的社会组织一样，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也是以血缘亲族关系
为纽带的。他们聚族而居，组成邻里公社（马尔克）。土地由公社成员共有，
并按照各个家庭的人口和土质经常重新分配耕地。未分配的牧场、森林、荒
地、水流等仍为公社成员共有。这种古代的社会组织，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
就逐渐被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了。
为了适应经常性的战争，日耳曼各部族还有一种“亲兵队”的组织。它
由许多忠于部族首领的武士组成，是以荣誉、信诚、勇敢以及互相尊重为基
础的军事兄弟会。这些武士勇武好战，不事生产，以战争为终身职业。塔西
佗的 《日耳曼尼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在“亲兵队”中，作为一个酋长的
战友并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战友们都争取酋长的最大的赏识，酋长也争取
最大数目的、最勇敢的追随者。被一大群出类拔萃的青年卫护着不但是一种
光荣，也是一种力量。在战争中，首领如果让任何战友在勇敢方面超过自己，
或战友如在战绩方面落后于首领，都是可耻的。如首领战死于疆场之上，而
战友们活着回来，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将受诟终身。卫护首领，用勇猛的
战斗来增加首领的名誉是忠诚的最高表现。同时，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能
①
得到荣誉。这种由亲兵对首领的忠诚，首领给予亲兵以荣誉的关系所维系的
人身关系，构成了未来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