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前期宗教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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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民主派”的立场被迫转向温和，但自由派却未沉寂。
1902年利奥十三世为解决围绕圣经出现的纷繁复杂的问题成立了由三
位枢机主教和十几名顾问组成“圣经委员会”。1903年在法国主教封·雨戈
尔和米尼奥的鼓舞下，卢瓦齐的著作《福音与教会》出版了。尽管该书是驳
斥德国新教神学家哈那克的《基督教的本质》的一部护教著作，也遭到“禁
书目录委员会”的禁止，但是利奥十三世没有在该委员会的禁令上签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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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奥十三世逝世后，新教皇庇护十世立刻签署了禁令。卢瓦齐的五本书上
了禁书目录单。
1906年以后罗马教廷的“圣经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决定，宣布《圣经》
的启示是完整无误的；《马加比书下》同《新约·约翰福音》享有同等的地
位；《摩西五经》是由摩西所作；旧约中创世纪的故事和《新约·约翰福音》
完全是历史的真实记录。1911年—1912年，该委员会还否认了关于“同类福
音”的两种文件来源的假设，重申前三部福音书都是在公元70年前写成的。
1907年教廷颁布了新的邪说提要和《斥现代主义》通谕，谴责了约65
个命题，其中50多个是由卢瓦齐和其他与米尼奥、特列尔等人有交往的人提
出的。同年6月教皇又颁布通谕《牧吾羔羊》对“现代主义”作了全面定义
和谴责，声明教会必须采取措施严厉果断地清除现代主义。结果大多数现代
主义分子要么象卢瓦齐那样自己离开教会，要么甘愿忍受被开除教籍的命
运。1909年特列尔去世后，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者都转入地下。
为了清除转入地下的“现代主义”，1910年庇护十世强制执行著名的反
现代主义誓言，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和教会学校的教员发誓遵守《斥现代主
义》和《牧吾羔羊》两个通谕，否则将被解职，此外所有的神职人员必须声
明，相信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的证明，坚信关于基督教的起源来自于奇迹
和先知的预言。他们还必须拒绝接受流行教会的解释以外的、所有依靠证据
的关于教会史、信条史或圣经的解释。这一誓约使成百上千的罗马天主教教
士面临着良知的考验。在整肃行动中，少数拒绝宣誓的神甫被革除了教籍。
现代主义思潮迅速瓦解。
事实上，现代主义者不过是几百人，其中有一些人如特列尔和封·雨戈
尔是当时具有深刻宗教思想的人物，但也有不少人从根本上说属于没有深刻
的基督教信仰的理性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或民主分子。
4。欧洲大陆以外的罗马天主教
罗马天主教会过去通常把那些未建立起完整的天主教教阶制度的国家或
地区称作“传教区”。到本世纪初，欧洲以外的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都被罗
马教廷定为“传教区”。
（1）英国和美国的罗马天主教
①英国的罗马天主教。19世纪后期，无数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涌入英格
兰、苏格兰和美国的贫民区，他们成为这些地方天主教徒人口的主体。1865
年曼宁成为英格兰的大主教，他曾经活跃地参与了梵蒂冈会议的筹备工作，
是赞成教皇无谬误一派的首要人物之一。梵蒂冈会议以后，他把精力主要放
在公共事务上，积极推动禁酒、劳工立法和慈善活动。1889年码头工人大罢
工时，他同工人站在一起，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但是一般地说，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前，英国的天主教徒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兴趣不大。
继纽曼之后，特列尔和封·雨戈尔成为英国罗马天主教知识界的灵魂。
其他几个著述家如汤姆森、帕特莫尔和霍普金斯等人经过努力，使罗马天主
教在英格兰再次得到人们的尊敬。20世纪初，切斯特顿和贝洛克也起到了同
样的作用。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作过严厉的批判。到1914年，罗马
天主教已经在英国克服了外来的特征，具备了正常发展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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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美国的罗马天主教。19世纪后期，美国的新移民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
的罗马天主教国家，使美国的罗马天主教徒的人数剧增，成为潜在的与美国
的基督教新教徒相匹敌的宗教力量。1866年美国的天主教徒占全国人口的1
％。到1920年，美国的天主教徒的总人数已达18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6
％。
这一时期，天主教会是处在美国文化边缘地带的教会。努力把来自不同
国家、讲不同语言的信徒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并融于美国社会，是这一阶
段美国天主教的主要任务和特点。他们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要在
移民美国的不同民族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中建立一个统一的教阶制度，把不同
民族的天主教徒团结起来；第二是要在以新教为主要特点的美国学校体系
内，为信徒及其子女提供天主教教育。许多天主教徒感到自己是在美国的“外
国人”，实际情况也差不多如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天主教徒约
有一半人是在非英语的教堂里参加弥撒的。而且直到1908年教廷才宣布，美
国的天主教会可以独立地进行宣教，不再是罗马天主教的“宣教区”。
19世纪末，美国的天主教会主要关注的是移民的问题。美国的移民主要
是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他们成为美国新型工厂的劳工。比如，到1900年时，
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厂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上做工的工人中，几乎十分之
九的人要么是在外国出生的，要么是外国出生的人的子弟。所以罗马天主教
在美国就成了都市里工厂劳工的教会。
（2）罗马天主教在亚非拉
亚非拉国家一直被罗马天主教视为传教区，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前的一个世纪里，在这些传教区从事传教活动的传教士主要来自法国，其
次是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以及荷兰。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力量是由守独身的
修女、修士和神甫组成的修会构成的。在1814年—1914年的一百年里，天
主教女传教士作用的增强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女传教士占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这一时期，罗马教廷对天主教传教士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活动的控制
大大增强。同以往相比，这一时期传教活动比较强调灌输宗教知识，那种在
刀剑的逼迫下强迫大批本地人入教的事例较少，以个人或家庭成员全体入教
的事例较多。
①亚洲的罗马天主教。整个19世纪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亚洲一直
是罗马天主教最重要的传教区，天主教在中国、印度、菲律宾、朝鲜、日本
和印度支那等地都获得了较大的进展。当然天主教在这些地方的传播，也遇
到了当地文化、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抵抗以及基督教新教传教力量的竞争。
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罗马天主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元朝。第二次
传入是在明末清初，但是自雍正朝起，天主教在中国遭到禁止。此后除极少
数传教士仍留在朝廷从事技术工作外，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陷入停顿状
态。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基督教的传教士在《中英南京条约》和
《中法望厦条约》的保护之下，获准进入五个通商口岸建堂习教。法国特使
拉萼尼通过两广总督耆英奏请道光皇帝对天主教解除禁令。1846年朝廷宣
布，“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
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但外国人仍不准在内地
传教。1856年，法国借口马赖神甫在广西西林县被杀，联合英国发动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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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鸦片战争。接着清政府先后被迫与西方列强签定了《天津条约》和《北京
条约》。《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
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
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之明文，无论
何处，概行宽免。”在 《中法北京条约》中，法方私自加上“任佛（法）国
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话，使基督教传教士获得了进入我国
内地租买土地、建堂传教的权利。法国也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保教权”。
尽管法国政府在国内是反对教权主义的，但法国公使直至20世纪一直在中国
施行这种保教权，认为它比商业手段更有利于法国向中国各地的渗透。
这一时期，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修会有法国耶稣会、遣使会、巴黎外方
传教会、意大利方济各会、米兰和罗马的外方传教会，西班牙多明我会和奥
斯定会，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德国圣言会等等。还有一些女修会如法国的仁
爱会和拯亡会也来到中国。他们把中国分为各自的管辖区，遣使会主要集中
在包括北京和天津在内的北方地区。耶稣会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它的总部
设在上海的徐家汇，并建立了印刷厂、孤儿院、学校、大、小修道院、藏书
楼、报馆和天文台等机构和设施，成为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中心。方济各会
主要在华中各省从事传教活动。巴黎外方传教会则主要在中国南方的云、贵、
川、两广和西藏以及东北地区，所占面积最大。
19世纪后期，在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从一开始就借
助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我国强占强买土地，以物质利益吸引贫苦百姓入教。
他们还把治外法权延伸至入教的信徒，凡教徒作案，地方官无权审判，致使
无辜的非信徒百姓遭受迫害和损失，结果在各地引起官绅士民的强烈反对。
这是导致多起“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引发1900年大规模的反洋教义
和团运动的最根本的原因。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全国
各地发生教案约四百起。其中由天主教传教士引发的较大的教案有西林教案
（1856）、贵阳教案（1861—1862）、衡阳教案（1862）、西阳教案（1865）、
天津教案（1870）、呼兰教案（1882）、大足教案（1890）、宜昌教案（1891）
等等。在这些教案中，又以西林教案和天津教案影响最大。伴随着这些教案
的发生，天主教会所占土地越来越多，得到的赔款也逐年增加，这些都是与
天主教所宣扬的主旨背道而驰的，只能加剧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者和外国传
教士及其所保护的“教民”的仇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发生的。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天主教堂、教士和“教民”成为义和团直接攻
击的目标，有力地打击了天主教的势力和嚣张气焰。但是在八国联军的镇压
和威逼下，清政府被迫作出让步，义和团运动惨遭失败，清政府不得不给予
天主教会大量赔款。进入20世纪后，再没有大的教案发生。
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经费，最初主要来源于传教士所属国
家的教会和修会。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则是受所属修会上司和罗马教廷的传信
部领导的。从1846年起，教廷在澳门、南京和北京设有三个主教区，另外在
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香港等地设立了代牧主教区。1879
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又把中国划分为五大传教区。与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
和平传教和学术传教活动不同，这一时期，天主教的传教组织和传教士很少
从事学术知识的传播活动，主要在内地的农民和沿海的渔民中间从事引人入
教的活动，特别重视信徒人数的增加。据教会统计，1889年中国天主教徒有
542664人，1909年增加到1210054人。由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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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采取歧视政策和作法，不重视中国籍的神职人员的培养，所以由中国神职
人员组成的教阶制长期未建立起来。据统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天主
教会中只有中国神甫700人，有修道院54个，有修道生1600人。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才有中国人担任主教，全国范围的天主教组织才建立起来。虽
然天主教会在本世纪初在上海办起第一所天主教大学——震旦大学，但是与
同一时期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相比，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对中国社会
的变迁的影响要小得多。
罗马天主教在印度
16世纪初葡萄牙就从罗马教廷获得了在东方传教的“保教权”。19世纪
中期，虽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政治控制和影响已经超过了葡萄牙，
但是葡萄牙王室仍然坚持对全印度的天主教徒继续实施传统的保护权。19世
纪30年代，罗马教廷传信部为了收回传教权，建立了四个直属教皇管辖的宗
座辖区，结果遭到葡萄牙高级教士和神甫的反对。于是，在印度出现了两个
天主教神职人员竞争的势力，即葡萄牙势力和非葡萄牙势力。到1869年，印
度的罗马天主教徒已有100多万人，主教21人，神甫900人，其中一半为法
国人。1886年教皇利奥十三世与葡萄牙达成协议，保教权之争才有所缓和。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印度的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徒都不属于印度社会中的主
流集团，而是低种姓阶层的成员和原始部落的人们，如泰卢固人或贱民。他
们入教或者是希望改变自己的身分，或者是在发生旱灾或水灾时受到了教会
救济活动的感动。进入20世纪，印度天主教徒增加的人数主要来自新出生的
人口。
印度的种姓制度在教会内也有反映。到1869年梵蒂冈公会议举行时，在
印度一些人把天主教徒视为一种姓；但另一些人则承认在罗马天主教会内也
存在种姓的差别。从 1849年起，罗马传信部坚持不许在学校里划分种姓制
度，结果神职人员因对种姓制度看法不一发生了分裂。由于有人主张神职人
员不许接近低种姓的成员，于是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的工作更加受到教会的重
视。1910年印度约有50个学校培养神职人员。同许多其它传教区一样，罗
马天主教传教士在印度也建立了医院、孤儿院、精神病院和散发书刊的中心。
教会还在信徒中间建立了天主教徒聚居村，发展信用社、合作社等机构。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印度的天主教徒达225万人。大约平均每1000个信徒中
有一位印度神甫或欧洲籍神甫。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南印度，是印度新教徒
的两倍多。
菲律宾的罗马天主教
菲律宾长期以来一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它也成为罗马天主教在亚洲传
教最成功的国家，到19世纪大多数菲律宾人至少都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19
世纪末，在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