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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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方先生在文中的过失主要是出于无知，我无意再东施效颦地来作“英时《犹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之类拙劣的句型练习。但方先生因无知而膨胀的自负，使他不仅在文中振振有词地教训余氏，同时还居高临下地教训大陆的学者，指责余氏的“跋语已发表七、八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在大陆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从来没有人去查核原文吗”？这就太陶醉于自己的只眼独具了。他不知道他自鸣得意而实则是无事生非的这种查核，其他的学者不是因为无识而不知去做，而是因为无聊而不屑去做。这更不意味着大陆学者对余文就全无认识。余英时也包括钱穆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不少都是可以而且应该批判的。事实上大陆学者早就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北京的《中国史研究》、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都曾发表文章，对余说进行了驳斥。但那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内行，所以用的靶子都是原本的《犹记风吹水上鳞》。方先生在这一点上不免外行，而对国内的研究状况又一无所知，但他却俨然作出一副国人皆醉、只有他在美国圆睁着警惕的眼睛、只身维持着国内治安的扮相来，这样的自视无论如何是过高了。
在全文的末尾，方先生引录了郭沫若先生一九五○年在《十批判书》改版书后《蜥蜴的残梦》中反击他人批判时所说的一段话：
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
方先生说：“文史全才代不乏人。但近代以来，在文史两领域都有郭沫若那样的天才，都作出了开拓性多方面的成就的，却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对“近代以来”的“文史两领域”中的众多学者──例如从王国维到钱钟书──的著作，我既没有水平全部读懂，更没有能力详加比较（我想恐怕也不宜于比较），所以不敢妄下雌黄。至于方先生颂赞郭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师”，则是我完全同意的。不过，正如越是末学而肤受者或者索性就是不学而有术者却越要急不可耐地亮出“业师钱钟书”的幌子，而真正的登堂入室者反而讳言自己是钱门弟子、“原因很简单：不配”一样，郭沫若先生这样的“师”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宗”的。全才不论，就说郭沫若先生在前面就治学态度所作的谆谆教诲，方先生就根本是佯奉而实违的。在我看来，上引方先生的文章正是一个“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的“很有问题”的标本。方先生自称他是一个“多疑的人”，但他无疑更是一个勇于自信的人。他曾怀疑：“有没有可能是余氏记错了，把作者搞混了呢？”回答是“绝无可能”。他又曾怀疑：“有没有可能余氏或者编辑是因为不想让白先生‘出丑’，所以才隐去作者的名字呢？”回答是“也绝不可能”。之所以以事实为绝不可能，恐怕就是因为很强的敌忾在起作用。在提及余氏时，方先生称自己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态度的”。但他偏偏没有怀疑，既然余氏存心舞弊，一再“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处处暗示”白文“是《十批判书》的作者的反弹”，却为什么还要清清楚楚地详注《钱穆和考据学》的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三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以至方先生查证时只要“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这等于是余氏一面作贼，一面却把赃证当奖杯似地高高举起来招摇过市，以便引来方先生一捉一个正着。方先生竟不多心天下为什么会有这等好事，还喜出望外地说“连我这样早就不齿余氏文风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下作至此”。其实方先生当初最该怀疑的倒是：即使余氏出于方先生所设定的目的而真“下作”到如此丧心病狂，他也未必会“下作”得如此弱智。
一九九九年十月
（此文曾在日本出版的《百年》杂志1999年11月号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