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作者:茅于轼-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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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怕雇一批人去挖沟，再雇一批人去填沟（搞无效建设），经济也能活跃起来，萧条就可以缓解。后来，有些人曲解凯恩斯的理论，以为鼓励消费可以不断地保证经济增长。在我国这种论调也有相当的市场。如果真的大家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我国每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很快就会跌落下来。究竟消费和储蓄何者有利于经济增长，不可不弄清楚！
1998年1月31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一）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一）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你跑步追上一辆公共汽车，可是刚要跨步上车时售票员把车门关上，按铃起动，扬长而去；
——你写信时忘了写对方的邮政编码，虽然你知道这个编码；
——你不知道邮政编码，因而没有写，结果信被邮局退了回来；
——马路上有人吵架，大家伫足观望，抱着无穷的兴趣，必欲穷其所以才肯走；
——红灯抢行，十字路口乱作一团，彼此挤得动弹不得；
——警察把乱设摊位的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
——开会时因某人未到，大家等上十几分钟。
这些现象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已经司空见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现象是使中国成为穷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为什么穷，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革命家、政治家、学者和一切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和耋耄老人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各人也都试图对此作出答案。可是，究意什么是正确的答案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要解决穷的问题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可能首先要肃清内部同情帝国主义的分子，从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有人归纳为科学技术落后，它是直接的生产力，因此首先要发展科技；也有人归结为教育落后，甚至归结为方块汉字造的孽。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穷是因为许多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要解决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国家领导的事，普通老百姓很难主动去纠正，但也有许多纯粹是老百姓的事，只有百姓们自己明白如何把自己弄穷的，才能改正。上面的一些例子，正是属于这一类。
在美国，而且不仅美国，在一切富国里，我门可以看到的是：
——公共汽车司机（司机往往兼任售票，所以没有售票员）会等待跑来的乘客，对于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更是耐心和关怀。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乘客的候车时间，避免了浪费；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和谐和宽松的人际环境。
——写邮政编码已经成了每个人的习惯，因而提高了邮局对信件的分拣速度。
——万一你不知道编码，也可以放心把信寄走，决不会退回给你。邮局代你查编码所花的时间肯定比你自己去查少得多，因而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效率。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公共场所吵架，更没有看到过聚堆看热闹的人，因为人人讲礼貌，人人都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你踩了别人一脚，当然会说一声“对不起”；你被别人踩了一脚也会说“对不起”，怎能吵起架来？再说，在一个充分活跃的市场经济内，到处都有招人的广告，上班时间是非常灵活的，所以每个人的时间都有转化为金钱的可能，决没有理由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无谓的活动上。
——十字路口是道路通过能力的限制口，要提高道路的通过能力；避免在十字路口堵车；应该加速车辆在此地通过的速度，而不是减速通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每个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从感觉上看，似乎红灯前不抢行是耽误了时间，实质上是与人方便的结果是自己方便。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可是要觉悟到不抢行反而减少了等待，在这一点上学习速度是非常之慢的。
——富国里同样有犯规的小贩，但确实只是个别的，人人遵守规则，形成了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风貌，是文化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警察遇到犯规的商贩，用文明执法的原则来处理。在西方，失业是社会的一大难题，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借钱给做小本生意的人，更不会去没收他们那点微薄的资本，小贩是需要受教育的，但是粗暴的态度并不能教育人，倒是引起愤懑的反应，严重的时候会引发犯罪。
——守时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点，飞机正点起飞，火车正点发车，商品准时交货，开会准时出席。一个交换频繁、联系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缺少了守时这一共同规则，它是无法运转的。开会有人不准时出席，会议不会让多数人等少数人。
上面这些例子只是无数类似事件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妨碍了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被浪费。它并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人们这样做并不犯法，甚至也谈不上是道德问题，可是大量这类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变穷。这类事情的起因，责任在于我们每个老百姓，不论你是一名售货员、司机、教师、电话接线员、政府办事员，改变一下你办事的原则都可能使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当每个人都这样想时，国家就富起来了，你所支付的同样的劳动就会得到更高的报酬。
1994年4月25日
从资源配置到分工理论，从价格到制度——介绍扬小凯的学术成就
虽然凯恩斯揭示了宏观经济现象的许多规律，但多数经济学家仍认为宏观经济学至今仍缺少一个结构严密的理论框架，只有微观经济学才有这样一个结构。因为有微观经济学，经济学才被承认是一门科学，才有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微观经济学有一个严重的不足，它只研究给定经济结构条件下各种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流向，所以微观经济学又称为资源配置的学问，或者干脆称为价格理论，当然，经济要发展，资源必须有效地加以利用，价格必须正确，以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向，但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分工，它决定了一个经济的结构，却并未能在微观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斯密在《国富论》中特别强调了分工促进生产率的发展，并举了针的生产为例。经济学家并不是故意忽略了分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未能提出一个理论解释，精确地分析分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于是分工只能是一个经济思想，而成不了一个经济理论。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豪塔克（Hendrick S．Houthakker）在一篇名为“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论文中指出：没有一个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分工的进一步分析而得益。杨小凯等人的分工理论证明了豪塔克的看法，他对微观、宏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权和企业理论都用分工理论加以补充，甚至作了彻底的改造。他们自己把这一经过改造的理论称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s），以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Neoclassical Microeconomics）相区别。这样的称乎虽有点勉强（只差了一个“兴”字），但强调了它渊源于古典微观经济学，仍着重在体系的严密性，十分依赖数学方法，然而它有全新的面目。
先说它对原来微观经济学的影响。由于收益递减的普遍规律，对任何一种活动（生产或消费）投入太多的资源都是不利的，因此之故才有所谓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资源的最优配置发生于各部门边际产出相等的情况下，这是非线性规划中利用拉氏乘数法（Lagrange'sMultiplier）得到的结果。换句话说；最优解是可行解集合的一个内点。但人作为消费者面对着几万种消费品，只消费其中的几百种，其余的消费量为零；人作为生产者更不会去生产几万种产品，而只生产其中的一两种，其余的产量为零。这种情况说明，经济活动的最优解不是内点而是角点。证明这一点光用拉氏乘数法就不够了，而要用非线性规划中更普遍的规则，即库恩——塔克尔（Kuhn－Tucker）法则，拉氏乘数法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根据库恩——塔克尔法则，解得的一般均衡状态就不是内点，而是一组角点和内点的结合。当经济参数变化时，不仅内点均衡条件变化，对应于价格变化，而且一般均衡解中的角点从某一组不连续地跳到另一组，这对应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一般均衡的这一修正对微观经济学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可参见杨小凯这方面的论著。
分工理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最大，它不但从静态上说明分工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动态上解释经济起飞。从信息理论看，分工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在分工社会中，专门从事某一生产的人，只管钻研自己有关的生产技术，而不必去过问别的知识。由于人的精力有限，他可以不问其他而专门创造并积累自己的生产知识。当社会内每一个人都如此做的时候。整个社会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可以成亿倍地扩大。比较一下孔子时代社会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和今天人们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就明白此说非虚。诸子百家传诸后世的哲理证明那时的人不比今人更笨，但生产水平却不可比拟，从根本上说，这全是分工造成的。然而这种信息不对称也造成了另一不利条件，即买方不知道产品的真实成本。我们大多数人都消费电视机，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它是如何生产的，知道它的成本的人就更少了。而在古代，种粮的人虽然未必去牧羊，但至少他曾见过牧羊是怎么回事，即使没见过起码他能想象某件东西是如何生产的。所以现代人有一句谚语：走遍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这种信息不对称，产生了投机行为的机会。而且分工越是发达，此种机会越多。只有卖方之间的竞争才能纠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危害。
分工发达的结果是交易次数增加，而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分工不会无穷细分，它停止在分工的边际收益等于交易边际成本的那个分工程度上。当新的经济制度出现，并能降低交易费用时，分工将进一步细化，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过去的发展经济学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杨小凯指出制度变化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制度改变的方向是节约交易成本。这一结论符合近一两百年来各国经济能够发展或长期停滞的历史经验。杨小凯还指出，积累的资金既可用于购置设备改进生产技术，也可用于支付交易费用，试探新的制度安排，当社会进入到一种制度，其中分工利益的增量大于交易费用的增量时，分工有正反馈作用，于是发生经济起飞。这种解释显然超越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它强调了现存的制度不是外在且事先给定的，而是节约交易费用扩大分工利益的发展过程中制度深化达到的某一阶段，正如《动态》编辑部在“开展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一文（《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9期）中指出的，自斯密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经济学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将制度视为给定的，其结果是非常数理化的微观经济学；一个是将制度本身，特别是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杨小凯等人的研究则重新将这两方面的研究汇合起来，将经济发展的制度根源与资源配置理论相结合。参见杨和勃兰德（Borland）在这方面的论著。
分工和规模经济会发生冲突，因为分工越细会导致规模缩小。要兼得二者之利，最主要的方法是扩大市场，这就是现代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原因。传统的国际贸易比较利益理论，把比较利益建立在自然资源秉赋和要素价格的差别上。分工理论则论证了国际贸易由于扩大了产品市场，可使分工进一步细分，从而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同时增加。这种利益对于大国如美国和中国尚且不可忽视，逞论对于规模较小的大多数国家。见杨小凯用分工理论研究国际贸易的文章。
企业理论和产权经济学是近年来受到特别重视且发展异常迅速的经济理论。杨小凯用他的分工理论于这两个领域同样得出了创造性的进展。杨与王建国（Monash大学博士）及Wills 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此模型的概念是在一个给定的法律制度下，社会中的竞争会平衡于合作可靠性与分工之间的冲突：即合作越可靠，风险越小，则分工越发达。所以法律环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个模型又提出了事前交易费用（在决策之前就能预见的，因而进入谈判之中的）和事后交易费用（在谈判时不能确定的，由于一方取巧而造成的社会效率损失）的概念。这两种交易费用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即考虑周到的谈判（增加事前交易费用）可减少取巧造成的经济损失。竞争使均衡发生在两种交易费用之和为极小的状态。所以财产权并不是定义得越明确越好，因为事前交易费用增加太大，虽然明确定义产权可以减少事后交易费用，总的说来仍是得不偿失。计时工资相对于计件制的发展，公共汽车月票制等等是使产权界定模糊，降低事前交易费用而使效率提高。一般而言，由法律制度决定的界定产权的效率提高，会提高分工度，市场规模、贸易依存度及生产力。杨等三人曾用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验证了这一理论，他们的文章的中译本将刊出于《中国经济论坛1992年论文集》。
企业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在以分工为主导线索的思考下得到了统一。企业的成长和经济的发展是同步发生的，然而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这二者似乎并不相关。刘易斯的剩余劳力理论，库滋涅茨和钱纳里的结构变化理论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但从分工理论来看，分工是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根源。交易效率同时制约着企业成长和分工发展。自由化政策提高交易效率，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减少交易风险交易费用。二者共同的作用造成了以企业林立为特征的富裕社会。从杨和勃兰德的理论来观察，人均收入增长、贸易依存度增长、市场扩大、内生比较利益的增加、专业贸易部门的扩大和其他结构变化都是分工内生演进的不同侧面。而传统发展经济学中却将人均收入增长看成是结构变化的推动力，而结构变化又促进了经济发展。
关于企业理论方面，杨小凯的另一个贡献体现在他与黄有光在《经济行为和组织期刊》即将刊出的一篇题为“企业理论和剩余权力结构”的论文上。他们将Chase与张五常的产权理论变成数学模型，在模型中证明了仅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企业，而且必定是劳动力的买卖比起管理技术的买卖交易费用低才会出现企业。企业主花钱买生产劳动，这就出现了企业组织；而不是一线工人组织起来买企业主的劳动，这成为合作社组织。其原因是企业主的劳动从数量质量上更难界定，其交易费用更高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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