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态语言-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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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认为，体态语言和口头语言是互为依存的。光用口头语言不足以向我们传达出其人所说的话的全部意义。光用体态语言也不会向我们传达出这全部的意义。当某人正在说话时，如果我们只听话语，那么我们可能误解的地方与我们只“听”其体态语言所可能误解的地方一样多。
照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看法，精神病学家尤其必须既听体态语言也听口头语言。为了向人们说明如何运用这一方法，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居住环境中的交际分析》。在文章中，他解释了他使用过的一些方法，以便住家医生，即年轻的见习医生们，了解体态语言的交际潜能。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帮助创立了“正常凝视时间”这一概念。这虽是一句题外话，但却很有趣。他相信，一个人可以观察要他人的眼睛、脸面、下腹、腿部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但观察时间不能太长，以不造成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紧张感为限。
他在给住家医生的教导中指出，身体的几乎所有运动部分都可以向医生传达出某种信息，即使在其他所有动作都不能传达信息时也是如此。他回过头来重新谈起体态语言能够传递信息的两个典型例子。
他解释说，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位青春期少女的故事，她已不得不学会怎么处理她那最近发育起来的乳房。她应该怎样看待它们？把肩膀往后缩，将胸脯高高挺起吗？或者，她是否应该双肩前倾使乳房显得扁平一点好隐藏起来？两只手臂应该怎么放？两个肩头应该怎么动？又应该如何回答妈妈的教诲？妈妈一会儿说，“昂首挺胸，要为你的身体而自豪。”一会儿又说，“别象那样挺着个胸脯，你不该穿这么紧小的毛衣。”
我有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朋友，她性格特别活泼，不受世俗的约束，而且相当自信。在试穿比基尼式女子泳装时，她欣赏着镜子中自己的身体对她母亲说，“乳房不是很有魅力么？假如我死了，别火化吧，我要让它们变成铜像传给子孙后代！”
绝大多数十几岁的姑娘都没有这种对身体的自豪感，她们觉得带着这么一对刚发育起来的乳房真是一件麻烦事。不难使住家医生们发现，少女身体方面的变化可能会传达出沮丧、激动、求爱、恼怒等信息，甚至还传达出求援的呼吁。
在住家医生的亲身体会中，他最终将能够通过他的少年病人的站立姿势来认识和理解他们的某些不同性质的问题。
伯德惠斯特尔为住家医生们所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他所谓的“男人的小腹与肚子的惊人的膨胀性和收缩性”。
我们已经发现，男人们在求爱过程中会绷紧他腹部的肌肉，把肚子收缩进去。在情绪受压抑的时候，他可能会过分放松这些肌肉，让肚子往外凸出。这些肌肉的紧张程度能够泄露一个男人的情感状态和精神状态中的许多秘密。我们必须认识到，整个身体之于体态语言，恰如发声器官之于口头语言一样重要。
纽约州立大学南部州属医疗中心的保罗·L·瓦赫特尔博士（Paul。L。Wachtel）研究了精神病患者中的非语言交际，并且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精神疗法中的体态语言研究引论》。
按照瓦赫特尔博士的观点，身体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都具有适应功能，表现功能和保护功能，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是无意识的。他说，“我们寻求从临床角度全面估价病人对其身体的运用的意义。”
为了搜集资料，瓦赫特尔博士拍摄了精神病学会谈的情景，然后把这些影片多次重复放映，将体态语言与有声语言相应地联系起来。从观看影片中，他学到的一条经验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寻找又意义的姿势，从理论上说，你能够直接通过倾听病人说话以辨识具有意义的姿态，但实际上动作太快，在谈话中常常没有注意到，电影可以放慢速度，反复放映，可以随意重现会谈中的任何部分，从而起到时间机器的作用。
瓦赫特尔博士说，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体态语言的作用方式，这便是他与一位极度不安的人进行交谈的情景：她不知道对缠住她的一位朋友的感觉到底如何。
他注意到，在影片中，每当她生气时，就表现出某种姿势。一提到这位朋友的名字，她就会重复那些相同的姿势。这时，博士便能够用图像向她表明，她对那位朋友的感觉如何了。当然，理解情感是控制情感的第一步。
瓦赫特尔博士把体态语言看作病人与治疗学家进行交际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尝试。当治疗学家进入某种令人讨厌的区域时，他所研究的病人就会向后靠，并且两手十字交叉。瓦赫特尔博士说，“这大概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抵抗的态度。”
身分不同，姿势不同
人们一直在运用种种不同的交际手段。承认这一点对于精神病学家和普通市民都确有好处。精神病学家据此可知，究竟该从病人那儿得到些什么，如果普通市民明白，他的伙伴们的反应既有口头语言方面的也有体态语言方面的，那么他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他该从他们那儿领会些什么意思。
对体态语言的这种了解，常常是理解人际关系的一个关键，它可能是许许多多的人用以支配他人的一种秘诀。有些人似乎能够理解体态语言，不仅用他们的声音，而且也用他们的身体来控制别人。
此外，懂得某人的体态语言并能理解它，也能促使你了解你自己的体态语言。当我们开始接受并理解他人传送出的信号时，我们就开始检查我们自己的信号，并进一步调整控制我们自己，使我们的体态语言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然而，要掌握所有各不相同的交际方式是十分困难的。就动作而言，人类当中就有数以千计的信息毕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编制了程序，用以处理许许多多这方面的资料数据，然而这种处理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把这些数据引入我们的意识中，我们就可能错用它们。这是相当危险的。如果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正在干什么，那么我们常常就很难处理这些信息符号了。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尽管如此，精神病学家们还是继续研究身体交际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谢弗伦博士对交际系统中姿势的意义特别感兴趣，在其发表于《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当两个或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人们的身体姿态向我们泄露了大量的秘密，告诉我们他们在干什么。
谢弗伦博士写道，“传统的美国姿势不过三十来种。”他补充说，在交际中传达出具有含意的身体姿态甚至还要少得多，这些姿态都出现在数量不多的情景中。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指出，想把东西卖给更有影响的顾客的推销员，极少采取坐在椅子后部这一姿势。
尽管生活在美国的人都熟悉美国人可能采用的所有不同姿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运用所有这些姿势。来自纽约的一位19岁的大学生所用的姿势，会不同于一个中西部的家庭主妇所用的姿势；华盛顿州的一位建筑工人也会运用与芝加哥的推销员的姿势大不相同的姿势。谢弗伦博士相信，一个真正的体态语言学专家可以从一个人谈话时面部的活动方式，辨识出他来自本国的哪个地方。不过，这样的专家尚未出现。
当我们观看炉火纯青的哑剧演员表演时，我们都意识到了体态语言中的这种地区差异。通过一些特殊的姿态动作，哑剧演员不仅能够告诉我们他们扮演的人物来自世界的哪个地方，而且还能告诉我们其生活方式。曾经有那么一些日子，足球运动员是大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那时候，学校里许多体育原本不行的小伙子，也会逼真地模仿足球健将的走路姿势，以引起姑娘们的注意。
动作与信息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在其体态语言学方面约著作中，试图极其精确地指出何种姿势表示何种信息。他得到的发现之一是，每个美国人在谈话过程中都会多次摆动头部。如果你拍摄两个美国人之间进行的具有代表性的交谈，然后放慢映片速度，通过慢动作来研究体态因素，那么，你会注意到当他们期待别人回答时，他们的头部有一定的运动方式。每一段谈话之未的头部动作是给谈话对方的信号，让他开始回答。
这是我们用以引导谈话的方式之一。它使一种你来我往的思想交流得以顺利进行，而不必说“你谈完了吗？现在该我说了。”这样的废话。
当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信号会与此不同。从理论上可由此导出，观察两个人谈话，能为了解两者的国籍提供一个好线索。
在我们的语言中，一句话末尾的音调变化可以包含许多意味。音调升高，说话者是在询问。问一下“what time is it？”（几点了？）并注意体会你的嗓音是怎样在“it”这个词上升高的。“How are you？”（你好，）“you”一词升高；“Do you like your job？”（你喜欢你的工作吗？），“job”一词升高。
这是一个语言学的标志。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发现了一些体态语言学的标志，它们增补了语言学标志之不足。当一个人提问时，请注意观察他的脑袋。“What time is it？”他的脑袋会在“it”一词上向上昂起。“Where are you going？”（你去哪儿？），他的脑袋会在“going”这个词中的“ing”上面扬起。脑袋也象嗓音一样在问句的句末抬高。
问句句未向上抬高的动作还不仅限于嗓音和脑袋，手也总是随着音调的上升而抬起。当我们谈话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看似无义的手部动作，这些动作其实与音调和意义有联系。眼睑也会随着问话的最后一个声音符号的出现而张得更开。
在问句句未嗓音提高，而在陈述句句未时，音调则会下降。“I like this book．”（我喜欢这本书。）嗓音随着“book”一词下降。“I'd like some milk with my pie。”（我想用牛奶就馅饼吃。）嗓音降在“pie”一词上。
在陈述句句未，脑袋也伴随着嗓音的下降而下降，照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看法，手和眼睑的动作也是这样。
当一个说话者想继续往下谈时，他的嗓音会保持同一种声调，他的脑袋也会保持直立朝上的姿势，他的眼睛和双手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美国人说话时，只有眼睛、脑袋、手的姿势变化较少。我们的脑袋在说了一句话或两句话之后仍然保持一个不变的姿势，这种情况即使有也极其少见，作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意识到头部动作不仅与我们所说的内容有关，而且也与我们的情感有关。要刻画一个既不表现出感情、也体验不到感情的“冷酷者”的形象，作家就会使他显出一副麻木不仁的、连身体也不易动一下的形象。在根据伊思·弗莱明（Ian Fleming）的小说《007》改编成的电影中，肖思·康纳里（Sean Connery）以沉默寡言、静止不动的方式扮演了詹姆斯·邦德（James Band）这一角色。即使是面临绝境，他的脸部也极少动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因为他演的是一个体验不到任何感情的人。
在犹太人的民间故事中，有生命的假人是一个毫无表情，当然也体会不到任何感情的人。崇高风尚的模式使她自己表现出一种笔挺的、装腔作势的姿态，以免传达出感情的暗示。然而，一个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在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朝左看，朝右看，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头。他眨眨眼睛，扬起眉毛，咬住嘴唇，摸摸鼻子，——每一个动作都与他说话的内容有联系。
因为个人的动作千变万化，所以常常难以把特定的动作与特定的信息对应起来。但是，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意思，动作即信息，这点仍然是千真万确的。谢弗伦博士在研究精神病治疗活动的过程中发现，当治疗学家向病人阐述某件事情时，他可能会使用某种头部姿势。但当他向病人解释某些话语或行为时，他可能会采取另一种头部姿势，当他打断病人的谈话时，他用第三种头部姿势。当他倾听别人的谈话时，他还有第四种头部姿势呢。
病人也如此。当他倾听治疗学家谈话时，他采取某种确定的姿势。在谢弗伦博士研究的一种情形中，当病人孩子气地表现自己时，他把头偏向右边。当他咄咄逼人地、深思热虑地说话时，他会保持脑袋端正、挺直。
要研究和解释这些动作，困难在于它们是个人的体态语言情感，并与这个或那个特殊病人的亲身经历有关，并不是所有的病人在稚气可掬地行动时都把脑袋歪在一边。同样，也不是所有的治疗学家在听病人说话时都表现出同样的头部动作。然而，确凿无疑的是，同一个人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在30分钟的谈话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的这些头部动作是那么僵化、固定，这使谢弗伦博士大为惊讶。不过他还是强调说，也象在他们研究过的其它许多会谈中一样，病人和医生都极少使用大幅度的身体动作。
于是，要想找出某人的特殊姿态并把它们同谈话联系起来，或者将其与陈述句型、疑问句型、回答句型、解释句型等联系起来，就不应该有太大的困难。
姿势与观念
头、眼睑和手的动作并不是真正的姿势动作，谢弗伦博士称它们为“要点”。几个要点的连续，他称之为“状态”，这就跟姿势很相近了。他说，一种状态是由“至少涉及半个身体的总的姿势变换而组成的”。一种状态可以持续5分钟左右。
在某一社会情景中，许多人会表现出二至四种状态，尽管谢弗伦博士已经观察到心理治疗学家在一次治疗过程中保持一种状态达20分钟之久。
为了说明状态的运用，请设想这样一种情景：一个人正在坚持某一特殊的观点。听者坐在椅子里，往后靠着，双臂抱在一起，翘着二郎腿，一边倾听着说话人的意见。当听者抓住了他不同意说话人的某个观点时，他随即改变自己的姿态，准备同说话人展开辩论。他可能会身体前倾，放开抱起的双臂和翘起的大腿。当他开始反驳说话人时，他也许会抬起一只手，食指指着对方。说完之后，他又会象原先那样靠在椅背上。双臂抱起，二郎腿翘起一一或者，他会表现出第三种姿态，这是一种更容易为对方接受的姿态：当他往后靠时，双臂和双褪都随之松开。这一姿态表明，我正洗耳恭听呢，你但说不妨。
如果你掌握了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一次谈话过程中所采用的全部姿态，那么你就获得了谢弗伦博士所谓的“观念”。一个观念能够持续几个小时，它以位置的彻底改变而告终。离开旁间，打个电话，找香烟，上厕所一一中断谈话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宣布了一种观念的终结。如果去的人又回来了。那么又开始了一种新的观念。
谢弗伦博士认为，交际中姿势的功能在于标出这些单位、要点、姿态和观念。单位本身在会谈中起标点符号的作用。不同的姿态与不同的感情状态有关，而且，当一个人又回到姿态最初出现过的那种状态中时，常常可以再次捕捉到先前有过的情感状态。耐心细致而又观察力敏锐的心理治疗学家，不出多久就能认识到，什么姿势与什么情感状态相关。它们反映的道理也与瓦赫特尔博士所发现的道理相同。他研究的那位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