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史拾遗 作者:刘以芬-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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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得电自极失望，而时人则以此高郑，谓其能审出处而不热中功名，实则郑之热中，较他人为尤甚，其壮岁曾有句云
“三十不官宁有道”，此以视岳武穆之“三十功名尘与土”，其胸襟相去何啻霄壤，不过郑之所歆慕者为前清之巡抚、
总督、尚书、军机大臣，而非民国之督军、省长、部长、国务总理耳。郑于清末累加升擢，至€南布政司，自谓可由此
扶摇直上，讵料清室推翻，郑之功名亦随而断送，而其所主张之铁道国有政策更为舆论所集矢，故极痛恨民国，尤痛恨
袁世凯，曾有句云：“已坐虚名人欲杀，遂成遗老世应忘。”又云：“寡妇孤儿原易取，中原万里遂凋残。受恩累世成
何语，却笑留侯说报韩。”其牢骚不平及不满袁氏之情，昭然若揭。
郑既以遗老自居，而又不以留侯之弃韩事汉为然，自不肯出仕民国，且须进一步，谋所以报韩（清）之策。于是处
心积虑，图复清室，以满足其攫取功名之欲望，终至为目的不择手段，出卖幼主，在日人卵翼之下作傀儡皇帝，而自任
内阁总理，以此与陈宝琛意见不合。及陈死，郑挽以诗，其首句即云“庵（陈号）功名士”，其意盖谓陈不过一功名
之士，而己则乃心故君，力谋兴复，并非为一身功名计，藉以自欺欺人耳。结果己既不终于位，抑郁而死，且使溥仪一
劫于日，再虏于俄，是郑非仅民国之罪人，抑亦清室之罪人矣。
★进步党与段祺瑞之凶终
进步党自创党以来，其所取政策，即系与现有势力相结合，意欲乘机而指导之、改造之，
使成为我国之中坚力量，以求安定一时之社会秩序，并徐图发展。故彼之所谓结合，亦有其一定限度，与一味附和者不
同，苟一旦越此限度，则彼即不能不顾及自己之立场而立与离异。但观该党第一期与袁世凯结合，然一见袁欲帝制自为，
背叛民国，则毅然起而反对；第二期与段祺瑞结合，然一见段之滥用日债，倒行逆施，则决然不肯苟同，便可以知其态
度矣。
当时外间谓进步党尚有为有不为，若其他党派则且有无所不为者，的是平情之论。该党与段结合，自对德问题发生
始，至马厂誓师，愈益融洽无间，段之力邀梁（启超）、汤（化龙）等入阁，且畀以重要之财、内两部，即为推诚相与
之表示。然以此招段左右之嫉忌，故入阁以后，双方感情乃日趋疏隔，盖段一人之信心，究不敌环绕其侧者之日肆浸润
之谮、肤受之诉也。选举本应归内务部主持，而新国会选举乃全由徐树铮等暗中操纵，内汤几不能过问；借款本应由财
政部主管，而对日借款乃由曹汝霖（交长）辈秘密办理，财梁几不得与闻。名为阁员，实则等于虚位，选举犹在其次，
而借款则关系国脉，势不能无言，言而不听，势不得不求去。若辈乃更藉此而指为有意拆台，段亦深信不疑，于是此一
方则恶意慰留，而强使之分谤，而彼一方则力表不与合作，以求外间谅解。计梁、汤等自六年七月十七日入阁，至十一
月二十二日随同段氏去职，表面若相终始，而精神则早已分离矣。
段去职仅数月，于翌年三月二十三日再度出组内阁，仍继续其借款政策，其时进步党则以在野地位，力加反对。该
党在北京办有两种报纸，一曰《国民公报》，一曰《晨报》。《晨报》总编辑时适由余担任，此两报对于段阁借款消息，
时有披露，彼辈早视若眼中钉，密谋取缔，而又恐法律上或欠根据，招舆论攻击，致画虎不成，转贻笑柄。时朱深为段
阁司法总长，在安福系中群目为法律家，力主无虑，谋定矣，只待机发动。我辈已探知之，对于登载亦特加慎重，一夕
某通讯社发表政府将以高、徐、顺、济铁路抵押日本借款二千万消息，《晨报》得之，以此种珍贵资料，万不能弃而不
录，但为避免责任起见，乃直叙据某通讯消息云云，末亦不加按语，以为如此必不至发生问题。时余每夕均宿社中，翌
晨方睡未起，社丁呼醒，谓外有警察数人，欲见总编辑，余出见，彼问汝是否负责人？余曰是，并出名刺示之，彼遂同
警厅通电话，商良久，竟置余不顾而将社中会计梁某逮去，经两日始保出，旋将全案移地方法院侦查，搁置月余，处分
不起诉，报亦复刊。同时《国民公报》亦以登载此项消息，同一办理，然查北京各报，登者并不止此两家，则固无恙也。
此虽不过一小小风波，亦足见段派对于该党之如何敌视矣。
闻段于梁、汤、林（长民）三人中，与汤感情最恶，盖梁为学者，林近政客，惟汤则党之意识特强，故段派嫉之亦
特甚。其后汤游美归途中被刺身死，段并不派人致唁，追悼之日，不莅吊、不送挽章，一若生前之已绝交然者。始则胶
漆，终则水火，以利害相结合者，利害相反即反颜若仇敌，观于进步党与段之结局，真不禁感慨系之！
★冯国璋失败原因
冯（国璋）段（祺瑞）执政时代，府、院之间，明争暗斗，至为剧烈，为世人所尽知。其实两人
之积不相能，由来已久，并不自此时始也。当革命军占领武汉，冯率师南下，夺回汉阳，清廷大加赏赉，赐以爵位。正
在踌躇满志之际，袁（世凯）恐其图功心切，不明己意所在，骤破南北均势，乃将其召回而以段代之，冯虽不敢言，心
实怏怏。其后段第一次联合将校四十余名，电请内阁代奏，主张维持君宪，反对共和，以威吓民党，第二次又联合将校
发出通电，主张立采共和政体奠定大局，以威吓清廷。旋乾转坤，悉由段发动，冯反寂寞无闻，其对段深怀嫉忌，自不
待言。及袁任元首后，冯虽出膺疆寄，然较之段久在中枢，主持军政，仍不免有相形见绌之势。洪宪变起，冯、段均取
淡漠态度，最大原因，即在于两人均以袁之继承人自命，帝制果成，则将来不传贤而传子，彼等将永无继位之望，故均
不以袁之所为为然也。
袁既失败，取消帝制，仍欲保持总统地位，先思借重段氏，令其出组内阁，段则要求其完全交出军权以挟之，次则
转以谋之冯，冯召集未独立各省开会议于南京，有人说冯谓：“君若助袁，袁败，君亦随而俱仆，若能持严正态度，使
袁退黎继，则所遗副总统一席，国会必举君以相酬。”冯为之动（冯本意尚欲各省拥己为总统，见势不能，乃求其次），
于会议时果不为袁张目，而袁技以穷。可见在袁未死前，两人已各作打算，各自布置，以争此一遗产，两雄相争，即不
能不出于相厄，势使然也。
冯、段既素不融洽，且利害相反，兼以府、院争权，袁、黎已然，冯、段自更不能例外。袁拥有军权，而又知利用
国会中之接近于己者以为之助，故能始终独揽大权，黎则有国会中比较多数之议员为后盾，而无军权，冯则虽有军权，
而全无国会为之支持，故同归于败。人第知废旧国会、召集新国会为段所主张，而不知冯之为此主张尤早于段。当袁取
消帝制，冯在南京，曾先后发出两电，第一电提出和平办法八条，意主另组新国会，俟新国会开会后，袁向新国会辞职，
再由国会另选继任总统，此电系仅征求未独立各省意见。第二电中更有参酌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严定资格，慎防流弊，
速筹开国会等语，此电则系遍征各省同意者。后虽以反袁派反对而止，而冯对于国会之态度已可概见，所以其后段主法
统中断之说，冯处元首地位，并未尝稍持异议。冯之副总统，本为旧国会所选举，乃亦主废弃旧国会，已为失策；而对
于新国会又太无布置，致其选举全为安福系所操纵。迨新国会召集，冯继黎之总统任期适已届满，势除拱手让人外，自
属一筹莫展。
向使冯稍加注意，当时直系尚有相当地盘，在国会自亦可得相当人数，再能与反段之研究系及旧交通系密相连系，
未始不足在选场中一决胜负。乃只知倡导和平，指使己系督军、将领反战，以折段之台，而不计及己之任期迫届，武器
一失，如何与人争衡？最终虽与段同时下野，稍解愤恨，然段一面则拥有所谓参战军，一面则握有所谓新国会，隐然居
于太上内阁地位，而冯则悄悄引去，从此与政治绝缘，岂非失败之甚耶？冯素以狡猾见称，与段刚愎性格迥不相侔，此
次乃坠入段派术中而不之觉，此亦足见武人思想究属简单，不能了解政治战之作用，而当时冯幕府之无人才，亦不难于
此窥见矣。
★徐世昌操纵时局
徐世昌与北洋系关系甚深，其地位仅亚于袁世凯。当前清末叶，徐即己任东三省总督，官阶远超
冯（国璋）、段（祺瑞）上，故不特彼二人不敢与徐抗颜行，即袁对之亦极礼下，但观袁称帝时有所谓“嵩山四友”，
徐居其一，即可窥见。徐既有此凭藉，其心目中只有一袁氏，袁死便不作第二人想。然彼究系文人，无军权在手，不能
不让冯、段先著祖鞭。洪宪变后，徐蛰居故乡，一若忘情政治，实则无日不在沉机观变，冀乘时崛起，以偿其多年之夙
愿也。
忆当黎、段交恶时，黎曾派两专使往邀徐入京，名为调解，意实欲免段职，而求徐为之助。所派二人中，其一为余
友某君（姑讳其名），与黎虽有旧，而素不慊黎之所为，因恐徐坠入漩涡，且于段有所不利，乃避同行者之耳目，于夜
静时就火车中，取寸纸疾书数语抟为丸，晤时密以授徐，徐遂托辞婉谢。据某君告余，当时彼此神授意会，丝毫不着痕
迹。即此足见徐之机警，及其对于时局之如何留意矣。徐既以此见好于段，其后冯、段龃龉，徐居间执言，又能不涉偏
颇，散终造成冯、段同时下野拥徐出山之局。
在段派之拥徐，原欲徐取其名而段握其实。然以徐之地位及性格，又岂甘为傀儡？故一登元首宝座，即与旧交通系
密相联系，对研究系亦取友好态度，并月助党费，此两系皆反段者也。安福系欲举曹锟为副总统，彼则阴令旧交通系联
合研究系以反对之；安福系主用武力，彼则令钱（能训）内阁极力倡导和平，皆与段派政策显然相反。惟于段派所视若
生命之参战借款及编练参战军，则置之不问，俾遂其大欲，不至以其他问题与己为难。对于直系，虽以反对曹锟当选副
总统，而稍招其不满，然其和平政策，则夙为直系所主张。其后段派骄横益甚，吴佩孚由衡阳撤兵北上，曹锟组织八省
联盟，徐非不知直、皖战机已迫，而故作痴聋，及张作霖入京谒晤，见奉、直联合势成，乃下令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
及边防军总司令职，将边防军改由陆军部直辖，旋以段由团河入京力主与兵讨伐曹、吴，乃又下令将曹锟革职留任，免
吴佩孚第三师长职并褫夺勋位，无非表示其本心初不偏袒，将来无论胜负谁属，彼皆有回旋余地。结果段败去职，而徐
仍无恙不受影响。
皖系既倒，奉系代兴，徐之应付直、奉，一如其应付直、皖然。徐之总统本为安福国会所选出，安福亡，彼之地位
自亦时在飘摇之中，故亟欲乘此机会，将安福国会明令废止，依据元年公布之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召集新国会（即世所
谓“新新国会”）。一方既可表示其尊重法统，一方又可使本身地位由不合法而变成合法。但此非得直、奉两系支持，
及现局不生变动，决难圆满实现，于是以陕督予直系之阎相文，以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予张作霖，使之各满所欲，
以求一时安定。不幸新新国会不能引起各方注意，致各省议员多未能如期选出，而直、奉均势之局，又因王占元在鄂失
败、由吴佩孚继任两湖巡阅使而破坏。同时中央方面奉系所推荐之梁士诒内阁，复大受鄂吴攻击，几经酝酿，终演成直
奉战争。徐之运命，本寄托于两系矛盾及均势之上，惟矛盾而己乃便于操纵，惟均势乃无人敢于发难，经此一战，遂由
两雄相争变成一系独霸，前此谋副总统而未遂之曹锟，今则野心勃勃，欲进而取得大总统地位。于是因孙传芳一电而旧
国会恢复、黎元洪复起，虽以权术自命之徐世昌，至此亦不得不技穷而去矣。
★皖系何以失败
吴佩孚以一第三师师长，转战湘省，所向无前，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久思乘机与皖系一决雌雄。适
张作霖因徐树铮势力侵入蒙疆，与己利害冲突，大为不满，于是直、奉两系遂联合以图皖。以二敌一，势若稍优。然段
祺瑞自参战借款成立以来，组织所谓参战军，后改边防军，又改定国军，其器械皆来自日本，军队亦由日本军官教练，
合以原有实力，声威实远在直、奉联军上。故战端甫启，舆情虽咸望皖败直胜，但军事观察家则深以难操胜算，为直、
奉危。乃前后不及五日（九月十四日开战，十八日即告结束），皖军一败涂地，直、奉军如迅霆震槁，直捣京畿，大出
常人意料之外。
余尝以此中原因，询诸接近段派某君，据云：当时皖方实轻直而忌奉，故其军事布置，重东路而忽西路，东路与奉
对峙，由徐树铮指之；西路与直对峙，由段芝贵指之，而定国军精锐则悉萃于东，西无良焉。方战之初，皖军在东
路大捷，由廊房推进，几薄杨村，而西路段芝贵尚在其督战之火车中，叉麻雀、抽大烟，若未尝有战事然者。时梁鸿志
方任芝贵秘书长，手徐（树铮）捷书就烟榻促请速战，藉收夹击效，乃始下令前进。而直吴因弹缺不肯浪费，收集石油
废箱万余只，中置爆竹，万响齐发不绝，皖军误为枪声，骇而奔，一退至固始，再退至京郊，两军始终未尝一交绥也。
西路既惨败，东路大受威胁，徐方在前线督师逐北，闻讯仓皇撤退，奉军乘之，皖几溃不成军。闻有大炮一尊、弹一百
二十四颗，新购自日本，威力至大，亦委诸途，为奉军所卤获。当徐捷报抵京时，安福首要交相称庆，以为战局旦夕可
定，从此当莫余毒，不意直军忽从天而降，乃始惊皇失措，投止无门。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奉吴令严缉诸凶，本可按图
索骥，一网打尽，以其素与段派亲，特故稽延，予以逃逸机会，以故李思浩、曾毓隽、姚震、梁鸿志诸人均得托庇东交
民巷，免作阶下囚。经此一役，而根深蒂固之皖系势力，殆扫地无遗矣。
使某君之言果信，则皖系致败，约有数端：主将不得人，一也；兵力分配太失均衡，二也；既不知己，又不知彼，
三也。而其最大原因，厥在民心之离异。有人谓，民国以来每有战争，皆兵精械良者败，而兵劣械窳者胜，辛亥之举、
洪宪之役、直皖之战，均其明证。故以纯军事眼光推断我国战争之胜负，未有不适得其反者。余以为此特一偏之见，而
未得其全者也。盖握军事优势者，大抵在政治上皆拥重权，其平日措施率多违反民意，怨荫繁兴，亲众离叛，民心失，
兵心亦深受影响，其取败也固宜。然则其胜之也，非真劣能胜优也，民心胜之耳。当时民心背段向吴，至为明显，即此
一端，胜负已判。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自古已然，至今仍成为政治、军事之原则，固未可视为老生常谈也。
★汤化龙与刘崇佑
凡一政党所以能由艰难缔造以至于发展滋大者，全赖有少数中坚同心一德，致力党务，绝无丝毫
权利私见搀杂其间。而其最大关键，尤在有共同目的为之维系。其结合也以此，其奋斗也以此，即其辩论争持不亦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