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1-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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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保持“无知 无欲”状态。
至于在冷暖变化时提醒对方更衣的习惯,大概在任何文化 中都会有,不过,可能从无发达到中国人这种地步。中国人上一 代对下一代的照顾既然不及“灵魂”而只及其肉体,因此其注意 力自然也会全部集中在这方面———这种态度往往会持续到下一 代成年以后,一直到他为下一代的女性配偶继承过去为止。然 而,这种态度的长期延续,却足以成为一个暗示,令一个成年人 自己连冷暖寒暑都不知道,而必须常常由别人去提醒。这种态 度也可能是造成中国人怕冷、怕感冒、怕亏等倾向的原因之一。 上一代关怀下一代的“身体”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要他们少 抽烟饮酒。酒喝多了自然会伤身体,至于烟有危害性则具有医 学上的证明。不过,中国人中的“正经”人士不抽烟不饮酒,除了 上述医学上的考虑之外,却也具有道德上的原因,那就是证明自 己是“乖”或者“听话”的。在西方,除了少数教徒之外,一个人 抽烟喝酒与否并不足以构成一种道德上的形象。因此,抽烟喝 酒与否是由个人决定的事情。笔者曾亲眼见到一位澳洲的青年 女子,为了在两周内写一百封求职信,恐防因过度紧张而猛抽起 烟来,就在这段期间内将抽烟习惯戒掉。在这个情形中,保重身 体就变成了一个由自我组织的项目。至于中国人———尤其是青 少年———烟酒不沾,除了健康上的考虑之外,却具有愿意接受他 人制约的意思,亦即是向世界宣布本人是“父母亲的乖儿女”。 中国人的青年女子,如果要证明自己“正经”的话,就尤其不能 当众抽烟,甚至必须当众表示对烟反感。笔者在美国时就曾亲 眼看到如此的一幕:一位来自香港上层社会的女留学生,当其友 人的外籍妻子在抽烟之时,就当众用手在面前狂扇,驱散烟雾。 她的原意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妈妈的乖女儿”,不过真正证 明了的却是不懂礼貌、“土”与“大乡俚”的心态。至于中国人的 男青年,如果是属于“正经”一类的话,也多半不沾烟酒,而这个 倾向,在香港又比在大陆与台湾严重,在今日大陆,男性抽烟已 有泛滥成灾之象。 中国人上一代要求下一代“当心身体”的内容,也包括敦促 他们早一点上床睡觉。至于晚睡会伤及身体,却不一定有科学 根据。反正,这一点并不重要,中国人用敦促别人早一点睡眠来 关心对方的身体的做法,已经成为了一个条件反射的公式——— 上一代对下一代固然如是,夫妇之间亦如是,在大陆则大家对大 家皆如是。
的确,说到中国人早点睡眠以“当心身体”的倾向,就使笔 者想起曾在大陆看到的情形:外国留学生宿舍因为不受灯火管 制,往往有人看书至通宵达旦,管理留学生的为了表示对留学生 的“关心”,曾在谈话时提起:“早点睡眠吧,不要弄坏了身体!” 这明明是中国人的一片“好心”,一些美国留学生听了却不以为 然,私底下说:“在中国,人们似乎只知道早睡就是好的,根本不 理解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还有其他的需要。”一些日本留学生的 反应则是含笑多谢对方的好意,但是在行为上却没有改变。 大陆的确有早睡的习惯。80年代,大城市中人到了晚上九 十点钟就上床(小城市与农村里恐怕还要早)。只要天色一黑, 路上就灯火黯淡,也没有什么场所可供逗留。在六七十年代,过 了钟点还在马路上走的人,往往被纠察队劝告早点回家睡眠: “明天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呢!”至于在今日,晚上还在路上走的 人已经多了,但是,太晚的话,就会被“类型化”,认为不是“正经 人家”。例如:在笔者曾居留过的那个校园中,如有学生在十点 半(熄灯的时刻)以后还在走动的话,就会被担任纠察的工友喝 止盘问。
晚上灯火黯淡,还可以归咎于经济落后。至于晚上没有任
何“成人场所”可去,就不能完全用这种因素去解释———因为其 他落后国家不一定是这样———这里面已透露出一点中国民族是 十分“乖”的倾向。至于认为晚睡就不是“好人”,则不折不扣的 是“儿童化”的倾向,亦即是认为晚睡的儿童总不是“乖”或“听 话”的看法的一个延伸。自然,对成人来说,早睡除了“保重身 体”之外,还多了这样的内容,那就是排除晚上在外面“勾三搭 四”的可能性———因为,对一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来说,“白昼 喧淫”是很难想象之事,像这类“不正经”的事,总必须是在晚上 又在外面进行的。此外,中国人过分担心“身体”受损的倾向,也 造成他们认为“性”会“亏身”的想法,而“早睡”以“保重身体” 则是这种行为的对立面。
因此,一个到了晚上九点钟就全体睡眠的民族,可以说是世 界上最“乖”的民族,也是最“身体化”的民族。
因此,中国人的“心”对“身”的照顾,有将成人“儿童化”的 倾向,或者,可以倒过来说,是因为人格发展的阻滞才导致这种 安排———反正,这个恶性循环是从哪里开始的,并不重要;真正 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永远地将一个人只当作是一具“身 体”去加以照顾,那么,就会遏阻他的“灵魂”萌芽。然而,“灵 魂”之成长是没有人可以代劳的,必须由本人以自我组织的方式 去展现。这并不是说对“身体”不应该照顾,其实在任何文化中 对“身体”都要照顾,只是说中国人对己对人的任何照顾都有 “身体化”的倾向。“身体”的需要是人人相同的,因此,将任何
照顾都“身体化”的话,就根本不能顾及“个人”与众不同的需 求。
然而,中国人的“心”对“身”的照顾,却又的确不是为了“一 人”而设计的,它的目的是透过“二人”关系将“身体化”的存在 无限地延续下去。的确,在中国这个没有“灵魂”而只凭肉体的 接力赛来维持“不朽”的文化中,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身 体”保存得好好的,才可以在将来回报父母、生男育女、传宗接 代。一个人如果极力做这一点,就会获得一个正面的社会形象。 因此,一个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出现病痛,即使已经是成 年人,长辈对他关心的口气也变成了责怪,于是,原本应该是“健 康”问题的却变成了“道德”问题(亦即是不“听话”,不受 “教”)。
令人不解的是:西方人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强调“保重身 体”,也常常倾向于做出一些会危及身体的冒险患难之事,体格 反而搞到比中国人更好。事实上,他们发展体格,与他们的冒险 患难一般,都是整个“个人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并不像中国人 一般恒常被耳提面命地去“注意身子”———像这样一种暗示,如 果过于多的话,就真的会造成怕“亏”的倾向,并且会出现认为 自己真正是“亏”的心理。
此外,也可能会令中国人不解的是:西方人对下一代的“教 养”是预备他们与自己分裂的步骤,亦即是造成他们对自己“不 孝敬”的前奏。这其实也是浑然不觉没有选择的,是整个文化对 “人”的设计使然。西方人的“良知系统”既然注重培养有个性 的、独立的人格,因此,如果制造出依赖“二人”关系的人,就会被 认为是一种失败,也会被认为是上一代的自私。一对美国夫妇 曾对笔者说:“我们并不认为子女是自己的财产,他们只是上帝 暂时寄托在我们这里的。”
然而,中国人的生命观既然是“身体化”的,因此,将“人”设 计成由“二人”去定义之物,乃势所必然。每一代的宗教任务是 生育下一代,以便延续肉体的不朽,同时也须“养”上一代,并在 将来为下一代所“养”,自然就不可能是一个自足自立的单元。 事实上,每一代对下一代的“养”,除了是“养儿防老”的投资之 外,也同时是控制下一代人格的手段。在传统时代,如果下一代 不受“教”而有独立行动的话,上一代就会动用到“养”字诀的杀
手锏,向下一代抛出这样的问题:“是谁将你养育成人的?”“是 谁从小关心你一直到成人?”下一代如果将先定的明确答案从自 己的嘴里再说一遍的话,就表示自己愿意就范受“教”。 在今日海外的华人社群中,“养”上一代仍然是一种承担义 务,不过,搬动“养”字诀去控制已经成了年的下一代,恐怕已经 是行不通的了,因此就较为少见。然而,在中国,在国家与社会 这个“二人”关系中,一方“亲民”,另一方就必须“交心”的逻辑, 却被发挥至史无前例的最高峰。
3。“为人民服务”
“关心群众的生活”,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其 具体的落实形式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套“做人”方式,对共产 党革命事业的推动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为,对广大的群众 来说,讲抽象的革命道理是“形而上学猖獗”,只有具体地向他 们表达“心意”,才能发动中国人“以心换心”的机括,从而达到 “人心归向”的效果———这种效果,是由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中 “仁者,二人也”的设计所决定的。的确,中国式的“心的文化” 在前提上就先天地决定了“仁者无敌”。
至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在老百姓面前“做人”,也确实 落实到了生活的细微末节上,例如,替他们义务劳动(烧水、打 扫、种田之类),以及对日常起居的问候,等等。有时,革命战士 对老百姓“身体”的照顾,甚至以至为具体形象化的方式表达出 来。例如,在大陆的一些电影中,描写老百姓在军阀、国民党、地 主土豪或日本手上受到“皮肉”之苦,总是红军—八路军—解放 军将他们解救出来;或者,描写在旧社会底下劳动者年迈了仍然 不得“安身”,甚至搞到皮开肉绽,只有在共产党手中获得了拯 救;或者,更具体一点,是描写一位老人的“身体”被恶势力推倒 在地,“皮肉”受损,由一位共产党战士“有心”地将他搀扶了起 来等等。的确,唯有如此做,群众才会把他们当作是“贴心人”或 “自己人”。
笔者在这里说的“做人”,并非一定指矫揉做作的意思。因 为,中国人是不重“个体”的,因此不像西方人那样强调“是”(to be)一个“人”,而是必须在“二人”之间才能“做”一个“人”。共
产党战士的“为人民服务”,有时是献出自己生命,却使整个集 团在老百姓面前获得了威信,为他们所爱戴拥护。
反共人士自然会说:这只是共产党的宣传。然而,为什么在 国民党的宣传中,就从来连想象力都达不到这些桥段?台湾制 作的描写抗日的电影,多半是描写“愚民”如何不了解领袖“曲 线救国”的一片“苦心”,还要群情汹涌地闹事,到后来才体会到 领袖的“英明”,于是出现痛哭流涕地忏悔的一幕;或者,描写国 民党情报员的个人英雄主义,而其内容则是先去充当汉奸,并且 在妓院中与敌方周旋,等等。因此,由双方面流露的意识状态 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倾向。
此外,在 70年代海外留学的爱国运动中,原先并不知道共 产党作风的港台学生,在向“左”转以后,也自发地采取了“为人 民服务”———亦即是关心同学生活———方式去吸纳群众。至于 在北美校园中的国民党学生,则只知道动用恫吓与打人方式。 显然地,一方较有人民性,将群众当作“自己人”,因此必须在他 们面前“做人”,另一方从不将群众当作“自己人”,因此也毋须 去“做人”———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 “文法”规则之演绎。
马列主义到底是具有人民性的思想,因此,在透过中国人的 “良知系统”这个变压器后,就将中国人的“仁”落实到广大的群 众层次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然而,即使在这个传统 “仁政”理想的全面展现中,也已经显出中国文化的局限性———
这个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前提上就决定:它只利于搞“心连着
心”的“统一运动”,不利于搞个人必须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运动。
的确,中国人各自为政的“身”必须由“心”的媒介串联起来 的,因此,中国人如果“心死”,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的状态———而 这正是海外华人社群任人统治、任人宰割的无形状的存在状态。 至于所谓“爱国主义”、“认同”或“回归”这类“心怀祖国”的运 动,则是这种“心”的复活。循着同样的逻辑,一盘散沙的中国社 会亦确实必须由“亲民”式的集权主义组织起来。
在传统时代,“亲民”的理想就是行“仁政”,而其具体做法 就是“平天下”。“平天下”有两种意思,其一为“平均天下”,使 人人都“有一口饭吃”,其二就是使“天下太平”,亦即是“保持安 定团结”。因此,在太平盛世、天下大治时,好的政府必须采轻徭 薄赋、劝励农桑、不扰民的政策,使老百姓获得生计。在天下大 乱“人心思治”时,任何打天下的集团只要会“做人”、礼贤下士、 笼络父老、访问民间疾苦,就可以使“人心归向”,而得天下。无 论是处于天下大乱还是天下大治之世,中国人的“仁政”理想, 都是希望使天下之人都能“安身”。因此,士大夫的“志”就是 “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只要做到这一点,就
可以将天下的“心”都归到自己这一方,从而达到“一统天下”之 目的。
然而,在传统时代,任何“大一统”对天下的组织程度,比起 现代的建国运动来,都要松散得多;任何传统时代的“天下归 心”,比起现代“心连着心”的群众大联合以及建国初期的“上下 一心”,都要微薄得多;而任何传统时代的“仁政”,比起现代的 “为人民服务”来,也是消极得多。
固然,台湾的蒋经国也曾有“为民众服务”的口号,以及亲 自到路边的小摊吃豆浆等动作,然而,这只是“亲民”的姿势,而 不是“亲民”的制度。今日的台湾或许有进步的地方———例如: 资本主义底下的经济成长、地方选举等等———然而,这些事物已 经越出了传统文化的范围,而必须归功于外来的影响。至于中 国文化正统的全面传承,则在“人民共和”的中国大陆。
的确,在传统时代,所谓“平均天下”,使人人都“有一口饭 吃”,云云,只是存在于政治理想中,或者顶多是某些皇朝建立初 期昙花一现的现象;至于政府的“养民”,也最多是保持安定的 局面下,使老百姓能够自寻生计。唯有到了今日的国有化体制 下,“平均天下”才被制度化为“铁饭碗”制度,政府也的确积极 地挑起了使全国“皆有所养”的责任,负责安排十亿人都有饭 吃,都有工作做,都能“安身”———这已经是农耕文明的“太平” 与“大同”理想的全面展现。我们试想一下:十亿人是美国、苏 联、西欧、日本人口的总和,古今中外从无一个政府能负起使这 样的一个众多人口都“有一口饭吃”的任务。相形之下,台湾与 香港这样的小地区的经济“奇迹”,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亲民”理想的落实,也包括老百姓这一方。事实上, 所谓“亲民”,已经包含了“仁者,二人也”的对应关系:“亲”是指 父母亲一般的政府,“民”则是“子民”。循着中国文化里“二人” 之间的“文法”规则:政府使老百姓“皆有所养”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