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1-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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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人两代之间的所谓“亲”，大致上仍然是限于“身 体化”方面。一方面，上一代不断为下一代弄一点东西吃，并且 常常关心他们的身体状态；另一方面，下一代也用“养”的方式 来报答上一代，并常常用问候他们的“身体”的方式以表示自己 的“心”。
因此，中国式的“个体”也不可能是一个内在动态的开展过 程，它只可能是一个静止的、永恒受照顾的“身”。这个“身”的 开展方式就不是“成长”（growth），而是生理上的“年长”（ag… ing），以及是一个外部人伦关系的堆砌。外部人伦关系自然是
指身体化（“一人”）之外的人情化（“二人”）因素———这个因素 确也可以导致“成熟”，不过，它也是一个“老年化”的催化剂。 我们在下面将会提出：正是在这个“老年化”与“儿童化”两相夹 攻之下，中国人的青春阶段就被整个地铲除掉。 没有了青春阶段的人生，自然与“非性化”倾向有着直接的 关联。因此，即使由外部人伦关系堆砌而成的“成熟”，也不一定 能完全抵消这种“非性化”对人造成的影响。的确，如果中国人 婚姻的功能是为了保持“身体化”的延续，为了“安身”，以及为 了“养儿防老”，与男女寻欢就并不一定有必然的关联。在许多
个例中，当双方完成了“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这项任务后，在 “性”方面就不再对对方感兴趣。在大陆，“性”的因素被降至几 乎零点的婚姻也以另一个形式存在着———国家在分配工作地点 时，很少将一个人的婚姻状态当作是一个优先考虑项，因此，夫 妻可以多年两地分居，每年只见面一次。这样的婚姻，欢愉的性 生活自然说不上，甚至“安身”的功能也被组织关系所取代，因 此只剩下了制造人口一项功能。
然而，中国人即使对待纯粹的“性”，也有将它“口腔化”的 倾向，那就是认为它是“补身”或者是“亏身”的行为。中国人有 “阴补阳、阳补阴”的说法，道家则有“采阴补阳”的采补术，换而 言之，就是将“性”食物化。不过，更普遍的倾向却是怕“亏”。 在中国文化里，有将女人称作“祸水”之说，肾属水，因此暗含有 对肾亏的恐惧。笔者在大陆时，曾听到有些青年少年说：性交是 “伤身”之举。在台湾，则见到有人在房事之后连吃三只生鸡蛋
以“进补”。在香港，“以形补形”的习惯就更为普遍。这种对 “亏”的恐惧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因此，对一个人的“性”的全面 盛开无疑会有阻遏作用。
总而言之，在心理上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是亏弱的儿童之躯， 以及将明明是成年人可做之事当作是“儿童不宜”之事，对一个 人的“性”的全面盛开，都会产生遏阻作用。
然而，如果连自己这个“人”还没有全面盛开，就要求他去 制造另外的“人”，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因此，鲁迅才说：“（中国 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 仍然不是‘人’的萌芽。”①
2。肛门阶段
显然，中国人缺乏人格发展的观念。然而，不管文化的程序
① 鲁迅：《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第 6页。 设计如何地对一个人施暴，他在生理上总是要成长的。因此，每 一个中国人自然都成长成人，不过却保留许多在孩提阶段未能 解决的问题。
例如，一些在大陆普遍性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 到的现象———随地吐痰、吐口水、擤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 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上（在公众食堂则吐 在地上）、将公众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 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 （随便撞人、抖脚）等等———都是在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
果。
在人格成长阶段中，口腔期以后，就是肛门期，也就是将婴 儿的注意力转向对排泄的训练之上。与西方人比较起来，中国 父母对孩童的排泄训练很随便。在传统时代（今日的农村中可 能仍然如此），一般让孩子常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 便，根本不是像西方人那般，训练小孩由自己控制，按时按地大 小便，养成有规律性的排泄习惯。
然而，在排泄训练方面，中国人除了造成孩儿“一人”缺乏 自制自律习惯之外，还往往加多了一个由“二人”去从事他制他 律的措施，那就是由一位“阿姨”用嘘声催促孩童大小便———这 显然是不按个人内在的需要，不由个人决定的排泄。这种措施， 除了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之外，还在成长之后造成公私不分 的概念———自己最“私”的事也必须由别人去管，同时个人分内 应做的事也靠别人，靠集体、群众或组织。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养成自制自律的肌肉动作之时，就是他 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之时。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养成的那 种可以将排泄物随意地放入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让外在的意志 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习惯，则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线 不明朗”。因此，当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的阶段，也
正是中国人训练孩童不要有“个性”的时刻。换而言之，从“人 之初”，中国人就设计了由“二人”定义“一人”的局面。
的确，中国人对在这个阶段上的孩童所要求的，并非是自 治、自制和自律，而是如何与人保持“和合”。因此，中国小孩虽 然不被严格要求守规律、排队、控制身体排泄物等习惯，却被训 练如何与他人保持适当之关系，那就是按照长幼之序、亲疏之别 去“做人”。总之，中国人也很讲究规则与秩序，只是不在“一 人”守时、守则、维持洁净方面，而在如何保持“二人”之间的秩 序与关系方面。既然后者是将人的情感渠道化之措施，因此，在 这个阶段上，孩童被训练的显然是另外一种控制，那就是要求他 不要大声喊叫、发笑，养成不随便表露情感的习惯，特别是禁止 公开表示爱憎之情。
这种训练，一方面使中国人养成抹掉“自我”的倾向，于是， 在自己必须“做人”的场合中，遂出现处处以对方为重，由“鉴貌 辨色”觉察到对方的需要，以及急人之难诸般“美德”；在另一方 面，则造成没有棱角的个性，因此，在“做好人”之时表现的“好” 也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无知无欲的“好”，有不少人甚至被搞到 木口木面。于是，对喜欢的异性也就往往不懂得表达爽朗的热 情。自然，在应该是很兴奋的时刻也不会欢呼、狂叫、起舞。此 外，就是对人与事物的爱憎不分明，亦即是说：对自己喜爱的人 物缺乏强烈的冲动去表达，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则倾向于采 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懂得明朗地告诉自己与别人：有些条件是 自己能够接受的，有些条件则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的。因此，就很 容易出现让人随意轻视的倾向。既然对自己的权利也感到麻木 不仁，自然也很容易出现不注重别人权利的倾向。
此外，中国人的父母虽然不注重孩童的排泄训练，也不严格 要求孩童自己控制身体的动作，却很注重用外力来约束孩童的 动作，那就是不许他们“乱动”，以防止他们长大后太顽皮。在过 去，有些父母甚至还有用带子将孩童的四肢束缚的习惯。这种 做法，自然养成了中国人好静的性格，并且认为“动”是不好 的———例如，中国人恒常地把“动”与“乱”连在一起，形成“动 乱”的观念。
因此，中国人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也是：认为他们整天困守在 书桌旁就是“乖”或“听话”的，过分摆动身体则是“恶形恶状” 的。国民党用来束缚青少年心身的“读书救国论”，实渊源于此。 这股倾向在大陆“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更为显著，年轻人显 得死气沉沉，与老年人差不多，尤其是男性，除了在肉体上几近 蓬首垢面之外，在精神面貌上也是垮垮的。
然而，中国人虽然整个人被弄得一潭死水一般，在身体动作 方面却很少顾及不相识的人，除了将身体排泄物与抛弃物乱放 入身外的环境中之外，还随便撞人、推人，排队时抢在别人前头， 与别人并坐时乱抖动脚，等等。此外，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 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众场所中（排队时、在马路上、公共汽车 上），动辄就毫无制约地将火气、怒气、怨气、敌意发泄在陌生人 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欲侮辱别人的冲动。
这类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也大量存在。即使在今日， 走路时撞到了陌生人很少道歉、撞跌了对方手中的东西很少帮 其捡起来，在人多的地方要通过，多半也不会开声请求让路，而 是将整个身体撞过去。而且，似乎很矛盾地，中国人在平时虽然 没有随便表露情感的习惯，但是，有些香港的店员、公共机关服 务员在面对顾客时，总是一副“面臭臭”的表情，而且动辄怒气 上升，面色铁青。这种反应，可以说是既没有强烈个性表现也没 有自制的人的嘴脸（这里已经牵涉到中国人“治”与“乱”的两极 化———详后）。此外，到这类机关中去购物（例如邮票）或缴费 时，服务员往往有将找换或收据大力地拍击在你面前的倾向。
以上种种现象，都是中国人肛门化倾向的表现。对西方人
来说，如果一个人在人格组成中有着过多的肛门期的遗留，就往 往表现为对洁净过分执着的癖好。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的训 练既然不同于西方人，因此肛门期遗留的形态自然也不同于后 者。而且，中国人的人格发展是受阻滞的，亦即是从不承认一个 “人”可以发展至以“性”为注意对象的成人阶段，因此，对中国
人来说，肛门期的遗留与口腔期的遗留一般，都不是个例的情 形，而是泛民族性的倾向。
中国人的“个人”既然从未全面盛开，清晰的“自我”疆界从 未浮现，因此才会出现“人我界线不明朗”的倾向，而这股倾向 却也具有“口腔化”与“肛门化”的内容。其口腔化的内容即表 现为：个人的单薄感，并且常常需要“吸食”别人的照顾，因此，对 中国人来说，“人情”才会表现为一种“味”。至于肛门化的内 容，则一方面表现为“他制他律的人格”，亦即是在能制约自己 的人面前十分礼让，十分会“做人”，并且往往会逆来顺受，以至 没有“个性”；在另一方面则出现如儿童一般浑然不顾及陌生人 的身体动作与情绪反应———如果一个人在走路时，在搬运东西 时，不是自觉地控制肌肉的动作去避免碰到别人，反而要整个外 在世界负责去避开自己，或者，可以随意将身体的排泄物从自己 身上转移到外在世界身上，由别人去负责清理；或者，可以随意 将火气发泄在别人身上，那么，这不是“人我界线不明朗”，又是 什么？
口腔化与肛门化倾向在中国人身上交叠出现的状态，使中 国人一方面很有彼此照顾的“集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却存在 一个不受控制的“私心”；一方面也很有“听话”或受制于人的倾 向，在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守规则的表现。然而，无论是哪一方 面，都与一个发展了的“人”无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无私”精神，往往只限于一个家那么大 小的群体，或者是“自己人”这个圈内，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就无 法维持秩序。因此，中国人的口腔化倾向也往往表现为将公家 的东西“独食”，至于这种行为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会产生什么效 果，则是一副浑然不觉的态度，因此这同时也是一种“拆烂污” 的态度，亦即是不能自制地放出“粪便”，由别人去承担清理。 这类不良倾向是潜伏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它们时 大时小，却总不会消失。在国难当头时，在建国初期，中国人有 将“自己人”这个圈子扩大到全民的倾向。因此，曾在广大的干 部与群众范围内发动了“良知系统”中的“无私”部分，但是却不 能根除上述的不良倾向，而只是将之掩盖起来———因为，这类倾 向与“无私”一般，都是同一个“深层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 在“文革”以后的今日，这类倾向又再次地全面浮现。
一段时期，执政当局有不断提倡学习各类英雄之举。这些 要求全国学习英雄的运动，只是把中国人整个不发展的人格中 “无私”的一面孤立出来，希望能将之化为现实。这种说教，就如 同中国人父母教导子女处处以他人为重，却同时使子女的“自 我”意识难以形成一般，不会真正地奏效，最终是使一个人在听 话状态下保持“无私”，但同时却保持自我组织的付之阙如。于 是，终归又要发动“文明礼貌活动”，去针对随地吐痰、丢垃圾、对 人粗暴等问题。
口水、鼻涕之事，在孩提阶段就应该训练好，而不应在成年 以后由政府去代替父母的功能———这种越俎代庖，仍然是不可 能解决父母未能完成的任务，它只有加深了成人的“儿童化”， 因此是一个彻底的恶性循环。
今日中国的局面，则是一方面由政府主张搞“无私”，使每 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基本权利在哪里，对别人的轻视和侮辱 遂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甚至浑然不觉；在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 以外的世界采取以邻为壑、竭泽而渔的态度。既然除了自己及 “自己人”小圈以外的世界就是可丢垃圾的地方，整个社会自然
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于是，又必须由国家去组织社会，在 一片汪洋大海的“私”的头上强罩上一层“天下为公”———于是， 中国人的“公”与“私”，就不是一个自我组织的人格中由本人决 定的两个截然分判的领域，而是“他制他律的人格”与集权主义 体制之间一场两败俱伤的拉锯战。
中国人一直都有自己“无私”而西方人“自私”的神话。这 个神话实根植于由对“人”的不同定义而引起的语义学混淆。 中国人必须由“二人”去定义“一人”，因此任何自我定义的“个 体”都是“自私”的。中国人的“个人”比较单薄，常需受到社群 的温暖照顾，西方人对别人既然摆出一副“贵客自理”的态度， 自然就是“自私”。中国人的“心”比较发达，常需要与人“感 通”，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似乎是一种绝缘体，自然也是 “自私”。此外，中国人必须“做人”，而西方人则“是”（to be）
人，一个只“是”他自己而不肯在别人面前去“做”的人，当然更 是“自私”。此外，双方对“团体精神”（munalspirit）的理解 也不相同。对新教文化的西方人来说，“团体精神”的意思是指 彼此尊重对方的权利以及遵守公共秩序。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在 “自己人”之间不要斤斤计较，不应分你的与我的，在“自己人”
圈外就毋须这样“有心”地去“做人”，因此也是同样地不讲权 利，不过内容却变成了抢在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