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1-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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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并不偏重环境说。文化深层结构对人的塑造好比　第二遗传，即使跑到一个更有“行动自由”的环境中———例如外　国———身上的文化“密码”仍不易解掉。中国男性有如此倾向：　即使对一个女的感兴趣，但第一次去接近时，往往会带了另一个　男的一起去，结果使女方不知到底哪一位才是要向自己发动攻　势的人。
这种躲在同性堆中去面对异性的习惯，自然在女的身上也　浮现。例如，明明是与男性约会，事到临头改变主意或退缩，却　不会像西方女性那般直截了当地说，而往往是将自己的同性朋　友搬出来当作借口，甚至连宿舍中不同国籍的室友也会被拿来　派用场，于是事情被说成：与自己的女友临时有事，必须违约，云　云。在本人的经验中，上述情形在更为“女童化”的香港女性身　上出现的频率高于台湾、大陆者。在这一点上，前者反有点像东　洋娃娃型的日本女性。这类情形往往不是同性恋。西方女性搞　起同性恋是充分自觉的，也易排挤异性。上述东方女性却是非　需要男性不可，甚至一开始就想到结婚，因此在面临异性关系时　倒退回同性堆中去者，乃不善于由一己去面对之故。事实上，需　要依赖一个人，和因为向社会观众交代而结婚，与“个人”没有　强大到足以应付异性关系，往往是彼此呼应的现象。
此外，中国人的“非性化”，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底下的“性压　抑”有所不同。大部分的中国人，在还未完成安身与生育这两项　社会功能的时刻，可以让性欲最旺盛的整个青春期空废掉。从　性被剥夺而又没有普遍出现西方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歇斯底里症　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问题是“非性化”多于“性压抑”。它　由于“自我”结构的弱化，性表现的焦点模糊，缺乏易掌握的出　口渠道。但在心中却是不需压抑的，一旦表达，也是不易控制　的。
事实上，如果西方人在性成长中必须对“恋母”予以压抑的　过程并不适用于中国人身上的话，那么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有　否弗洛伊德所谓的“潜伏期”？也是个大大的疑问。中国人在口　腔期与肛门期的经历，都比新教文化的西方人要来得放纵，亦即　是少予控制，因此可以类推：在更高阶段上，这个放纵亦多半会　持续下去。它无疑造成松垮、被动的人格，在处理成人的“性”方　面易出现不成熟的态度，并保留许多的人生早期阶段的幻想，但　正因为如此却也没有西方式的“压抑”，更易倾向无形状的泛　滥。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帮助人格健康成长的性教育尽管荒废，　有便于泄欲的色情场所与媒体———文字、图片、录影（像）　带———却是可以泛滥成灾的。例如，在新教文化的美国，个人在　日常生活中“性”的比重也许会多于中国人，但在整个文化的气　息中却缺乏东洋的那种色情风味，也不像台湾那样，咖啡厅、舞　厅、理发厅、理疗院、三温暖，甚至连变相的医院、加油站都可以　是色情的场所。美国前一阵子揭露的“宝岛玉女卖淫案”，显示　出本地社会从台湾与韩国进口了自身所没有的异国色情风味。　中国没有像基督教文明那样将“灵”与“肉”截然分判，或者　高抬理性以驾驭感情，也没有视“自然”为必须用人力加以控制　与征服的对象。事实上，西方生殖器主导的人格，其所强调必须　予以控制者，正是性欲，好比中国的和合式的人格必须予以约束　者乃是攻击性一般。
此外，西方人也视“分离”为成长的必经手续。它保障了一　个成人有自力组织去获得性爱的能力，而不像东方人一样，必须　借“相亲”去完成“成人”的任务。然而，很吊诡地，“分离”却同
　
时是一个不利于性爱的因素。尤其在今日的美国，个人也许对　性爱很开窍，也具备充分散发这方面讯息的肉体，在进行性爱时　也会像体操一般猛烈，但对泯灭自我疆界的亲密关系，处理起来　却有点神经质。一般来说，一进入亲密关系，即易出现反弹作　用，甚至立即转化为憎恶与被害妄想。因此，人与人很难走在一　起，走在一起的，也往往导向“异化”的性。
性之为物，其实有向人生早期阶段逆退的一面。性爱达到　高潮时，也正是个人的理性的自我疆界瓦解、必须失去控制（亦　即是“丢了”）的时刻。因此，西方人对“性”的看法也是充满暧　昧性的。一方面，他们以一个人有否从事这方面的能力，作为其　是否“成人”的标准。另一方面，却视理性控制能力之薄弱为儿　童化的倾向。例如，“人际关系的分析”（transactionalanalysis）　一派的心理学说，即视一男一女之间的互相挑逗为“儿童对儿　童”的行为。甚至弗洛伊德学说本身，也一面视“潜伏期”以后　的“生殖器阶段”为人格的全面成长，另一方面却又缅怀失去了　的乐园，视童年“恋母”情结的被压抑为最大的“异化”。近年来　的一部弗洛伊德派的小说《白色旅馆》（TheWhiteHotel）甚至用　性幻想的方式表示：口腔型的———亦即是双方都将对方完全吞　掉的———性爱乃是最令人向往者，也是在现今这个理性社会中　不可再现者。
因此，不少新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对东方持有性幻想，尤其　是男性对东洋娃娃与东洋色情风味的向往。他们借着理想化的　“东方”，以重温在人格成长过程中必须压抑掉的那部分。
4。“自我”之被非组织化
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局面，曾经有不少人　试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去加以解释。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　学是采取“封建说”的，但是，这个说法既然很难自圆其说，于是，　也有不少论者试图在“封建说”中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成　分———例如说：中国的历史发展是迟滞的，虽然它也经历所有人　类社会共同经历的五大阶段，但是它却具有独特的“亚细亚”道　路。
这种试图折衷两种说法的最巧妙者，莫如以下的一种说法：　中国在原始氏族公社还没有清算殆尽的基础上，就进入了奴隶　社会的阶段，结果，奴隶社会并不能如在西方那般盛开，就拖着　氏族公社的残余进入封建社会，自然，连累到封建社会的发育也　不健全，使资本主义社会迟迟地难产。
换而言之，这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也必须经历五大阶段但　又不得不承认它其实没有多大变化的折衷论，所想指出的是：在　中国，总是旧的拖住新的，应该死去的拖住该诞生下来的。
对中国历史形态之停滞不前，上述这一类概念化能否加以　解释，姑且勿论，它倒是引起人们注意到一点：中国的历史形态　确实缺乏向前开展的意向。
笔者认为：姑勿论几千年的停滞不前是由几个未经清算的　“生产方式”叠床架屋造成的，抑或由其他的原因促成的，这个　由几千年历史的总堆积呈现出来的开展意向的缺乏，亦必然不　可避免地浮现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换而言之，每一个中国的“人”正是被其文化设计成这样的　一副样子———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被堆积着如此的一组　文化密码，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全面盛开的“人”！
中国人“成长”的内容，只是“一人”之“身”的“快高长大”，　以及在“二人”关系中如何懂得去“做人”。虽然，一个人生理上　的茁长势必带动他向成年迈进，但是，因为文化设计之拖后腿，　在中国人“身”上，“固置”在人格发展初期的“口腔阶段”上的情　形特别严重。在“肛门阶段”上应该受到的对身体排泄物与身　体动作的控制，基本上也未获解决。至于成年人“身”上应该装
　
载有“性”之内容，则处于窒息或半窒息状态，或无形状、无焦点　的泛滥状态。　中国人只能安于身体局部部位的满足，莫如表现在对“食”　的过分强调之上。
中国人的烹调术是世界上最精致也是最讲究味道的。侨居　世界各国的中国移民多半以经营餐馆业为主———可以说：它成　为了华侨的特色，从旧金山到横滨，唐人街的所在地就是“食”　的集中地。至于中国人的整个生存意向，也往往说成是为了“揾　食”。
中国食物太过可口，因此满足口欲的功能远远地超出了充　饥的功能，往往使人在填饱了肚以后还禁不住继续吃。这一个　倾向，笔者只有在到了美国和日本以后才发现。美国人的食物　热量很高，容易令人发胖，但每一餐的量并不多，吃饱了就算，而　且绝不可口，也不会引诱人饱了以后继续吃下去，因此，吃食似　乎只是为了替自己这部机器加燃料，以便继续开动去干别的事　情。在他们清教文化的心理深层处，好像过分讲究口欲的满足　是不会“得救”似的。日本人在饭店中侍奉的一餐量更少，因此　总是吃不饱，而且，虽然比美国的食物可口，但是与中国食物比　起来，不是过淡就是倾向于提供一种对感官的特殊刺激，因此也　不是为了令人多吃。于是，笔者就禁不住反省：自己感到吃不　饱，是量不够，还是因为一直吃中国餐，有为了口欲而吃过了头　的倾向？
世界上有像中国人那样吃法的，可能只有拉丁民族的法、意　人士，而他们的烹调术也是驰誉于世的。不知是否偶然抑或有　关联：美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方面都列于世界之冠，个人在自我　纪律方面也是十分成功的，至于法、意等国，除了在经济发展方　面相对落后之外，还存在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中国的经　济发展也是相对落后的，而且，虽然不具有拉丁民族那种攻击性　而倾向于逆来顺受，但是，在外力制约不到的地方———例如公共　秩序———就呈现出更乱的状态。
然而，即使在这里，两者也有不同的地方。对拉丁民族来　说，“食”只是他们促进生命欢愉感的主要项目之一，然而，在这　方面，性爱与肉欲满足的追求似乎更为重要。事实上，他们以　“醇酒、美人、欢歌”为内容的对生命的欢愉感，是与中国人自我　压缩的生命观刚好相反的。因此，中国人的“食”几乎可以说是　唯一合法的对官能的满足。而且，这种十分局部化的官能满足，　又是整个“个体”缺乏全面盛开的完整形态的一个外在征候。　换而言之，它显示出：中国人并未能够将“人”的潜在的内容充　分展现，就如同一个国家富于天然矿藏，却只懂得利用表土种　植，对潜在资源完全浑然不觉一般。
事实上，对一个达到“自我组织”阶段的人格来说，过分地　强调“吃”，正是自我组织崩溃的迹象。
在上面我们曾经指出：在美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中，对过分强　调“吃”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在清教徒文化的深层，恍惚隐约地　会意识到：贪饕是一个人不会“得救”的外在行为密码。至于清　教徒文化，却正好是建筑在这样的一个加尔文教义的前提上：每　一个人都必须自寻其“得救”之道，既不能依赖外力，也不能替　别人代劳，因为“私人得救”之法各自不同，每一个人唯一能行　的就是用自己的意志组织自己的一生。因此，并非偶然地，加尔　文教的一个派生流派叫做“方法教派”（Methodist，中译“循道　会”），在欧洲的加尔文教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种叫“精确教　派”（the　precisians，因此，并非意外，加尔文教的发源地的瑞士　恰是最好的钟表产地）。
宗教的符号只是文化表层的现象，因此，在宗教气氛已经淡　薄的今日，“自我组织”则表现为：“个体”按自己不同的形态各　自组织自己这个动态的开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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