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1-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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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我们将会指出：中国人的生活意向是一个“养”字———养　自己、养双亲、养孩子———而超越个体存在的最高集体境界之　“太平”与“大同”，也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　中国人基本上也没有“灵魂”的观念。虽然，在先秦时代，中　国是有“灵魂”与“上帝”这一类观念的———例如《楚辞》的《招　魂》与《大招》中即论及魂魄，殷代也有“帝”的观念———但是，这　是人类共同经历的神话阶段的遗留。以后，中国文化就走上自　己独特的路子，拟人化的“帝”被转化为内在于世界的“天”，而　“魂魄”的观念则没有获得发展，只是残存在“聊斋”一类孤魂野
鬼的传说中。因此，像“灵魂”一类的观念就不能成为个体精神　的组织原理，“个体”只被设计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精神性（也被　认为是“自私”）的“身”，而个体的精神活动也只能透过肉体化　的“心”去展开。
因此，中国文化里基本上也没有“来世”与“灵魂不朽”的观　念。中国人的“不朽”观念只是表现为道家式的对肉体长生不　老的冀求，以及儒家式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换而言之，是希　冀一己之“身”的无限延续，或者，是透过“二人”的人情与人伦　关系去延续一己之“身”。因此，仍然符合了中国人“良知系统”　中“身”与“心”的“文法”规则之运作。自然，个人的“心”可以　不是“只及其家”而是“兼善天下”，并从而用“立德、立言、立功”　的方式使自己不朽，亦即是留下回忆，让后世的社会去瞻仰———　换而言之，这是一种“心”的不朽，但仍然必须在人世间扩大了　的人情的磁力场中去展现。至于“投胎”的观念则来自印度，在　印度，这个观念是与跳出六道轮回的信仰配合的，而跳出轮回却　是“绝情”。但是，这个外来的信仰在透过中国文化“深层结构”　的变压器，落实到民间后，就变成在现世中“做人”的报应观念，　亦即是：“做好人”的话，就可以将现世的贫贱之“身”转化为来
　
世中的富贵之“身”，“做坏人”的话，就会得到相反的报应，甚至　沦落为禽兽之“身”。事实上，所谓“胎”仍然是肉体。
我们在前面也曾指出：中国人是以“身”来指称自己的。一　套语言中的名词，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是文化偏向的反映。因　此，中文里对“身”字的运用，足以说明在中国文化对“人”的程　序设计里，人的生命与存在的意向都导向“身体化”的倾向。
事实上，中国人即使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很少导致抑　郁症（depression），而多半会引起“头痛”，而妇女在撒娇时则会　说是“心痛”（具体的心脏部位）。因此，中国人很少患有心理毛　病，即使是心理问题，也诉说是身体不好，头昏，腰酸背痛，四肢　无力，等等。的确，中国人出现精神病的情形比西方人少得多，　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于上述将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另一方　面得归功于中国人的“超稳定”的人格———中国人的“身”是由　人伦与社群关系的“心”去组织，而不是由自我去组织的，因此　就恒常地处于人情的磁力场的温暖包围中，自然比必须由“个　人”去面对世界的人容易保持心理平衡得多。心理人类学家许　烺光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平衡称为　homeostasis，中文即译为　“仁”。
因此，中国人除了将心理问题“身体化”之外，还有将它“人　情化”的倾向。例如，在大陆，就有把心理问题与个人问题（例如　“同性恋”）当作是道德问题处理的情况，这与西方人将中国人　心目中的道德问题也当作是心理或社会问题处理情形，可以说　刚好相反。事实上，西方人的道德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完整性”　之维持，中国人的道德则基本上是指“社会道德”，乃由群众压　力或“人言可畏”所维持的，因此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人情化的因　素。
此外，中国人将心理问题“人情化”的倾向还表现为：自己　心中有问题而又与人谈论时，往往会把西方人属于个体情绪领　域的内容外在化为有关人事纠纷、工作上的烦恼的倾诉。　把个体精神问题“身体化”或“人情化”的倾向，可以说是与　中国人那个由“身”与“心”组成的“良知系统”的内部结构———　亦即是：个体是没有精神性的“身”，而“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　“心”则必须在人情的磁力场内展现———完全吻合的。由此可
见：中国人的“自我”不是还未萌芽的话，就是隐而不彰。
事实上，即使可以将心理问题“人情化”，中国人也不倾向　于与别人谈论内心的问题，甚至在相熟的人面前亦多半表现含　蓄———这与“个体”不习惯于表现整个“自我”形态的总趋势有　关。因此，情绪问题遂多半表现为：头昏脑胀，腰酸背痛，四肢无　力，等等。这种把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使中国人很少出现　抑郁症，但却多半导致虑病症（hypochondriasis），亦即是过分担心　自己身体有毛病，怕亏弱，怕冷，怕天气变化引起感冒，等等。虑　病症其实与抑郁症一般，都是一种心理的态度，不过前者却以　“身体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此，中国人常常需要“进补”。的确，在一般中国人的日常　生活中，对“补身”的注重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心理卫生的照料。　中国人平常担心“亏”与“弱”的程度，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　族都要严重得多。他们即使在不生病的时候，也常常吃补药，例　如用人参、茯苓、当归、杞子一类的药材泡茶或煲汤，比较大众化　一点的就是广东人的凉茶（事实上，在笔者的印象中，“进补”的　倾向在香港似乎要比大陆与台湾都要发达）。这类药材并不是　医疗性的，而是预防性以及调养性的，因此往往与食物的功能混　淆。自然，更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以食物进补。中国人的饮食，　除了满足口欲之外，还很讲究食物的“进补”功能，而且总有一　番道理，说得出哪一种食料是补身体哪一部分的。
这种将食物“药物化”以及将药物“食物化”的倾向，与中国　人过分注重口欲的满足也有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
　
2。“民以食为天”
如果说中国人的“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实不为过。在其　他的文化中，很少有烹调术达到中国人那种精致的地步（拉丁文　化的法、意民族差可比拟）。而且，中国人移民到外国以后，也以　开餐馆作为主要的营业。
说起中国人的“吃”的事业，香港可以说是最发达的，不只　是各省各国的菜色齐备，而且还获得“现代化”的改进。香港人　的家庭，在假日的消遣也多半是一家大小去茶楼“饮茶”。
大陆就没有这些条件。然而，大陆仍然是很注重吃的。与　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其工业化时代简单的饮食习惯不同，中国人　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然讲究饮食鲜美，而且每顿一定要用新　鲜的作料。即使在大陆当时供应短缺，又普遍用不起冰箱的情　形下，城市中的每一个家庭也都在早上三四点钟去菜场排队，回　来以后则必须全部烧好弄好。因此，如果说每天为了口欲而花　掉五分之一的时间，也不算是一种夸大的估计。
多年来的斯巴达式生活，并不能改变中国人这种习惯。五　十年前，蒋介石在推动“新生活运动”时，就有鉴于日本人每天　只吃一顿热饭，用冷水洗脸，中国人每顿必吃热饭，每次洗脸必　花时间烧水（在今日的大陆仍然如此），而大骂中国人贪图安　逸，没有出息。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可能是比较贪图安逸了一　点。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很难过分苛责他们，因为除了“吃”之　外，中国的老百姓就很少有其他官能上的享受。
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确是一件顶重要的事。一般见　到人打招呼的方式也是问：“吃过饭了没有？”朋友在一起，就请　客吃饭。遇到红白喜事，也借机大吃一顿。甚至拜祖宗、祭鬼　神、供菩萨、扫墓，也都少不了食物。
商务之间的生意往来，也少不了吃。在今日的大陆，即使国　营企业之间的交易，也往往用请客吃饭与送礼的方式铺路。笔　者在台湾时，发觉政府部门之间为了办公事，也采用同样的方　式。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洋人办外交，在进行任何　外事交涉之先也总是先请客吃饭，而洋人抱怨，认为正事未谈为　何先来这一套，其实是未懂个中奥妙。
因为，中国人的“吃”与“和合性”有关。“淫”所以成为万恶　之首是因为它扰乱社群的和谐，相反地，“食”如果用来作为一　种社会功能，则可以促进“和合”感。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在围炉　共醮之余，就会因开怀而获得松弛。毛泽东对“和合性”不利于　“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深有领会的，因此他说：“革命不是请客　吃饭。”
的确，请人吃饭，甚至在吃饭时夹菜肴给别人吃，往往是中　国人向对方表示一番“心意”的举动。它可以说是中国人“拉交　情”的最为落“实”的方式。因此，请客吃饭虽不是革命行动，却　也是颇为有效的“统战”方式。
在　70年代海外留学生爱国运动中，积极分子赢取“人心”的　很重要的一环也是“请客吃饭”。这些由港、台赴美的留学生　“左派”，与世界各地留美的左派学生都不同，碰到一些支援第　三世界革命斗争的场合，后者总会联合起来共同主办，唯有这些　中国人的“左派”置身事外———他们宁愿每天晚上到一些“自己　人”的家中轮流煮饭，围炉共醮，也不会想到去参加这类场合。　这种“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倾向，自然很容易使他们从“社会　主义”滑到了“社交主义”的路上去。
然而，这种用“食”来笼络“人心”的方式，运用到“其心必　异”的外国人身上时，往往会失效，有时还会产生反效果。西蒙　·莱斯埋怨说：“四人帮”时代，当他在华期间，想上街去单独散　散步，却被导游婉言劝阻，宁愿送他一席酒菜，让他一人在房间　中吃，也不愿他孤零零一人上街去满足好奇心。笔者在大陆时
　
也发现：大陆管理留学生的部门，每一次安排留学生外出观览，　总是煞费苦心将他们的饮食搞得最好，而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　西方人总不领情，因为，在他们的文化潜意识中，过分地注重　“吃”是一个不会“得救”的行为，因此在人生中从来也不想花费
太多的时间金钱在“吃”之上；他们到了目的地后，宁愿自己安　排饮食，也要自由活动，以满足好奇心。
上述的二例无疑显示出中国文化中“为腹不为目”①的倾　向。这个倾向说明了很多问题。它显示出中国人对“身体化”需　要的过分强调，以致“个体”在这方面受了别人的照顾，就很容　易向对方“交心”，而欲影响或控制他们者，也多半会从这方面　下手，此外，它显示出中国人很少顾及个体“灵魂”的需要，因此，　认为当一个人在与众相同的“身”的需求获满足后，就要求他不　要有异举。然而，用食物去笼络“人心”，却是一种贿赂儿童的方　法。因此，又说明了中国人“儿童化”的倾向。当然，中国人受人　的照顾毋需只限于“食”这个方面，“食”可以是更广义的“身”之　需要的一个代号。然而，这个倾向也终于说明了中国人“个体”　的单薄，它有被安置于人情的磁力场中的需求，而当他的“身”　受到别人“有心”的照顾后，就很容易“听话”于对方。
这种倾向，自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具有“亲民”基础的专制　主义的本质。历史上任何中国人的政府，只要解决了“养”的问　题，就可以使“人心归向”。但是除此之外，就完全不能顾及个体　“灵魂”的需要。
自然，“身体化”的倾向，也与铲平主义的现象有关，因为，　“身”的需要在人人来说是差不多的———不论是爱因斯坦或庸　人，在“揾食”方面，在成家立室等“安身”措施方面，其差别都不　可能太大，至于“个体”的超出这个“身”以外的特异需要，就不　太能够被接受。
①　《老子·检欲第十二》。　此外，“身体化”的倾向也是顺民心态的基础。只要“有一口饭　吃”，中国老百姓就不会造反；只要上面保障下面“皆有所养”，下面　就不会因“人格平等”这类“灵魂化”的需要去为自己争取“人权”。
中国人既然对“食”如斯强调，因此“民生”就成为历代中国　政治思想的中心枢纽。中国人最高的政治社会理想就是《礼运　篇》中的“大同”境界，那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孟子》　一书的一大半部在讨论如何施“仁政”，而其内容之中心也是　“民生”问题。一直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这个“民生”观念就　像一条红线一般贯穿了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　这个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的理想，只有到了现在的国有　化体制下，才可以说获得全面实现。在传统时代，统治者之“亲　民”，顶多是做到维持“天下大治”，不扰民，让他们能够自寻生　计。只有到了今日的“人民共和国”时代，老百姓才真正必须通　过国家去寻得生计，而国家也全面地挑起这个责任。因此，中国　文化“深层结构”中这个潜在的可能性，只有在现代世局中，才　获得全面盛开。这个“民生主义”的倾向，在“阶级斗争”已经偃　旗息鼓的今日更为明显。
在传统政局中，任何统治者只要做到使老百姓都获得生计，　就可以致天下于“大治”，亦即是“天下太平”。这个“太平”除了　是一个政治目标之外，也同时是一个手段。传统士大夫的“平天　下”理想，其实就是“平均天下”（《礼记·乐记》）。这个平均主　义思想与农民的“铲平主义”是相互呼应的———两者之目的都　是使人人都“有一口饭吃”。这股倾向，在中国面临现代世局挑　战所作出的第一个成功的回应———亦即是“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中，曾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今日，由这股倾向造成的昔日　的“铁饭碗”政策以及铲平式的“群众运动”，已经变成一个负　累。这个在农耕文明与匮乏经济下产生的理想方案，被证明完　全不适用于工业化时代。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一条发展国
　
民经济的新路子”，就是要逆转这个倾向，并且希望走出一条工　业化的“民生”的道路来。
“食”的确是中国政治的枢纽。有时，中国人甚至会把治理　国家比喻作烹调术。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①在《周礼》　一书所排列的百官中，“冢宰”就被列在“天官”之首。“冢宰”是　宰相，自然是百官之长，但《周礼》中的“冢宰”也有大厨子的形　象，因为他手下隶属的官吏中，就有“浆人”、“盐人”、“醢人”、　“庖人”等职。此外，《史记》的陈平传记中亦如此记载：汉相陈
平在年少时，曾在乡里庆会中主持宰肉与分配，因为分得很均　匀，父老们就说：“善哉陈孺子之为宰也！”并认为他将来一定也　会成为一位好宰相。
“民以食为天”，的确是中国人的民生观。自然，世界上人人　都必须食才能生存，但是并不是所有文化对“食”都抱持同等态　度。笔者在美国时，发现美国人的饮食是很简陋的，也是非常不　注重味道的。他们饮食的态度好像是给自己加燃料，以便使自己　这部机器可以继续开动，去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成之事，因此给　人人的印象是：“食”是为了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