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前期哲学思想史-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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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细胞学说，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盛赞达尔文进化
论：“自达尔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
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孙文学说》）他把进
化视为不可抗拒的“自然之道”，认为“天地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同上）
并把世界的进化分为依次递进的“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
三个时期。
“物质进化”是指宇宙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在论述世界进化的这个时
期时，孙中山一方面继承明代思想家王廷相等人的“太极元气”思想，另一
方面借用19世纪物理学家普遍接受的“宇宙以太”假说以及拉普拉斯的“星
云假说”，来说明宇宙的原始状态及其演化发展：“元始之时，太极（此用
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
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今太空诸天体多尚在此期进化之中，
而物质之进化，以成地球为目的。”（同上）“照进化哲学的道理讲，地球
本来是气体，和太阳本是一体的。始初太阳和气体都是在空中，成一团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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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阳收缩的时候，分开许多气体，日久凝成液体，再由液体固结成石头。”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物种进化”是指从生命出现到人类产生的生物进化时期：“由生元之
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
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 （《孙
文学说》）孙中山说的“生元”，就是近代生物学所揭示的细胞；由于细胞
是造成动植物乃至人类机体的物质始基，所以他名之为“生元”。他肯定生
元是从无机界发展而来的，并认为生元具有知觉和思维能力：“按今日科学
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是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
有主意计划者也。”（同上）正因为原始细胞有这种机能，人才有聪明才智：
“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同上）。这种观点否定了神学目的论，
但却颇有被指责为“物活论”的嫌疑。不过从总体上看，在物质与精神的关
系问题上，孙中山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肯定物质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实在性，肯定“生元”及其“知”都是物质进化的产物，而且，他
还用中国古代哲学传统中的“体”、“用”范畴来阐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为体，属
于物质；其能言语动作者，即为用，由人之精神为之。二者相辅，不可分离。”
（《军人精神教育》）但另一方面，他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时，又
有过分夸大精神作用之处。
关于世界进化的第三个时期即“人类进化”，孙中山说：“人类初生之
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
于是乎起源。”（《孙文学说》）在他看来，人类的进化就是逐渐摆脱“兽
性”并形成“人性”的过程，就是由野蛮进于文明、由无知识进于有知识、
由旧思想观念进于新思想观念的过程。他还认为，社会国家也是不断进化
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化就经历了三个阶段：“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
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
起。18世纪之末，19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
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
跃然动。” （《民报发刊词》）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虽然饱受数千年专
制主义的毒害，因而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显得落伍了，但只要遵循进化
规律，并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奋发图强，实行三民主义，就一定能赶上并超
过欧美各国。
可见，同当时其他进步思想家一样，孙中山宣传进化论并不是要进行单
纯的自然科学启蒙教育，而是为了以此来论证和宣传其政治革命主张。
知行学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却“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
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孙文学说》）与
此同时，革命营垒内部迅速分化瓦解，斗志懈怠，人心涣散：“不图革命初
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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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同上）
孙中山认为，导致革命失败和革命营垒内部分化、懈志的原因，在于革
命党人受了一种“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的错误思想即“知之非艰，行之惟
艰”的传统学说的毒害，从而产生了轻知怯行的心理，把极难知的事看得过
分容易不去探究，把极易做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励行。因此，他认为，要取得
民主革命的胜利，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就必须破除“知易行难”这个
思想上的大敌，针锋相对地用“知难行易”说来指导革命党人的心理建设。
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的观点是与真理背驰的；知与行相比，知是
困难的，行是容易的：“天下事惟患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
其知，则行之决无所难。” （同上）他通过对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
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和进化等10项事例的详细分析来论证其“知
难行易”说并批驳“知易行难”和“知行合一”说。如，饮食是人们日常生
活中习以为常且最易行的事，但要知道饮食的道理，就须掌握有关食物的化
学结构以及生理学、医学、物理学、烹调技术等许多专门知识，这是非常不
容易的。由此，他强调“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知之固应行，不知
更应行”；反对“不知则不欲行，知之又不敢行”（同上）的怯懦思想。
孙中山还把人类进化史与认识的发展史直接联系起来，从知和行的先后
关系来论证其“知难行易”说：“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
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
第三自科学发明后，为知而行之时期。”（同上）关于第一个时期即“不知
而行”，他解释道：“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
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同上）。这不仅
明确肯定了行先知后、知从行来，而且把科学实验引入了认识论，从而发展
了中国古代“行先知后”的思想。关于第二个时期即“行而后知”，孙中山
以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索家之探索和伟大杰人之冒险为例证，说
明人类的进步无不发韧于不知而行，“行”不仅能使人从不知到知、从不能
到能，而且能促进国家富强、人类文明，因此“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
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之所必要也。”（同上）
关于第三个时期即“知而后行”，孙中山解释说，在当今科学昌明的时代，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求先掌握科学知识然后付诸行动，这并不意味着“离行以
为知”，而是为了避免错误或收事半功倍之效。
在这个时期，要获得新知识，仍然不能离开行。总之，“行其所不知以
致其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法则，这一法则并不因科学的昌明而变更：“科
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
知而后行为尤多也。”（同上）
“行”不仅永远是求知的必由之路，而且还能验证所求之“知”对与不
对：“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像科学上发明一
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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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不去行，便无法可以证明所求的学问是对与
不对；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知难行易》）这一认识既
深刻又可贵。由此出发，孙中山强调从事实出发，反对脱离实际地坐而论道：
“我们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三
民主义·民权主义》）认为死读硬记古人的言论，作一番解释，或把古人的
解释再来解释一次，犹如炒陈饭一样，这样永远不会有进步，永远求不到新
知、真知。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把人的认识理解为一个不断“以行而求知，因
知以进行”的进化发展过程，理解为在行的基础上由浅入深、从简到繁、从
感性认识到科学理论的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强调“事实先于言论”、“经验
先于理论”；强调“行”决定“知”，“知”又反过来指导“行”；这不仅
突破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知行的狭隘理解，而且包含有可贵的辩证法思想。
但是，从根本上说，“知难行易”，同“知易行难”一样是片面的。其
实，不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意义，就无法正确揭示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孙中
山把人类个体的活动理解为“行”的基本内容，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民群众
的社会实践的作用。这样，他在批判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时，就倒向了
轻视人民群众的“分知分行论”。他认为，就认识主体而言，可以把人分成
三类：“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
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 （《孙文学说》）
在他看来，这三种人对人类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知行问题上应实行绝
对的分工，使“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少数先知先觉者专事发明
创造，不必亲自实行；次一等的后知后觉者的职责是向前者学习，鼓吹前者
的创造发明，并监督实施；更次一等的不知不觉者，“凡事虽有人指教他，
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 （同上）。他的这种观点是与其“行”决定“知”
的思想相矛盾的，表明他实际上并未真正理解“知”与“行”之间具体的、
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
社会历史观。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是遵循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必然趋势，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发展的：“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
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
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流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所以世界的潮
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
反抗。”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俄国沙皇和德国皇帝的被推翻、袁世
凯的垮台、张勋的失败等等，都证明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即
使是不可一世的人，反抗世界潮流也都终归要失败。
在强调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孙中
山并不否认人的能动作用：“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
他自然生长，突然枝蔓，社会问题，也是如此。”（《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他说：“世界上的进化，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力凑合而成。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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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量，最大的有两种，
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量关系到民族的兴亡，比较天然力
还大。”（《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他认为，在中国，这种社会化了的“人
力”若能得到充分发挥，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一、二十年之
内“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在
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
孙中山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他明确指出，“民生”
是历史的重心、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所以民生
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那么，何谓“民
生”呢？他说：“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
生命。”（同上）“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重
要问题。” （同上）把吃饭穿衣作为“民生”的重要内容，力图从社会经济
生活中去寻求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这显然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启发
和影响。
孙中山认为，民生问题无法求助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必须从生产和分配
入手去解决。生产方面，是发展经济，改变民穷财尽的落后状况；分配方面，
他提出“平均地权”（后来发展为“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两项具
体办法。但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
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
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
保护政策。能够实行保护政策，外国货物不能侵入，本国的工业自然可以发
达。” （同上）
孙中山洞察到造成“贫富极相悬殊”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性，
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人类发展之功臣”（《社会主义派别和方法》），因此
他同情社会主义，称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把自己的民生主义说成是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
动力的学说：“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
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他认为，与动物不同，
人类进化的法则不是竞争而是互助：“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
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
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 （《孙文学说》），“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
助不在于竞争。” （《实业计划》）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就是依据互助原
则以消除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苦难，最后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他
看来，互助出于人类的天性，出于公理良知。因此，通过社会国家这个“互
助之体”的调解作用，并使人人都讲道德仁义，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调
和。由此，他也反对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
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在中国，
“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