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3-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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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16年到十八世纪中叶，也就是从满族崛起到乾隆中叶，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却不自觉地实践了罗素的话。那个时期满汉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文化融合史上一个非常成功的先例。他们“自由地吸收了汉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他们坚定地维护了民族精神的内核，并且“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了一种有机发展”。这种结合了满民族“务实”、“进取”精神和汉民族数千年积累的统治经验的新型满族文化，具有巨大的杂交优势。恰到好处的汉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康乾盛世。这一盛世，用史学家高翔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把康乾朝代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康乾盛世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学术文化上，都显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状态。”
谁能想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大总结式的极峰，居然是由一个原本文化极为落后的边鄙异族创造？
当然，作为以天下为私产的专制者，康雍乾三代帝王努力的终极指向，不是天下万民的幸福康乐，而是一己王朝的万世太平。因此，他们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高效地推进了专制制度的严密、严酷。由于他们的精力充沛和才华横溢，由于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完美主义追求，他们把牢笼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在满民族统治阶级的意志获得最大张扬的同时，天下万民的最后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也被剥夺了。因此，康乾盛世是不可持续的盛世。
在东方的统治者竭尽全力禁锢人民的同时，西方世界的人们却正在致力于并且成功地把统治者锁进笼子。这中西历史进退一升一降的关键点，恰是发生在中国政治机器最有效率时期，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第三章 不可避免的沦陷
一
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死气沉沉的中原王朝输入活力。可惜，由于湖泊的巨大以及湖盆的封闭，活水的冲击力毕竟是有限的。涟漪消失后，一切很快又会恢复如初。
适度汉化很快会被证明是未充分汉化和过度汉化之间的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状态。只不过满族皇帝通过卓绝的意志接力延长了这个瞬间。然而满族人的精彩表现不过如孙悟空令人眼花缭乱的斤斗云一样，最终只是证明了如来佛的法力无边。只要保证足够长的时间，在这片封闭的东亚大陆，任何文化都逃不掉过度汉化的命运。满族之前的历史不必多言，在满族之后，虽然被轰开了国门，但西方人用炮舰输送过来的基督教在这片土地上仍然能演变成了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仍能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式的新式专制。在中国人自己主动打开国门之后，传销仍然能演变成老鼠会，股市仍然演变成了圈钱游戏……这片土地不可思议的同化能力实在令人惊叹。
二
相比骑射，“国语”更难保持，因为它超出了意志力所能控制的范围。
虽然满族在大分散中采取了小聚居的方式来保持民族特性，但这种方式毕竟不能隔绝满汉的接触。文化落差过于巨大，人口对比也过于悬殊，注定了处于原始阶段的满语在积累发育了数千年的汉语面前缺乏起码的抵抗能力。
最早忘掉满语的是北京的满族人。刚刚进关的时候，“舌人”是各个机关中最为举足轻重的角色。离了这些职位卑微的人，满洲贵族们都成了睁眼瞎。然而，入关不过二十几年，这些原来的“稀缺人才”却纷纷失业了。原来，几乎所有的满族官员都已经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康熙十年，朝廷降下谕旨，取消了政府中的翻译编制：“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
和官员们相比，普通满族人掌握汉语的速度要慢一些，但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康熙后期，北京胡同里那些满洲人已经开始操“京片子”：“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在帝国各地耗费巨资建起的“满城”，也丝毫无助于防止汉语的入侵。虽然百般防范，然而满洲军人毕竟不能不与周围的汉人打交道。一旦接触，汉语的魅力就不可阻挡。从听评书、听地方戏开始，到请老师教孩子学四书五经止，满语在“满城”里越来越式微。雍正十一年（1733）广州将军柏之蕃向皇帝汇报驻守广州的满洲人的满语退化情况就颇具典型性：“驻防官兵于康熙二十二年分驻广州，其子弟多在广东生长，非但不曾会说（满语），亦且听闻稀少，耳音生疏，口语更不便捷。即有聪颖善学习者，又因不得能教之人为之教习。即令现在学习兵丁，除本身履历之外，不过单词片语尚能应对，如问相连之语，即不能答对。”
最让皇帝们无法接受的，是被皇帝用柳条边围起的“龙兴之地”东北也渐渐被汉语所侵蚀。“满洲根本之地”原本“人人俱能清语”。然而乾隆十二年，东巡沈阳的乾隆皇帝在召见当地满族官员时，发现这些地地道道的满洲人居然“清语俱属平常”。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汉语。情况每况愈下，至乾隆十七年，皇帝在接见盛京笔帖式永泰和五达二人时，发现他们“清语生疏”竟然已经到了“不能奏对”的水平。
二
满语的失利不能归因于执政者。皇帝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他们大脑中“国语”这根弦始终从来就没有放松过。雍正六年，当偶然听见身边的护军用汉语相互开玩笑，“以汉语互相戏谑”时，皇帝表现得十分震惊。他当即召集众侍卫，予以严厉批评，教训他们“嗣后各宜勉力，屏弃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学习”，而且小题大做，把这件事写进谕旨郑重诏告所有满族人，以示防微杜渐的决心。
满语的急剧衰落发生在乾隆中期。这个心高气盛的大皇帝当然不能容忍祖先的语言在自己任期内衰亡。在清代各位皇帝当中，乾隆是对使用满语要求得最严格的一个，为了维持满语的地位，他采取了几乎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即位初期，他听到“宗室、章京、侍卫等……在公所俱说汉话”，即下决心进行整顿，谆谆告诫满洲人等“只要是在办公处或者满族人碰面聚集的时候，不可说汉话，应说清语，在办公处清语尤属要紧”。他命令这些侍卫抓紧学习满语，并且亲自进行考试，“其优等者，格外施恩。倘不学习，以致射箭平常，不谙清语者，定从重治罪”。他并命令王公们给自己的孩子聘请满语文教师。不能请老师的，必须把孩子送到宗室学校学习。在每年举行的两次考试中，“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其父兄治罪。”
乾隆皇帝是第一个把满语水平和仕途升迁挂钩的皇帝：“在例行考核官员的年份，必须清语熟习，办事妥协者，方准保列为一等。其不能清话者，办事虽好，亦不准保列。”在阅读满族官员的奏折时，乾隆皇帝非常注意其满文水平，一有瑕疵，即大加挑剔，有的官员甚至因此被罢官夺职。
整个乾隆一朝，类似举措何止千百。然而，这些举措对满语式微的大趋势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挽回作用。当然，皇帝的努力也并非没有丝毫影响，在汉语的强大冲击力和皇帝们一道道严厉谕旨的挤压下，满族沦落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作为学习和社交工具，满语已经失掉了实际功用。几乎所有的满族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再使用满语。可是，对于那些在官场上行走的满族人来说，满语又是一块必不可少的敲门砖。为了谋个一官半职，许多满族人如同学外语一样，拼命学习满语。然而，“旗人在京与汉人杂居年久，从幼即先习汉语。长成以后，始入清学读书，学清语，所以清语难熟言矣”。大部分人只能死记硬背一些满族词汇，以便必要时能拼凑出一篇还看得过去的“清语履历”，用来应付上司考核之用。
因此，从乾隆中期开始，虽然大部分满族人都能说上几句满语，然而这种满语和那种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地道满语已经是两个味儿了。地道满语“语质而练”，而这种没有语言环境，完全为了功利目的而学的满语“语文而散”，已经失去了满语的真精神。满语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一种死语言或者说是语言植物人。
三
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就如同角之于鹿，牙之于虎，翎毛之于孔雀，奠定和标志着这个民族的独特性。对一个民族来说，失掉语言，几乎意味着失掉了一切。
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甚至因此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观。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有其深厚的民族精神的积淀。用乌申斯基的话说：“在民族语言明丽而透彻的深处，不但反映着祖国的自然，而且反映着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
如果老虎长出了羊的宽大臼齿，那么它就只能以草为食，并且用羊的方式思考。如果一个民族改用了另一个民族的语言，那么他的心理特质、气质和性格，都会随之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漪先生断然说：“舍弃母语就等于亡国”。
因此，清朝的衰落恰恰萌芽于在满语被彻底弃用的乾隆中期，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四
乾隆的继承人嘉庆皇帝是汉语环境里长大的第一位满族帝王。他出生的乾隆二十五年，正是满语从满族人日常生活领域全面退出的时期。在他的周围，不但太监乳母都说一口京片子，连那些教他武功骑射的谙达们也说不了几句完整的满语。虽然在皇帝的严格要求下，他也会说“文而散”的满语，但已经不能用满语进行思维。因此，汉语自然而然就成了入关后第五位皇帝的母语。
在乾隆诸子中，嘉庆皇帝以酷爱读书而著名。从六岁开蒙到三十五岁即位，他在书斋中度过了近三十年的光阴，日日沉醉书海，经常深更半夜，还手不释卷。要太监再三劝阻，才熄灯就寝。他所读的，当然全都是《礼》《易》《春秋》、宋儒性理诸书，至于闲词小说，从不寓目。当时来京朝贡的朝鲜使臣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说：“十五王（即嘉庆）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于禁中，声誉颇多。”这个左挑右选了数十年才最终确定的继承人看来没有辜负老皇帝的期望，亲政之后，他的勤政丝毫不亚于父祖，节俭和自律甚至超越了列祖列宗。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位身材健壮、仪表端正、学识丰富的壮年皇帝都完全符合一个传统优秀皇帝的标准。
然而，这个模范皇帝的二十五年统治，却是清朝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灰暗时期。乾隆后期，大清王朝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嘉庆年间，这些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更加发展、恶化、积重难返。这位勤奋的皇帝眼看着曾经无比辉煌的王朝在下坡路上无望地下滑，眼看着那些必将导致王朝灭亡的危机萌芽不断成长壮大，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措施。在他统治的二十五年里，大清朝渐渐被腐败和低效掏空了身子，只等后来东南沿海的一声炮响便轰然倒下。
问题就出在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上。
五
满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和精神气质曾通过语言这个渠道，不间断地在帝室中传承。一直到乾隆以前，龙椅上坐着的都是勇于开拓、喜欢挑战的人。皇太极以一隅之地，不自量力逐鹿天下；康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主动挑起与三藩的生死决斗；雍正皇帝放着太平皇帝不当，进行艰巨的政治改革，发誓要“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甚至在汉化进入最剧烈时期之时，乾隆皇帝身上的这种进取之气也毫不弱于他的祖先。乾隆二十年在天下承平之际，他冒着几乎是全体朝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兵西域，以举国之力，经过五年苦战，消灭准噶尔部，为中国新增了一个新疆省。“中国的武功，从成吉思汗以来，还没有谁能如此一举荡平两万余里，深入中亚腹地，军威远被不毛。”
可是到了嘉庆帝时，这种进取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母语的转变使嘉庆之后诸帝与祖先们之间划出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满族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因为思维方式的变化，出现了无可挽回的断裂。汉文化封闭、完足、先验的世界观通过多年一板一眼的正规教育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以后那些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年轻皇子。
世界在以汉语为母语的皇帝眼里不再是一个未知，而是已知。不再是变化的，而是固定的。他们以“法先王”、“遵古训”为最佳执政方针。他们认为，伟大的祖先们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给一切都留下了解释，为一切制定了定式。到他们这个时代，做皇帝是件很简单的事，那就是按照祖先定下的规矩，一丝不苟地去执行罢了。
嘉庆十六年，皇帝作了一篇《守成论》，系统总结了他的为政思想。他开宗明义即说：“列祖列宗所制定的成规，后世子孙必须固守而不易。盖因创业之君，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已经尽善尽美。后世子孙应当谨守先人法则，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每件事都遵循祖宗成例，守之不变，则天朝基业必可传于万世而不坠也。”
接下来，他谈到自己读中国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历观汉唐宋明诸朝的历史，每见王朝中期，皇帝们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皇帝一旦存心要改革，即有贪功之小人上前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
因此，他强调：“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
嘉庆二十五年的统治，确乎也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守成”的原则。本来，嘉庆皇帝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前代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同。首先，由于人口增长到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巨大数目，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传统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已经失效，必须对经济制度和人口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国家才有出路。另一方面，乾隆以前传下来的规章制度大部分已经失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日益普遍，极大地削弱了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因而迫切需要深入的政治运行机制改革，调整利益关系，加强政策传达力，以修复国家的统治能力。
然而嘉庆皇帝那双用经史教育训练出来的眼睛却看不到形势的巨变。在他的视野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质的变化。一切大纲大法都将永远有效，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古老药方上通过加减药量来得到解决。因此，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他都拒不改变祖先留下的成规。漕运之争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漕运就是把中国南部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用以供北方消费。到了嘉庆时代，这一制度已经高度腐败，在长长的运河线上，地方官员们设立了无数检查站。漕米每一次通过检查站都要交付的陋规，漕运费用越来越高，终于达到了朝廷所不能承受的地步。另外，由于连续不断的黄河水患，漕运的船只经常被截在运河不能北上，以致北方物价高涨，社会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