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3-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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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上街有瘾”的层面之二：
2003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在香港常驻，香港市民不满意《基本法》第23条的有关立法，据说５０万人走上了街头；自此，以后每年的一些固定时间，反对派都要组织市民上大街，反对派的反对派也会号召更多的人表明另一种观点和意见。
2004年，我到香港后，第一次听说香港又要组织游行，说出来不怕人笑话，当时我心里真有点怕，怕什么？因为没有经历过啊。毕竟“游行”在任何一个社会，总会和政治发生某种联系，总不能被看成是一件平常之举。后来到了维多利亚公园（当天游行的集中地），我看到人山人海、彩旗飘扬，维园的广场中央，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有人拿着扩音器正在不住地喊口号，站在园子里准备出发的示威者，有人身上统一穿了后背印有各种诉求短语的服装，也有人就是一身平常的穿戴，不过每个人都很从容，那阵势让我想到过“文革”，但是又觉得这和几十年前内地的“文革”不尽相同。
开始，我出现在示威现场，眼睛还多了一分警惕，生怕被别人注意，更怕万一让什么熟人给看到了会对我产生不良的影响（尽管我去现场也是为了工作），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在游行的队伍旁观看，根本就是沧海一粟，人海里多我一滴少我一滴，绝对没人在乎。香港是一个自由世界，没人因为游行、看热闹或者不游行、不去看热闹就因此获得或损失掉什么。大家在这样的气氛里上街游行是不是真心义愤或者只是随大流、赶羊群也都无所谓。反正最后都会出一身汗，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脱下衣服，洗他一个热水澡。
从2004年到2007年，我在香港常驻的三年日子里，后来终于轻松了，偶遇知心朋友也敢开口议论：“嗨，香港大街上的‘游行示威’其实咱也不必大惊小怪。”太多了，每一次有什么人因为什么理由要组织市民“上街”，人们从电视、广播以及很多的街头广告都可以看到：水电费涨价了要游行、公司员工工作超时了要游行、教师工资不高了要游行、老人没有了退休金要游行、孕妇生孩子医院床位不够要游行、天星码头一座49年的钟楼即将拆掉，市民不愿意也要游行，等等等等，什么都可以成为“上街”的动因。
香港比较宽阔的马路两边，一般都有长长的栏杆，那上面不许张挂任何涉及商业内容的广告和海报，但是许多议员的个人宣传、各党派魁首提出的政治纲领，特别是各种即将要开始的“游行告示”却经常可以看到，因此这类的“广告”一多，有一天“游行示威”竟在我心里发生了某种异化，成为了另一种内容不同的“上街活动”。
2006年年初，香港一位19岁的青年人涉嫌“连环虐杀猫只”，虽然这个人很快就被警方抓获，但是爱护动物组织的许多人士依然感到“气愤难平”，他们认为：“本港虐畜问题日益严重，去年4月至今9个月内，警方已经成功检控了九宗案件，（这个数字）较2004至2005年的全年只有两宗（的情况），大幅上升了4。5倍。”因此需要组织市民“上街”抗议。于是1月8日，3000多人又走上了街头。这些人中除了普通市民，也不乏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大家各自带着心爱的宠物，小猫、小狗，差不多有2000来只，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这支特殊的游行队伍在中环渣打花园集合后，穿过香港一些最热闹的街道，一直要步行走到香港政府总部，惹来了很多行人沿途驻足观看。不少被堵在路中的司机本来不知道街上又发生了什么事，刚要发火，可透过玻璃窗往外一看，“嚯，人狗争路”？大家也就忘了抱怨，被这一难得看到的“奇景”所吸引……
当然，“有事上街”和“没事上街”目的大不相同，但是一个社会一群老百姓动不动就聚众上街，这种状态从理论上讲是和民主的意识普及有关，不过若从效果上来联想，“狼来了”的感觉又一日胜过一日。
难怪后来我再三再四地上街观摩游行，有时自己都不想去，也会对自己说：“嗨，出去走走吧，反正权当锻炼。”由此可见，我的心态也和刚来时大不相同“上街游行”和“上街溜达”，如果两种“活动”都不会让参加者损失掉什么，那么人们又“何乐不为”，连我不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吗？
“交换文化”有什么不好？
在香港住的时间长了，内地朋友有时会问，“如何评价？评价香港人？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个清楚？”我说不能，两句话吧，一句是：简单，没有太多的心计，别人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另一句：实惠，没有太多的亲昵，讲究交换，看不到收益就不付出成本。这样一撇一捺，一个“人”倒也大致站立了起来。
一百多年来，香港一直浸泡在商品经济和自由文化的激荡之中，人的一生，进取方式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交换。过去在内地，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很鄙视香港人什么都可以拿来进行“交换”，种种“交换”特别是最后都以盈利为目的，就很反感。但是到了香港，慢慢地我发觉：“交换”思维其实是个很值得探讨甚至很应该被重新认识的问题，“交换”从单纯的意义上讲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它很直接，很透明，如果你不计较它的固有名声，这一招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很好用
记得初来时我去银行，一位业务员小姐经常为我服务，时间长了两个人就彼此熟悉，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当她的老师，教她学说普通话。我开始一愣：“教香港人学说普通话？”心里稍微缓冲了一下，就说“可以”，因为那时我也正在学习广东话，大家如果都有时间，两个人在一起不是正好可以互相练习？但是这位小姐紧跟着讲：“不，不，此事不忙，您不要立刻回答我，回去想一想，如果有时间，真的也愿意，就给我一个计划，同时也请给我一个报价单。”
“报价单”？这次轮到我长时间的“发愣”了。
银行小姐要我教她普通话，但是这个学生要求老师必须“收费”，我当时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以为她是不好意思，不愿意白白占了我的精力和时间。但是后来我再去银行，见了面，她又问：“怎么样，您想好了吗，就是教我学说普通话的事？”我说：“想好了，可以啊，但是你不用客气，真的不用。按时上课我能接受，但是收费，我不能，万万不能。”银行小姐面露吃惊：“不能？为什么不能？”我一下子无法向她解释清楚，说我过去从来没这么干过、不习惯；说我们外派记者有本职工作在身，兼职当老师肯定不可以等等，反正我一遍遍地对她说：“收费我不能，真的不能。”银行小姐这次彻底绝望了，低下头，同时也很遗憾地对我说：“真不幸，您的普通话说得那么好，但是不收费我就不能请您当老师。”我不解，问她为什么，最后银行小姐被我逼得没办法，从嘴里溜出来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对她可能顺理成章，但对我却新鲜刺激：“您不收费就没有压力，可能就教得不认真……”
“不收费就没有压力，就教得不认真”？
原来我的“学生”担心“老师”的是这个？香港人是这样的思维方式？
一个人为他人服务，如果从被服务者那里得了报酬，这样彼此之间就有了契约，就形成了一种正式的“交换”关系。香港人认为这种关系最令人放心，最不会使服务者忘记了许诺。难怪他们并不觉得“收费”二字有什么不光彩，“铜臭”究竟是什么，在哪里能够闻得到？他们对此也二二乎乎。
我最后也没有成为这位银行小姐的普通话老师，但是她没收我的费，却免费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金钱的交换关系虽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记录中最古老、名声最不好听，但是它最可靠、最有保障，这一点也许倒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吧。
2006年深秋，那时候正是满天下馋嘴的人都渴望吃螃蟹的时候，我对“螃蟹”向无大趣，只是听说近几年内地的大闸蟹根本就满足不了十几亿人张开来的嘴巴，真正的阳澄湖“地道货”几乎很少见，普通老百姓最后能够吃到嘴里的不是滥竽充数、假冒伪劣，就是“过湖蟹”、“洗澡蟹”，而香港因为1997年回归后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心肝宝贝”，历史上又早就存在“三趟快车”，所以真正的“大闸蟹”反倒能够在香港见到，于是事先向供应商订了货，邀来几个当地朋友准备大办一桌家宴。
不过我的螃蟹订下来了，邀请发出去了，那一天到了约好送货的时候（要求提前两天预订）我望着墙上的挂钟，快五点了，突然担心起“大闸蟹”会不会被按时送上门，如果不按时，我的朋友六点即到，大家坐到饭桌上，看不到“心中所想”，主人岂不是很尴尬？时间越近，担心越大，不由得我就想起过去在内地搬家等家具，每个家具公司都答应按时送货，但是每一次送货各公司又都不守时，比如说上午好了沙发会到，结果一直要等到下午；卧室里的大床小床约好了是在下午，千叮咛万嘱咐可别送晚了，否则我们一家人就没地方去睡觉，但是半夜12点了，迟迟还不见有人按门铃。
当然那天我在香港的“螃蟹宴”还是如期举行了。五点差五分，手机响，送蟹的工人按时把螃蟹送到了我的家门口，我不仅如释重负，而且深深地为香港人的诚信，不，此处不再说诚信了，单说“交换”，深深地为这种交换关系而称颂：
我和“螃蟹”有约，我花钱买了螃蟹，也花钱预约了“送货上门”，按道理我是不必再有任何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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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内地人，算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中国人，优点和劣根也都大体相同。但是十年前，香港人打心眼儿里是不是就认同自己的真实身份？十年后这种“认同”又在心里扎下了多深的根，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
十年前，香港人，尤其是一些当地的土著或老移民，他们走到外面的世界，总是说自己是“香港人”，轻易不会说“我是中国人”。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内地和香港不仅社会制度不同，贫富差距巨大，而且在西方人的眼里，长久以来就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区概念，至于这两地的芸芸众生，其老母、老祖宗是不是同一个华夏种族，人们认为那是另外一回事，可以“另当别论”。
一个苦孩子，自小被他人抱走，老来面对母亲，内心的滋味绝不是简单地只有相聚时的热泪滚滚，还有很多很多的现实问题以及心理障碍。
2007年3月2日，我采访到了现任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因为头一天他提交给立法会的《2007—08年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受到了香港各界的普遍好评，这位“财爷”在接受我的专访时最后说：200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的喜庆之年，这十年香港的经济不仅渡过了“亚洲金融风暴”、SARS所带来的危机，而且迎来了一年比一年好的经济复苏；同时这十年，香港人的“人心”也在向着祖国一步步地“回归”。我当时听了心里一震，这一震是明确地感到了什么，感到了唐英年话里有某种坦然的“承认”，同时也领悟到了唐英年希望通过我们CCTV的报道向全体内地同胞表露“真诚”，它可喜可贺，但也让我陷入了好一阵子静想沉思
香港有张“月亮”的脸？
如果我客观，如果我够胆，有一种称呼，香港人对大陆客十年前的称呼就不能不提。
十年前，香港人对大陆客的称呼其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要算“阿灿”和“表叔”“阿灿”，在90年代香港的一部电影里，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傻乎乎、特能吃、经常出洋相的“大陆仔”，香港人这样明里暗里地看待内地客，不管怎么说都透着一种轻视与鄙夷；而“表叔”，让人想到《红灯记》，想到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这里的讽刺甚至调侃就更加的意味深长
1993年，我到韩国采访回京第一次途经香港，那时候香港在我的眼里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很想停下来开开眼，买点东西。结果我如愿了，但同时也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因为那一次我一个穷记者竟然走进了一家金店，迎客的店员开始误把我当成日本人或者台湾人，赶紧向我拥来，先把我拉到了柜台前，让我在一拉溜小圆座儿上坐下，天热，还非端来一杯“王老吉”凉茶让我“慢慢饮先”妈呀，当时我被感动得，发誓回北京一定要写一篇文章，认真地赞美一下香港的顾客至上，还以为自己真的在香港做了一回“上帝”。可是小店的店员后来一口咬定我是日本人，我就不高兴，说我不是，“I’am Chinese”，立刻，这位店员的脸就变了，头一转，走到了一边，再也不理睬我。我一连“诶，诶”了好几声，想问问一枚我看中的戒指要多少钱，他却装作没听见，当时金店里还有好几位其他的店员，个个也都没事，但是人人都跟着装傻，好像他们谁都听不懂我说的英语是什么。
十几年前的这次“遭遇”事后让我很长时间都惊诧香港的店员一见穷人，变脸的速度怎么会那么快？“唰”的一声，穷人在富人面前就被扒光了衣服，让人有地缝儿都来不及钻。然而十年后我再到香港，以CCTV记者的身份在这里常驻，领了香港居民身份证，学会了几句粤语，有时，特别是溜达到大街上，自己俨然也是一个香港人。可是这件事儿我却怎么也忘不了，好几次都想拿着信用卡，再去一趟那家金店，非要买回当年我看中的那枚戒指不可！可是十余载光阴，当年的小金店如今仙踪何处我已无从查找，同时身边还总有一个拦路虎适时地会站出来阻止我、嘲笑我，说人家香港的店员现在对内地人态度早已经和从前不同，现在内地的很多“阿灿”和“表叔”，如果他们再来香港，大小商铺，店员不仅不会再行歧视，相反，很多人的脸上还会挂着如同对待衣食父母般的殷勤。
2006年新年过后，我习惯地走进跑马地一家小什杂店买菊花，泡普洱茶。那家小店我过去不止一次光顾，十块钱一包的菊花也是已经买过了好几回。可是那天小店里的菊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涨价了，十块钱一包变成了十三。这是怎么回事呢？跑马地作为香港的“高尚住宅区”本来东西就比其他地方的要贵，我是因为考虑时间成本，每次才宁愿多花几块不去跑远路。于是就问老板：“头先你们的菊花不是十文一包吗？”老板的脸有我平时熟悉的友善，此时却多了一抹无奈：“没办法啦，这些菊花都是从你们内地运来的，现在内地发达啦，人民币不断升值，我不加价，亏本啦！”
2004年我到香港，记得当时的人民币与港币的比价还是1。06：1，2007年1月11日已经达到1：1（按国际市场中间价计），紧跟着后面就出现“倒挂”。十块钱一包的菊花不到两年就涨了三块。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兜里的硬币少了，可心里却莫名地漾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什么？高兴，为什么高兴？小店的老板肯定不理解，我自己也没想得太深刻，只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嗓子眼儿就涌来了小曲儿，哼哼唧唧地很认真。突然我打住了自己，问自己，什么？我刚才在唱什么？“你看，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