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3-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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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敢开口要求多一点小钱，哪怕是得了奖状。
有一回我的三哥跟妈妈要了五块钱到王府井买他学美术的颜料和画册，结果掏钱买东西时发现那五块钱没了，也不知是不是给小偷掏去了。他怕妈妈骂他，不敢回家。家里左等右等，吃了晚饭仍不见他身影，妈妈真的急坏了。后来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要关门了，看见一个小男孩蹲在店门外哭，是不是你家的孩子？我证明他丢了钱，你们不要骂他。妈妈哪还顾着钱的事，赶紧把他接回来。我家的家教似乎也太严厉了些。连我家最调皮的三哥为五块钱都不敢回家。碰上我没准儿得在外面待上三个月。现在我们都老了，每次聚会少不了翻出过去的事开玩笑，妈妈自己都觉得对我们的要求是太过分了。
比起别人家，我总觉得我们小时候得到的母爱少了点儿。我妈妈那时是国务院机关幼儿园的院长，那是一家依照苏联的幼儿教育模式管理的全托幼儿园。为了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她也和小朋友一样，住在园内，周六才回家，所以我们平日是见不到妈妈的。我有两次住院，妈妈都没来看过我。有一次在全身麻醉醒来以后，看到病房里其他小病友都有妈妈陪着，我却没有，哭得很伤心。护士告诉我，妈妈打过几次电话，问我醒来没有。第二天，姐姐和保姆带着一罐冰激凌来看我，我才开心起来。那罐冰激凌也是因为我刚切除扁桃体，妈妈嘱咐要我当任务吃的。看着我皱着眉头痛苦地咽下冰激凌，姐姐只能在一旁痛苦地咽口水。
妈妈周末回来就忙着处理家里的账务，布置下一周家里的伙食计划，买东西，给我们五个孩子做衣服……妈妈也布置我们劳动，扫院子、扫鸡窝常常是我的活儿。
父母不太督促我们学习，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够努力了。他们更注重的是我们的品德、劳动观念和克勤克俭的生活习惯。在我的印象中，父母很少表扬我们，即使老师在与家长见面时说了我九个优点，一个缺点，那一个缺点就是妈妈和我谈话的唯一的内容，其他九个优点全都忽略不计了。
我的爸爸在我们面前总保持着一种威严，除了对我们政治性的教导，他是不喜欢过问婆婆妈妈的小事的。所以，爸爸对妈妈为了别人的孩子不管自己的孩子这件事颇有意见。让他又当爹又当娘，真是难为了他了，何况他也时常去外地出差。后来爸爸生病了，院子里的几个叔叔阿姨开始站在爸爸一边，向妈妈吹风，妈妈最终调到了公安部，结束了她自解放以来就从事的幼儿教育。
妈妈和爸爸在一个部里上班后，爸爸乘小汽车，妈妈骑脚踏车上班。爸爸的汽车当然从不送我们上学，就连我的大哥和二哥在西郊的101中住校，礼拜六下午回家，有时为了省几毛车钱，能从起码50里外的学校走回家来。你能想象吗？当然驱动他们的并非区区几毛钱，那时候年轻人心中涌动的英雄主义和坚韧的精神是今天的小皇帝们不可理解的。后来我上中学时，也试过每天跑两个小时来回学校，一个月才省下了两块钱的公交车月票钱。后来由于营养跟不上，贫血，头晕而放弃了这得不偿失的“省财之道”。
我们家的饭桌上是不准留饭粒的，谁掉下的饭粒谁吃。更甭提碗里的了，必须吃得干干净净。爸爸有一次说起，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大连开刀疗养时，疗养院有人吃馒头还剥皮，一位护理员来收桌子时，把馒头皮从桌上抓起，一把塞进自己嘴里，眼睛狠狠地瞪着那人。后来那人再也不敢了。爸爸说很多人吃不饱饭，浪费粮食是犯罪。我到现在还记得爸爸在讲这个故事时，学那个护理员气愤地瞪眼的情景。
即便我们与爸爸在同一饭桌上吃饭，却吃着不同的饭菜。他有特供，可以吃到小站米、牛奶、鱼肉等，我们都自觉地吃着我们那份普通餐。据说在战争时期，哥哥在很小时就懂得在爸爸吃饭时离开，和妈妈去吃大灶。可我总是吃着自己碗里的，瞄着爸爸盘子里的好菜，就是饿，也故意细嚼慢咽，默默地期盼着爸爸吃下的剩菜（也许是他故意没吃完）。等爸爸一离席，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赶紧把自己碗里的饭扣到瞄准已久的盘子里。那带着肉味的残渣剩汤拌在饭里时，让我们感到了无比的幸福。而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这种舔盘子的幸福不再有了。
我一下课，就喜欢往厨房里钻，跟炊事员叔叔要炸过油的猪油渣吃。他炒菜时我在一边不肯走，总要帮他尝尝咸淡，还动不动去尝那半生不熟的半成品，哪怕在那儿闻闻油烟味儿都是好的。他讨厌死我了，每天在我放学回来时就把厨房门关上。我总是在门外央求他：“童叔叔，给我开开门。”看我们谁磨得过谁。我总有办法让他开门的，给爸爸沏茶啦，端中药啦，给鸡喂食啦。我那时就像一个小老鼠，总想偷油吃。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我家不再开伙了。厨房里只能喝到白开水。
三年自然灾害时，爸爸很长一段时间在湖南蹲点。有次回京汇报工作，吃饭时突然对我们发火，说你们去看看农民吃的是什么，连地瓜叶都算是好的。爸爸还说起他到一个村子去时，村干部摆了一桌好菜招待，他气得扭头就走，随后就把村干部给撤了。爸爸要全家吃食堂，他吃小灶，我们吃中灶，炊事员到食堂帮忙。爸爸还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定量从三十斤减到二十二斤。小时候我并不懂得爸爸在湖南看到了什么，在北京，我们感受到生活更艰苦了，吃不到肉了，但并没有饥荒的体验。
那次到湖南调查，刘少奇是工作组长，爸爸是副组长。直到最近，我才看到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祸’”，凭的就是他在湖南四十四天的调查。
我的父亲在湖南蹲了半年多，后在酷暑中肺泡突然破裂，造成气胸。经黄家驷、朱贵卿等专家飞到长沙抢救才幸得一命。后爸爸被护送回北京协和医院继续治疗。出院后爸爸疗养了很长时间，大多在家办公，看文件，接电话，家里才又重新开伙。
那个年代，大院里人来人往，就是一杯清茶，我从不记得有互相请客吃饭之事。有亲戚或远方的朋友来，就在家吃个便饭，外加一两个菜。人与人的关系既简单又和谐，有人情，却无人情负担。也许是物质的匮乏，也许是定量供应的限制，就是想请客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倒也造就了清廉的一代干部。
爸爸有几个特别好的棋友，都是京城的部级干部。周末我们会很高兴地随父母去人家的四合院串门。爸爸们下棋，妈妈们切磋种花或烧家乡菜的厨艺，我们小孩子就在一起玩耍。有时能吃到自家做的甜甜的酒酿圆子。可到了吃饭时间，就收摊回家，从来没有留下吃饭的道理。反之，他们来我家，也是只下棋，没饭吃，没有一点儿客套。
有一回，陈毅伯伯来下棋，他是个稀客，又是爸爸在新四军时的军长。大哥被分派去买西瓜，谁知买西瓜要发热证明。于是哥哥用了爸爸疗病的特权，在北京医院开了张证明，才买到西瓜。
我父母对我们的近于严酷的家教是我们后来对子女难以仿效的。在我还没上小学时，就因说了一句“他们老百姓……”被爸爸臭骂：“你不是老百姓？你是地主、资本家？”当然我们从小就认为地主、资本家是很坏的坏人。
记得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没搬进恭王府，我在府学胡同小学的班上有一位女生，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苏式的布拉吉，白纱滚边，还配着小围裙，辫梢扎着大大的蝴蝶结，她吸引了全校学生的眼球。我穿姐姐穿剩下的裙子就是不如她的洋气，她让我相形见绌。有一回她神气十足地在我面前显摆：“我爸爸是副部长。”我不服输地说：“我爸爸是副检察长。”她说部长比检察长大，我不懂这个，她便说：“我爸爸国庆节上天安门观礼台。”我说：“我爸爸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我跟爸爸到天安门上看焰火，还见过毛主席。”她一脸不悦，扭头就走了。
我早把此事忘了。谁知半年以后的一天，爸爸突然找我训话：“你不得了了。人不大，倒知道跟人家比大，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一套坏思想？！”爸爸把我训得直哭。他又说：“你知道她爸爸是谁？在新四军他救过我的命！”原来，我同学的父亲是卫生部的副部长，不仅在抗战时是爸爸的老战友，还两次在爸爸病危时为爸爸开刀，挽救了他的生命。世上竟有如此凑巧的事，偶然在外边流露一点儿优越感，却偏偏撞在枪口上。
大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过这么一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我们几个兄弟对军官的肩章很感兴趣，就自己在家里开始了动手制作肩章的热潮，有尉官的，有校官的，也有将军的，而且军衔越做越高。级别最高的，是我制作的大将肩章，我认真地对木质肩章用沙子进行打磨，做得非常精致，令我非常骄傲，爱不释手。一个星期日的中午，正当我们在院子里炫耀自己的作品，并在肩上比试时，爸爸下班匆匆走进院子，被他一头撞见，我们要躲避已来不及，脸上露着窘态。不知爸爸对我们的行动是否早有察觉，或早有不满，总之这次他二话没说，十分愤怒，上来一把将我们的肩章夺去，通通捏成碎块。最让我不忍目睹的是，我最心爱的大将肩章，一瞬间也被他用手折断。爸爸的惩罚让我们几个兄弟难受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仅为自己的辛勤成果付之东流而可惜，也对爸爸的武断而不满。当时，我们只不过因喜爱肩章，想试试我们的创造力，而并非是想当官，或不愿做普通劳动者，爸爸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我们很感到委屈。即或我们想当将军，现在看来，也未必是坏事。但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似乎有此想法是大逆不道，发展下去就可能成为野心家，是非常危险的。但从当时看来，爸爸当机立断制止了我们的行为，实在是出自关心孩子的成长，其良苦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当时如果真做过将军梦的话，也早已被父亲的武断扼杀在摇篮之中了。一个天才的将军被扼杀在襁褓之中，毕竟是一件可悲的事。
尽管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温情不够，缺乏民主的作风，但他们的身教、言教成了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若干年过去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有了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工作，却有一脉相承的为人：诚恳、本分、正直和厌恶贪婪，这大概就是来自于父母的基因。
九、恭王府的熏陶
恭王府，既有京城王府的富丽堂皇和非凡的气势，又有着典雅的庭院楼阁和诗一般幽深秀丽的景致。在这个氛围里生活久了，就连那些一生戎马倥偬和听惯了“保密局的枪声”的公安干部们也被熏陶得斯文了。谈历史，读名著，讲诗词，舞文弄墨，在大院内蔚然成风。
我的父亲在养病期间有可能准备着退位，他写过一首诗《我为革命拔小草》，说的是：就是到田里拔草，也是为革命做贡献。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爸爸练书法写得最多的。他也爱画梅花，读古文、古诗。为此他结交了不少美术、书法界的朋友。他随朋友逛荣宝斋，只观赏，不买，倒不是他有很强的抑制力，实在是他的口袋里没什么零花钱。尽管如此，他越来越喜好考究的砚台、墨和宣纸，开销不小。有一次，在别人的怂恿下，爸爸买了一套古代名画画册，记得要一百多块。秘书跟妈妈报账时，妈妈十分吃惊，有点怪爸爸不知当家的难处。爸爸说当时没好意思先问价，谁也没想到两本书要这么贵，等付钱时才知道的。
母亲非常喜欢养花，特别是兰花、水仙花。我们的院子里种了牡丹、月季、天竺、美人蕉，也有桃树、梨树、苹果树、葡萄……住在恭王府时是我记忆中生活最悠然自得的时期。但后来好像毛泽东批评了干部中的养尊处优、修正主义倾向，爸爸开始在家里反修，说花花草草是养尊处优的表现，不许再养兰花。哥哥们周末回来，爸爸总要给他们上政治课，讲“九评”，气氛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我的父亲希望我们学科学，认为中国需要科技方面的人才。可不知道是不是恭王府的文气缭绕，我们都喜欢文艺。我的大哥和二哥先后都当过101中学的话剧团长。大哥曾想考电影学院当导演，还和在电影《鸡毛信》里演过海娃，后来真当了导演的同学蔡元元一起写电影剧本。二哥也有考戏剧学院的念头。但爸爸努力地劝说他们，甚至让他们放弃了被选送到苏联学习的机会。因为爸爸的政治敏感性已料到他们的学业会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果真，第二年（好像是一九六一年），中国在东欧的留学生在返回祖国路过莫斯科时，在红场被殴打。和我哥哥那批一起选送留苏的学生还在北京外语学院强化俄语，就接到通知，停止留苏计划，学业被延误了一年。而我的大哥已经上了中国科大，二哥上了哈军工，好在听了父亲的劝告。
而我的三哥和姐姐却未遵父命。他们一个喜欢画画，一个喜欢唱歌，后来分别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和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我的三哥对美术到了痴迷的程度，常常坐在假山上，画到天黑。在院子里，他画山，画水，画楼台亭阁，也画鸡、鸽子和兔子。一到周末他总是背个大画夹出去写生或速写，捕捉菜市场、公园、大马路上栩栩如生的人物活动。大雪天他到北海公园赶画雪景，当白雪覆盖的白塔、挂着冰凌的松柏、溜冰的小孩跃然于纸上时，他的手已经冻僵了。
有一回他看到一个磨菜刀的老头子十分有特色，就盯着人家画，谁知把老头子惹火了，操起菜刀追杀过来，哥哥卷起他的画夹一路逃窜，好不狼狈。还有一回，他为了画一头驴子，驴子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也不知跟了多久，总算画完了，天也快黑了。再一看，已经到了郊外什么地方，家也找不着了……
妈妈看他这么热衷于美术，相信他会有作为，在爸爸面前为他说了很多好话。妈妈还请了朋友，画家阿老，来鉴定哥哥的画是否有搞美术的潜力。阿老很赞赏三哥的画，也给了指导。有一回阿老教哥哥画素描，要我当模特。半小时左右画完了，人人都说像。可我总觉得太老成了些，十一岁的我，像是三十一岁。且我并不希望太像我，希望的是画家妙手回春，把我变得漂亮点儿。所以我真不希望那幅画被哥哥挂在墙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幅画（大概是搬家时丢了），这实际上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张画像，且出于名家之手。现在想想我也太没远见了，我应该珍藏这幅画像，要是今天再来看三十一岁的我，有那么年轻，感觉该有多好啊。
中央美院附中发榜那天，三哥根本不相信自己能考上。他从榜尾开始找自己的名字，找来找去找不到，已经灰心到极点。后来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列在近榜首处，让他欣喜若狂。他飞奔回家，就跳进放满冷水的浴缸，实现了他的诺言：不考上我就不洗澡！因为他最恨洗澡，有时他为了蒙混过关就到卫生间放了水，把毛巾弄湿再挂起来。发榜前他已经好久不洗澡了，一身汗臭味儿，可谁都劝不了他。这回，他自觉地把全身浸入凉水，彻底地洗了一回澡，结果大病一场。虽然没有像范进中举，得了癫狂症，也是连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