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8年合订本-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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笱琶琁IT只勉强挤进前500名；但是，在以同业评分学术声望为根据的伦敦《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行榜上，IIT却名列前50大；其工科领域，排名甚至是全球第三，仅次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柏克莱。
教学：读书读书再读书
除了政府不吝的扶植，IIT近乎“斯巴达式”的教育模式，训练学生理论、实务兼备，深受各界欢迎。
学生毕业前要修满180个学分，其中必须有20个基础科学学分；每5个星期举行一次全校性大考，成绩全校排名。从大一开始，每学期都要修6门理工课程，以及两三门实验课；在学校的安排下，所有学生至少要到一家企业实习过。“每天早上7点半开始上课，下午5点半下课，每星期5天，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在德里IIT念电机工程的卡拉即使已经读到大四，还是天天满堂，忙得没有时间玩。
IIT老师对于学生的基础数理要求特别高，有的甚至要求学生答案精准到小数点后第四位。IIT的学生也很少抱怨功课太重，他们已经练就一身“解决最刁钻问题的能力”。“不必逼他们读书，IIT人知道用功一定会成功。”
正是因为IIT学生有一流的专业实力和扎实的英语能力，每年12月，各跨国公司纷纷进驻7所校园征才，通常在两个礼拜之内，所有学生都会被“抢购一空”。“在离开校园之前，IIT人一定会知道自己将到哪里。”德里分校学务长夏玛尔指出。
硅谷：IIT的最大受益者
2003年，IIT在美国硅谷盛大庆祝创校50周年，微软创力人比尔·盖茨盛赞它是具有全球影响力、“令人不可思议”的学校，并称它对计算机产业帮助匪浅。硅谷是IIT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据柏克莱教授萨克森尼恩研究统计，硅谷2000家新创公司中，有40％由印度人创立，绝大部分都是从IIT毕业。
曾有人计算过，在全世界所有大学中，IIT学生成为百万（美元）富翁的比例最高。信息系统创办人、升阳计算机共同创办人、麦肯锡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沃达丰集团执行长、网威科技长等，都是具有全球知名度的IIT校友。
IIT的成功传奇，从美国企业的董事会议上，传颂到华尔街股票市场，甚至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像是传说IIT学生在学会开车之前，就已经能够解开各种复杂的科学难题。
不论是大学或企业，美国人疯狂着迷这些“咖喱脑袋”。例如，美国华盛顿特区的George Mason大学，每年主动奉送60个全额奖学金给IIT毕业生，另外还补贴住宿费，付钱让他们到美国企业去实习。
在这段科技产业腾飞的黄金时期，IIT每年70％的毕业生会出国，且大部分都落脚美国。过去50年，IIT总共产生了17万毕业生，留在美国的就超过3．5人。印度曾经有一则笑话，说进入IIT，是一只脚踩在印度土地，另外一只脚踏进印度航空。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56
衣魂
●周芬伶
有一个衣柜，寄放在记忆阴芜角落，当我离去，它或许正在伤心哭泣。
衣柜是家庭权力的角力场。听说一个男人离婚的理由是每天打开衣柜时的梦魇，他太太的衣服张牙舞爪占领几乎全部的空间，而他仅有的三两件衣服紧贴柜角，被挤压成饼状块状，这大大伤害他的男性自尊，与其每天都要面对衣柜沦陷的恐慌，他选择的是拥有自己的衣柜。
他为什么不反攻？跟着太太添购衣服抢占地盘？只因他是个名士派，不屑藉衣服妆点门面，结果赢得了风范，却失去了衣柜，可见要在风范和衣柜之间取得平衡是件多么困难的事。
如果真要选择，女人恐怕会先抢占衣柜再说，抢赢的总是女人，许多男人面对女人在衣柜中开疆拓土的威力早就弃甲而逃。男人不屑与女人争夺衣柜空间，可并不表示他不在乎，他的权力欲望扩展在别的地方，他总是会反攻的。
刚结婚时，在那个群居的房子，我并没有自己的衣柜，单薄的几件衣服寄居在丈夫与四叔合用的衣柜，四叔的衣服占去一半空间，丈夫的皮衣、西装、夹克也颇有体积，我那红艳的嫁衣，虽然抢尽颜色，薄纱的材质容易被欺压，原来光华慑人的小礼服被挤压得风仪尽失，形成虚幻的存在。我只能打游击战，生存的方式是无孔不入，皮包、丝袜、手套有缝即钻；有一阵子嗜买睡衣，只因它的材质薄体积小，抽屉的边角，吊衣橱的下档，或摊平或折迭，我选择这种悲凉的存在方式，因为意识到在这里生存不易。
母亲生长自旧式大家庭，深谙权力之道，她连夜亲自坐镇，从南部到北部押送一卡车家具和家庭用品，上自床组梳妆台，下至针线剪刀，无不齐备，可惜房间太小摆不下衣柜，她为我抢占的基地，总算稍稍扳回一城。可不久我那些小东西纷纷从柜子上败阵下来，有人嫌它碍眼，收的收，藏的藏，为此暗吞不少眼泪。
不久，我的房间也沦陷了，小叔进驻，丈夫与我退居三坪大的小房间，重整格局，勉强塞进一个小衣柜，衣服总算找到归宿。其时孩子已出世，衣量暴增，衣柜里尽是婴儿衣服用品，丈夫与我的衣服只能是配角。可孩子的衣物甜美可爱，任谁都会甘心相让。仅余的空间就让我偏爱的长洋装翩翩飞入，里面还有一些私密的收藏；母亲送我的蓝色小化妆箱，里面装着象征圆满的龙银和一些母亲佩戴过的首饰，戒指上的珍珠已微微发黄，五〇年代的镶工却颇有味道；我最爱那一双母亲结婚时戴的手套，象牙白的色泽如新，上面爬着同色系的锦绣和珠花。母亲爱美我也爱美，母亲的掌型饱满圆短，我亦如是。戴上手套时指尖是空的，玩弄那一截空令人晕晕然傻笑。有些事真的神秘不可说，爱的血流不可说，物的余情亦不可说。
当感情美好时，拥挤也是幸福，孩子、丈夫与我挤在狭窄的空间，自有挨紧的甜蜜与热闹，更何况丈夫信誓旦旦将给我们一个宁静无争的家园。我紧抱着这誓言，任孩于的玩具衣物淹到床上来，衣柜一打开总有什物掉下来，我们犹能翻滚嬉笑，写作时依偎着衣柜，挪出一尺见方的空间，在稿纸上创造另一个想象的次元。
为了善用空间，我的衣服尽选那价高质优的中上品，每年还得咬牙切齿淘汰几件过时的旧衣。幸存的几件都是精选，可也华美得像装饰品；譬如一件白色小外套，钉着金色扣子，配上白底紫花的长纱裙，只穿过一次。那一次听说是舞会，到场时发现大家都穿得很随意简素，一时对自己过度装扮恼怒极了，后来只有让它在衣柜中上吊自杀；还有一件樱桃色的麻纱长洋装，布料掺着一点丝质，细看暗闪着珍珠光泽，款式很简单，精采处在后头，活动的系带成X形交叉，从背脊一路爬到腰间，只要抽紧带子，曲线展露无遗。我总以为那件衣服不是我的，是属于另一个浪漫妖娆的女人，一如电影中的红衣女郎，只可远观，不可了解，真想看到某个人穿上这件衣服，暗中跟踪她欣赏她；另有一件黑色绣花V字领长洋装，是居住在美国那一年买的，胸口开得很低，美国的女装大半如此，长度很惊人，踩上三吋高跟鞋还拖地，如此不实穿却流连再三。服装店就在埃蜜莉·狄金逊生前住过的房子附近，后来看她的画像，才明白为什么执迷于这件衣服，眼她穿的衣服十分相似，是新英格兰的黑，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从上世纪延伸到本世纪，倘若衣眼也有魂魄，辗转流离，怕也脆弱得不堪轻触。我供奉那袭衣魂许久，并添购一双黑色缎面镶水钻高跟鞋，水钻沿着X形细带交错，围着足踝闪着泪光，美得令人心碎。有一次盛会，穿上那袭黑衫搭配缎鞋，整个人似乎也变成一缕幽魂，许多人的眼光落在我脚上，水钻确有夺人心魂的力量，我的心快要跳出胸腔，衣缕变得干斤万斤重，衣眼真有魂魄么？它不能忍受轻佻的注视，我在宴会中途就逃走了，锦衣夜行，多么可悲的命运！
我怕别人太注意我，可也忍受不了别人的漠视，真矛盾！这样就很难抓到适切的装扮分寸，我的服装语言就是如此不切主题，失心丧魂。然而，一缕缕衣衫垂挂在衣柜时是如此安适，仿佛已经找到灵魂的依归。谁知道，当我的衣服住下时，我的心灵已然远走。
心灵是漂泊者叛逆者，婚姻令女人的心灵更加叛逆，美丽的衣裳只是暂时的伪装，衣柜也只是最后的栖息地，不久它将以薄纱之翼起飞，随着衣魂飘荡，飞至广漠无人之处。
现在我独自拥有一个大衣柜，体积总有以前的两倍大，只装我一个人的衣服。穿衣不照镜，开橱不浏览，生活变得干净无心，我不怀念以前的华服，只是有时翻到孩子刚出生时穿的小袜子，会趺坐下来呆看许久许久，我真的曾经拥有一个美丽的小婴儿？他痴恋着母亲的怀抱，我痴恋着他的一切，他真是我的？我生的？我养的？还有那些钉满珠子亮片的印度灯笼裤、阿拉伯织花毛披肩、重约一斤的密钉珠花围巾……，那真是我的？我买的？我穿的？
我遗失了一个衣柜，那里有我不忍回首的华美收藏，绮罗往事；还有一袭袭装载过虚荣身躯的锦绣云裳；屈辱的压迫和空洞的誓言。我无意加入家庭权力的角力，女人需要的不是一个床位和些许的衣柜空间，她需要的更多。
有时我想到那双似乎闪着泪光的镶钻缎鞋，当我离它而去，它还在继续行走，以我不知道的步伐，走向我不知道的未来。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16
一闪而过的念头
●柯裕叶
有些念头宛若夏末的卷云，无法久待，绝美或凄凉，心头一阵起伏，秋雨一来，散了就散了。树影子细碎纷乱的投影。河边参差青碧的水线。飞鸟长空的悠呜。窗玻璃上的倒影。萤火的明灭。来路不明的旋律。错过了的阵雨。诸如此类，一闪而过的念头。
夏日的尾声一切都宛若一闪而过的念头，某个曾经的空缺已经如同蝉声那样辽阔不可测，不会再有谁在花丛里踱步，也不会再有黄金猎犬在草地上长长的奔跑，不会再有人吹口哨，他们转往林子里去了，在那里有更多的果实和落叶，更适于缓缓的张望，更适于在风中梳理蜷曲的毛发，并且放下伪装。
已经放手的风筝将继续悬挂在树梢，已经漂走的缎带将继续伪装成水草，黄昏的雨不会再扰乱谁的思路，不会了。
然后念头总是留不住，今天想起来，明天就躲在风景，仿佛看见它，又仿佛只是幻影。什么也记不住，可是又明明知道有什么被忘记了。
不知道忘了什么。这是一种不彻底的遗忘。像是哪里来的灰印子，拂不掉。
于是我开始记忆的练习：记住那条桥和白鹭鸶的关系。记住这双鞋和红砖道的关系。记住那一棵柚子树。记得这个风的感觉。记得丝瓜藤的须和篱笆。记那猫的神色。那狗的姿态。这盏灯。那壶茶。
然后它们就如同生命中的时时刻刻，如水一般轻柔婉转地往四面八方流逝了。更久远的细节有时候会像黎明前的梦那样静静浮现，有时候不会。一闪而过的念头有时候是从时间之流浮上来的，它们像沉在深海的船骸，总要过了很多年，才会重新被你忆起。
我不太记得，第一次因为高兴所以买一瓶红酒自己慢慢儿喝是哪一年了，也不记得那酒是醇是涩。不记得第一次因为感动于瓷器的美而买的茶杯是哪一只，不记得第一条桌巾和第一套椅垫，不记得第一次唱到昂贵的红茶是几岁，不记得第一次尝到精纯的巧克力是在何处，不记得第一次在雪里滑倒是在哪个街角，我也忘了从何时开始，我渐渐知道这些小事的意义而且试着记得它们。
我还记得的是，第一次觉得红酒好喝大概是一九九六年份的加州纳帕山谷苏维酿。念念不忘非常想买但始终没买的白瓷杯是柳宗理的设计。我非常喜欢的桌巾是一幅手工白色的爱尔兰风蕾丝钩针。昂贵的红茶也许是在纽约喝的。精纯的巧克力，大概是在日本朋友家里吃过的最令人难忘。在雪里滑倒其实很痛。
我想当时的我必定也是千方百计告诉自己要记得，结果还是忘了，还是让它们沉下去了。也许多年后的哪一天它们又会浮上来，又会在散步的时候乱了步伐，在秋雨里散得宛若黄花。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11
一千辆自行车
●吴守春
美国邮政管理局每年搞一次“扮圣诞老人献爱心”活动，这项活动已经延续了82年。
2006年的圣诞老人，花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名不见经传的莱波里诺。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捐的是一千辆自行车。好奇的记者问莱波里诺为何选择自行车作为圣诞老人礼物时，莱波里诺老人说，你们还记得四十年前圣诞节的次日《佛罗里达报》有篇叫做“好人为失主自行车被盗作出补偿”的报道吗？那篇报道说的是：
家住彭萨科拉的莱波里诺和他的儿子相依为命，他的孩子的母亲一年前患重病撒手归天。为了满足孩子圣诞节想从圣诞老人那里得到一辆自行车的愿望，莱波里诺在圣诞节前一天，买了辆自行车，打算圣诞节带五岁的孩子到郊外游玩，结果自行车停放在公园的草坪上不见了，他贴了张告示，告诉小偷他们是多么失望。平安夜，父子俩听到一阵敲门声，开门一看，只见有一个信封，里面装了200美元。信封里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每有一个小偷，就有一千个圣诞老人”。这事儿让莱波里诺很受感动。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后来的几天，他家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好心人送来的十辆自行车。其中，有一辆正是小偷送回的，小偷附了封愧疚的信，说是看了报纸，良心发现，现在，将顺手牵羊的自行车物归原主。
莱波里诺告诉记者：“我只留了一辆，其他车子都送给需要它的人了。”记者又问，你为什么不给你和孩子各留一辆呢？莱波里诺说，我的孩子永远也不会骑车，他是个残疾人，断了一条腿。”莱波里诺沉吟良久，说：“你们也相信当时我真的丢失了一辆车？”这下子，记者们面面相觑，如坠雾里云中。莱波里诺先生说，那个小偷偷的不是他的车，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钱买车。
原来，正如那篇报道所说的那样，莱波里诺当年家里很穷，靠领救济金度日，加之，妻子患病，用去了不少钱，圣诞节快到了，腿脚不便的五岁儿子盼望圣诞那天，和爸爸一起到郊外森林里游玩，儿子幻想着圣诞老人给他送一辆自行车，于是，儿子歪歪斜斜地给圣诞老人写信，诉说了自己和自己家的不幸，提出了想得到一辆自行车的心愿，信写好了，儿子委托爸爸到邮局代发。信发了几天，都没收到圣诞老人的回信。儿子疑惑地问莱波里诺：“爸爸，圣诞老人会收到信吗？会送给我这么珍贵的礼物吗？！”面对儿子澄澈稚嫩的眼神，莱波里诺喉咙哽咽了，点点头，安慰儿子说，当然会的，圣诞老人最同情残疾的孩子了，你耐心地等着吧。眼看圣诞节就到了，可是到哪里弄一辆自行车啊？莱波里诺一筹莫展。圣诞节的头一天，莱波里诺从外面心事重重地空手而归，他先发制人地对望眼欲穿的儿子说，圣诞老人给你送来了圣诞礼物了。儿子兴高采烈地问：“在哪？”他失魂落魄地告诉儿子：“不过，我把那辆崭新的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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