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8年合订本-第1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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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大脑，并有效地融入到社群之中。”　人类从四个月开始会笑，随后从“三个火枪手”式的逗笑，发展到能够被更加复杂深奥的逗笑方式所感染（或者，在一些无法形容的情况下，被吉姆。卡里的电影逗得哈哈大笑）。

　　通过嘲笑行为怪异的人和侮辱外人获得的笑声，能够无情地加强群体的团结和自豪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笑声是一种微妙的社群润滑剂。这是一种交朋友的手段，也可以表明个体在群体中所处的地位。

　　让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松饼玩笑。去年，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者利用这个玩笑，对该校仍未毕业的女生进行了一项表面上是研究他们消费习惯的试验。一些参加试验的学生被告知，少数参加者将会获得数量不菲的现金奖励，就像老板决定向表现良好的下属发红包一样。听完这个松饼玩笑，被分配充当下属的女生（其中一些对奖金一事毫不知情）明显比担任管理职务的女生笑得更厉害。但是这并不是仅仅因为那些充当下属的女生意在讨好或者操纵老板，接下来的试验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次，每个女生都通过录像观看松饼玩笑，并被告知录像上讲笑话的人将会和她共同完成一项任务。除此之外，还向他们承诺被指定担任老板的人可能会用现金奖励她们。观看录像的女生，有时被指定担任老板，有时被指定充当下属，或者充当录像中讲笑话的人的帮手。当观看录像的女生担任老板的角色时，松饼玩笑未能让她怎么发笑。但是当她充当下属或者帮手时，尽管录像上的人并没有看到她，但她笑得却厉害多了。当你在团体中的地位比较低时，你需要所有能够找到的人成为你的同盟。虽然很明显，引你大笑的事物并不能马上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笑声是对你所在的处境做出的一种无意识的反应，而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和罗伊。保梅斯特以及内森。德沃共同进行这项试验的泰勒F。斯蒂尔曼说。“当我向我那些还未毕业的学生讲这个松饼笑话时，他们哄堂大笑。”

　　斯蒂尔曼先生说他对这种笑声已经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在一月份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他一点都没有预料到会场上的反应，虽然他意识到本来应该能够想象到那种场面的。

　　“那是一个小型的会议，与会者大都是一些该领域最资深的研究专家，”他回忆说。“当他们听了我讲的松饼玩笑后，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告诉我，会场上一片令人难堪的寂静。你可以听到蟋蟀的声音。”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60


　　　

我妈如蚁
●鲍尔吉·原野

　　

　　我妈今年72岁，除了皱纹、白发之外，看不到衰老。她早晨跑步，穿专业田径训练鞋。我外甥阿斯汗恶搞，把钟点回拨两小时，她3点钟起床跑，回到家4点半。我爸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去啦？”以为她夜不归宿。

　　跑完步，她上香礼佛、熬奶茶、擦地、把煮过的羊肉再煮一下。我爸醒来，她给他沏红茶、冲燕麦炒面，回答我爸玄妙的提问：

　　“谢大脚到底是不是赵本山的小姨子？”

　　“海拉尔叔叔得的是什么病？”

　　“立春没有？”

　　阿斯汗醒来，提出更多的问题，关于洗澡、书包、鞋带儿等等。我妈应对这一切，用官员的话叫“从容应对”。自兹时起，到夜深关闭电视机，她为每一个人服务，从中总结规律，逐步完美。而她本人神采奕奕，像战场上的女兵一样谛听召唤。

　　但人老了，动作有些慢，手指也笨，她以勤补拙。我女儿鲍尔金娜有一条海盗式带亮钉的腰带，断折扔掉。按说扔应扔在垃圾桶里，她扔在窗台上。第二天，被奶奶用鹿皮缝好。

　　“哟！”女儿打量针脚，说，“奶奶，你应该考北京服装学院。”此院是鲍尔金娜就读之地。

　　就这样，我妈做完计划内的杂役，再寻觅计划外的事务完成之。当我媳妇把带观世音菩萨坠的金项链如勋章般给她戴上，作本命年礼物时，我妈欢喜不安。受人一粥一饭她且不安，况金银乎？

　　我妈像蚂蚁一样辛苦70多年，还在忙。别人坐看电视的时候，她站着；别人吃饭，她还站着。唤她坐是坐不下来的，人站着总能帮上别人一点忙。好像没人管自己的母亲叫蚂蚁，一般都讴歌为大山呀、江河什么的。我妈如蚁，没时间抬头看天，只在忙。

　　正月初六，我们从内蒙返回沈阳，走之前自语到车站买瓶水。这时我妈不见踪影，同时我姐夫的鞋也不见了。

　　“姥姥把你鞋穿走了。”阿斯汗对他爸说。

　　“不可能。你爸一米八，姥姥能穿他鞋吗？”我媳妇对阿斯汗说。

　　我姐夫打开门，听，“你姥姥上来了。”

　　我妈穿一双大皮鞋上楼，手捧矿泉水。她怕我们买，连忙下楼了。为儿女的小事儿，我妈迅捷连鞋都来不及换。如果我妈是一只鸟，一定从窗户飞出飞入无数次，把所有好东西拿回来给自己的儿女，不管飞多远。

　　春节前，牧区的哥哥朝克巴特尔、姐姐阿拉它塔娜和妹妹哈萨塔娜每人肩上扛着羊，给我妈过本命年。他们请婶子上坐，献上礼物（不是羊，是缎子被面、红糖、毛衣和钞票），跪拜。阿拉它塔娜双手抚胸，唱一曲古老的民歌，其他人额头伏地。

　　“如果大雁还在的话

　　小雁才感到幸福

　　如果父母还在的话

　　儿女才感到幸福……”

　　这首歌很长，回环往复。跪地行礼的人都50多岁了，满面风霜。我妈扭过脸，泪水难禁。他们是我大伯的儿女，每个人自小都得到过婶子的抚育。我妈像一只在林中结网的蜘蛛，把四面八方的亲戚串联到一起，共同吸吮网上的露水。

　　我妈对我说：“其实我最喜欢的事儿是看小说，就是没时间。”

　　时间，成了一个70岁老太太的稀缺之物，以至于不怎么吃饭、不怎么睡觉，她把自己的心分成很多份给了别人，私享的一念是读书。我给她寄过一些杂志，她望而欣慕，夜深之后慢读，指沾唾沫掀书页。她说这声音好听。

　　家是碗，母亲是碗里的清水。人们只看到碗，看不见里边的清水。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12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叶细细

　　她是台湾女诗人张香华。第一次见到柏杨；是在他出狱不久。那回的饭局她去时颇犹豫；心想见这么个牙尖嘴利的人如何是好。

　　见面之后；却很意外；他整个人很精神；并没有想象中的刻薄。一顿饭后相隔两三个小时；柏杨已经派人把情书送到她手上。那时；他没有任何积蓄；在仓库里写作；除了他的文章；她对他的生活并不怎么了解。跟着感觉走；她很快嫁给他。

　　结婚时；他们有八条誓言约定；其中有一条是：“我们了解我们将来会老；所以；我们从结婚这一天；就培养专业之外的其他艺术兴趣；如书、如画、如音乐；使我们的生命永远充实灿烂。”并说：“我们虽然不能马上做得完美，但我们会耐心追求，永不沮丧，永不停止。”

　　的确，他们非常努力地经营着婚姻，因为觉得来之不易。她给他写过很多浪漫深情的诗歌。广为流传的《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被谱成歌曲传唱。而那首《单程票》的诗，也写得感动不已：“如果能为来生订座/请预购两张单程票/早早携我飞越三江五湖/纵横气海/到碧天的高处/到黄泉的幽冥/请不要遗漏我/不要让我久久地挣扎、等待。

　　她在诗里早为他预定了来生的单程票，在今生的日子里，他们依然努力打理着婚姻的琐碎与幸福。

　　生活中的柏杨自理能力很差，经常穿着不同的袜子出门；还会带着钥匙去开别人家的门；在家里，找钥匙、找眼镜、找图章之类的事情，更是一日数起，而她只能每天跟在柏杨身后“扫垃圾”，就像一只忙碌的白老鼠。

　　除过这些，还有更让她为之惊讶的事情不断发生。她与他结婚时；只知道他以前有过婚姻；并不知道他还有孩子。直到结婚十多年后；看见孩子写给他的信才知道。可是；她的解决方法不同一般的女人；只是在晚上睡觉时；不经意的提起；说：〃我还知道你的秘密噢。〃她宽宥他保留的一切秘密；只说；知道越多越觉得他以前经历太坎坷；好心疼。

　　面对这样的女人；柏杨即使再挑剔；还能说什么呢？在事业上；他鼓励一向看淡名利的她出版诗集；他说：〃你该把对诗的感情和知音交流。〃也是他的鼓励；她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在诗坛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白杨现在身体不好；著作都由张香华与外界交涉版权。本来并不热心交际的她；为了他开始四处奔波走动。如今；她守在病房里。期待他的病好转；最怕来探病的人当着他的面哭。

　　他们并不是彼此的原配；却相濡以沫至今。其实；一场婚姻的开始并不需要想的太清楚；太过理智和谁在一起都会不合适。重要的是在婚姻出现问题时；有一颗宽容与善待对方的心。这样；两个人相伴的路才会走得很长很长。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25


　　　

天涯华尔兹
●＇美＇保拉·麦克唐纳　○王启国　编译

　　也许，有些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多年前，为了进行稀有野生动物的编目工作，我作为志愿者来到了中国的海南。从广州到海南的路途十分艰难，在历经辗转之后，我们到达了海南的一个小渔村。又累又饿的我们在路边的一个小屋前停了下来。

　　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从屋里出来热情地招呼我们。饭菜上来后，我们不得不惊叹中国人的能力，尽管一无所有，他们还是能够“变出”各种菜肴。吃饭的时候，那老太太一直对我热情地笑，并用一把很特别的羽扇替我扇风，那种扇子我从未见过。屋子里除了一只旧手表，这把扇子差不多就是最值钱的东西了。于是我尽力不流露出对它的喜爱，因为按中国人通常的做法，凡是客人看上的，必慷慨赠送。

　　吃完饭我们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决定凉快一会儿再走。老太太开始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跟我们交谈，看得出来她已有几十年没说英语了。我们吃力地听着，渐渐地我们明白了她的话。她说我们是她30多年来第一次见到的外国人，我们的出现使她回忆起了往事。她的父亲曾是一名外交官，童年的她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并随父母到世界各地游玩。

　　有一次父母带她去香港参加一个聚会，那儿有很多英美宾客，舞池里俊男靓女伴着音乐在跳华尔兹，他们翩翩的舞姿令她沉醉。在她看来，这简直是天底下最美妙动人的情景。她相信，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要像那些优雅的女人一样着华美衣衫，翩然而舞。

　　然而，她长大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儿不再有华尔兹，她的梦想也成了幻想。她婚后不久，就爆发了内战，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接着就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因为种种原因，她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荒野小村一住就是几十年，靠给过路人做饭和卖偶尔捕捉到的蛇和野兔为生。

　　她平静地讲述着她的故事，没有怨恨和痛斥，深深地俘获了我们的心。她记忆中的生活和她的现状有着天壤之别，但她的平静和安详告诉我们她好像没有一丝痛苦。

　　“有什么让你遗憾的吗？”我们小心翼翼地问。

　　“惟一的遗憾是，”她说，“没能学会跳华尔兹。”

　　她的回答令我们始料未及，无言以对。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隔着桌子紧紧握住她的手，轻轻地问她：“还想学华尔兹吗？就在这儿？”

　　笑容像花一样绽放在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

　　我们站起来，走近对方，屋子中间大约5英尺宽的泥土地面就是我们的舞池。我们摇摇晃晃地开始跳，我哼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不时踩到她的脚。但很快我们就跳得流畅自如了，我唱得更大声了。《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在小屋中回荡。老太太宽松的裤子像旋转的裙子一样飘起来，她仿佛又恢复了往日的青春和美丽，而我则成了英俊潇洒的外国小伙，高大健壮，准备像王子一样把心爱的公主带走，远离这天涯尽头的荒凉海岛。

　　为了记住这难忘的时刻，我们合影留念。今天我们的合影还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照片上，来自不同世界的我们紧握着对方的手，面带微笑。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坎坷和磨难，老太太的精神需求早已超越了生活的苦难与艰辛。我虽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天涯尽头的华尔兹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和坚强，教我笑对生活中所有的挑战，令我终身难忘。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08


　　　

书
●贝西西

　　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深红色的皮子，上面有细细的颗粒，很有质感。另一本则惨白着脸，有一个浑身黑色的小娃娃描了鲜红的眉，书的名字叫《魔法外套》。　单就外表而言，就很漂亮。

　　书于我而言有时像一栋建筑，一座城堡。上班，下班，晚上回到宿舍，是那种架子床，我铺天蓝色的床单，上面有一团一团的小白花，白色的墙壁有一半被油漆涂成墨绿色，在晚上一个60瓦的灯泡下泛着清冷的光，靠着墨绿色墙壁上的是占了半张床的书，那些书啊像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房间，共同组成一座庞大的建筑，我闭着眼睛都能很准确地抽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这一切看上去仿佛已是一幅很美的油画了，静谧而纯美，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是为了书而存在的。我常常站在架子床前看过去，觉得异常美丽，那样的色彩使这半墙的书看起来更像一座建筑。

　　那时，我看斯特林堡的作品直到深夜，是筒子楼里睡得最晚的人。我对自己说，这是生命，那时斯特林堡是可以对我微笑的。这些书啊，曾伴我度过了多少个荒芜的夜晚，睡时额头抵着书角，腿搭在它们身上，竟也是幸福的。

　　现在我有了新家，搬家时只搬来一部分。有一天，回父母那里到二楼我的房间里，看到那些书落满灰尘地挤在一个书架上，突然有点心酸。一本一本地翻它们，有一本里还飘出一朵我剪的窗花来，想起那时看这些书的心情宛如这朵窗花一样轻灵，成长便这样忽的一下翻过去了。

　　那些书很多我已看不进去了，走时只挑了几本带走，剩下的书伴随着我那清冷的青春一起留在了这个房间里。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又想起在书里看过的一句话：青春是一部仓促的书，还未细看便已匆匆翻过。

　　——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16


　　　

施恩图报
●毛宽桥

　　2006年夏天，在德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杨立从波恩港出发，沿着莱茵河开始了他的自行车旅行。

　　一天，当他来到莱茵河沿岸的一座小镇投宿时，却被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拦住。德国国内的治安相当不错，几名警察对他也很客气，在仔细询问了他从哪里来之后，彬彬有礼地把他请到了警局。不明就里的杨立非常紧张向警察询问缘由，可是对方对情况也并不清楚，说是受一个叫做克里斯托的小镇之托来寻找他。

　　来到警局不久，杨立就接到从克里斯托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小镇镇长掩饰不住欣喜地告诉他，要他回克里斯托小镇领取500欧元的奖金和一枚荣誉市民奖章——这是小镇历来对拾金不昧者的奖励。

　　原来，两天前杨立路过克里斯托的时候，将捡到的一个装有几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