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宫廷档案-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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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每次到太和殿参加朝会前，都在太和殿后面的中和殿小憩，等待吉时“起驾”。记录皇室成员“生辰八字”等事项的“玉牒”，每十年大修一次，皇帝在中和殿审阅这些“文件”。去先农坛表演耕田前，皇帝在中和殿验看种子和农具。
皇帝常在中和殿后面的保和殿召见大臣。明代，册立皇后、皇太子时，皇帝在此殿接受百官的“祝贺信”。清代，逢农历正月初一、十五，皇帝在这里宴请宗室王公、蒙古王公；公主出嫁，皇帝在这里“摆七十桌”，招待三品以上大员。乾隆年间，原来在太和殿举行的殿试（又称廷试），改在保和殿举行。
第一部分第二章 故国慷慨有余哀（3）
科举考试，是明清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渠道，分为文、武两大类。这里所说的殿试，指的是“文科”考试。其主要方式，是“命题作文”，也有“答辩”的时候。
“命题作文”对文体、段落处理，有一套严格的规定，考生不能越雷池半步。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等部分组成；而从起股到束股，必需各有两股相互排比的句子，共为“八股”，因此称作“八股文”。鲁迅先生说，“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他认为，封建社会的考官，脑袋都是阴沉木做的，一股一股地订出格式，便于判卷子，应试的人也省心省力。
除科举考试外，明清还有“特简”、“因贤任用”和标价卖官的情况。清末，朝廷财政吃紧，减价卖官，道员（相当于地市级）售价，一度为白银万两。因贤而官或花钱买官，往往被视为“没学历”，“非科班”，腰杆不硬。因此，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至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
那时，全国各地都有“社学”，包括乡绅主持、地方投资的“义塾”，宗族或家族办的“族塾”，民间集资兴办的乡村“书院”。此外，就是“自学”或聘请家庭教师教孩子读书。清代，山东有一个叫“武训”的人，“你出钱，我出力，办个义学不费难”。以他的“办学事迹”拍成的电影，由著名演员赵丹主演，“文化大革命”前受到严厉批判。鲁迅先生读书的“三味书屋”，当是“族塾”。
坐落在今日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的国子监，长方形院落，三进四合院，占地约三万平方米。明清时期，这既是国家的“教育部”，又是全国最高学府“国立大学”。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初设“国子学”时，皇后马氏建议设置“红板仓”，按月向“大学生”们及他们的家属配发粮食，相当于现代的“助学金”。
在县一级考试获得“秀才”资格者，可以参加省级考试，“中举”者，可以进京参加全国性的“会试”。会试合格者，统称为“进士”，分为“三甲（三等）”。一般情况下，前十名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各若干名，分别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明初规定，“一甲”可在翰林院任职，“二甲”、“三甲”可授中央机关的给事、主事或地方的知县。据测算，当时每年参加各级科举考试的书生，在百万左右，能够获得一官半职的，比例很小。《清史稿》记载，乾隆元年四月，“赐金德英等三百三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乾隆十年五月，“赐钱维诚等三百三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有资格参加殿试的，往往只是中了“一甲”的十人。作文题目有时由皇帝钦定，有时由主考官拟就，皇帝“圈定”。殿试前一天，主考官把题目，连同密封着姓名的十份考卷，呈送皇帝御览。这十份考卷的排列顺序，实际上按主考官内定的名次排列。殿试后，一般情况下，皇帝都按这个排列顺序“钦定”名次，拆开弥封，公布名单。
曾国藩早年疲于求学与应试，“惟小考七次始售”。小考即小试、童子试，中者为生员（秀才）。他23岁“入县学”，24岁于省城“应乡试”，中第36名举人；25岁在北京“会试”，连考两年均名落孙山，第三次才中第38名进士，又在殿试考了个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
据说，清代皇帝惯于“逮着蛤蟆挤出尿来”，非把考生“烤糊了”不可。“自雍正元、二年，殿试后加以御试论诏奏议诗五题，是为朝考之始。”
皇帝也有自作主张的时候。曾国藩“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道光皇帝将其“拔置第二名”。光绪年间的一次殿试，四川考生骆成骧的会试卷子，被主考官列在第十名。光绪皇帝载湉看中了这份卷子，遂擢为第一名。
传说，唐代陕西考生钟馗，在会试时中了第一名，因长相异乎寻常的难看，殿试时把皇帝吓了一大跳，被淘汰出局。钟馗悲愤自杀，成为鬼王，以除暴安良为己任，到处“打鬼”。
殿试的前三名，称作“鼎甲”，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这仨人，要帽插金花，身披十字红绸，出午门正中门洞，跨马游街。那身打扮，与新郎官差不多。难怪古人把“金榜题名时”与“洞房花烛夜”，同列为人生的“大幸事”，前者称“大登科”，后者叫“小登科”。
自隋、唐、宋、元，至明、清，出过700多名状元，却只有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状元赵秉忠的殿试考卷保留下来，现存其原籍山东青州博物馆。皇帝出的题目是“问帝王之政与帝国之心”。赵秉忠的答卷为宣纸，长330厘米，宽38厘米，有三个内容。第一部分写着姓名、年龄、籍贯，及前三辈祖先的概况；这一部分曾经“弥封”。第二部分为答卷，有2600多字；这一部分顶端，有万历皇帝亲笔批示：第一甲第一名。第三部分列有九位阅卷官的姓名和职务，其中三位是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
赵秉忠二十五岁中状元，官至礼部尚书，终年五十三岁。
乾清宫内景晚清搞“新政”时，张之洞、袁世凯等一大批官员，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张之洞上折子说：“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试亦即停止。”源于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寿终正寝。光绪三十一年的状元河北肃宁人刘春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他曾任河北高等学堂监督，中华民国总统府内史秘书。
走进保和殿后面的乾清门，就进了皇帝家的“后院”内廷中宫，主要建筑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从这里沿皇宫及京城建筑中轴线向南，有九道“大门”：乾清门、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清门、正阳门、箭楼、永定门，象征中国皇帝所具有的“九重天子”之尊。
作为皇帝的日常工作生活区，乾清宫的办公、生活设施成龙配套，一应俱全。与乾清门遥遥相对的乾清宫，是皇帝的办公室和寝宫。每逢（农历）元旦、元宵、端午、中秋、冬至、万寿节（皇帝生日），皇帝在乾清宫设家宴。
乾清宫内正中，御座上方，挂着顺治皇帝福临（死后葬在河北省遵化清东陵孝陵）手书的“正大光明”匾。雍正皇帝胤禛（死后葬在河北省易县清西陵泰陵）继位后，这块匾身价倍增，万人瞩目；因为它的背后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明代皇帝生前公开“立储”，确定皇位继承人，诏告天下。康熙皇帝玄烨改变有清以来不公开建储的祖制，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在太和殿举行典礼，公开册立刚满周岁的嫡长子、二皇子允礽为皇太子。结果，引起皇子们兄弟阋墙，群臣斗法，闹得“家”、“朝”不宁。皇太子允礽也不争气，玄烨对他两立两废，终至圈禁。胤禛吸取了教训，秘密建储：用满汉两种文字写好确定接班人的诏书，藏在“正大光明”匾后面；待其死后，由相关人等当众开启，诏告天下。从此，“正大光明”和“暗箱操作”，成为完美的一体。
《清史稿》记述：“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御乾清宫，密书上名，缄藏世祖所书正大光明匾额上”；“雍正十三年八月，帝崩，庄亲王允禄等启雍正元年立皇太子密诏，宣诏即位。”“乾隆元年七月，召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等，宣谕密书建储谕旨，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上。”
第一部分第二章 故国慷慨有余哀（4）
乾清宫后面的交泰殿内，福临戒内宫不得干政的铁牌矗立在地，玄烨手书的“无为”之匾高悬于上。或许出于同样的考虑，矗立在内廷乾清门前的那对儿大铜狮子与别处的不同，两只耳朵耷拉着，意在让后宫人等凡事“充耳不闻”，装聋作哑。
东间，设硕大的“铜壶滴漏”，每日需注水一百公升。在没有钟表计时的年代，“北京时间”大概就以此“滴漏”为准。乾隆年间，“滴漏”废置不用，改用设在西间内的大钟。据说，每月有一名太监登着梯子爬上去，开锁上弦。钟声可达乾清门外。
春天，皇后“亲蚕”，在交泰殿举行一个仪式。逢大典和千岁节（皇后生日），皇后在这里升座，受贺；届时，女乐设在乾清宫后檐下和交泰殿前檐下。
按中国传统，“乾”代表天，亦象征“阳”、男人；“坤”代表地，亦象征“阴”、女人。皇帝住在乾清宫，皇后住在交泰殿后面的坤宁宫。清代按照满族风俗，把坤宁宫改为祭神场所，只在宫殿东边保留了皇帝“大婚”时住的洞房，这就是坤宁宫东部的三间暖阁。
所谓“暖阁”，就是在一个大房子里，用隔板、隔扇等间隔出的相对独立的房间；面积相对较小，又是套间，室温相对较高，俗称“暖阁”。清代皇帝大婚时，新婚夫妇只能在这个洞房里的“龙凤喜床”上睡两个夜晚。末代皇帝溥仪结婚时，已退位多年，仍然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成为最后一位和新娘子在坤宁宫入洞房的新郎官儿。
明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开始重修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费时两年，修整宫殿、宫门、配殿和厢房计110多间，共用白银70多万两。梁栋所需楠木原木，长约30米。朝廷神木厂所存原木不足，到云南、贵州采伐再运到北京，需四五年时间；工部只好临时抱佛脚，到南京等地贝宁木场去征集。有些木料来自东南沿海各地。仅此一项，采办官员和木材商互相勾结，采用夹带、偷税等手段，就使国库损失了五六万两雪花银。按万历四十年某些地方的行情，一两银子能买四五百斤大米。
文华殿玺印出坤宁宫后门坤宁门，对面是御花园，占地一万二千多平方米。园中的钦安殿，是皇宫中路建筑中惟一的专用宗教场所。
御花园后门，与紫禁城北大门神武门相通。神武门有三个门洞。正中门洞外面的上方，现在悬挂着“故宫博物院”大招牌。
故宫东路建筑，属于外朝办公区的南半部，尚未对外开放；属于内廷生活区的北半部，已对外展览。
入午门，向东穿过协和门，午门东侧有内阁大堂、保存历史档案的“红本库”、“宝录库”及銮仪卫。向北入文华门，东边是本仁殿，西边是集义殿，与文华门相对的是文华殿。文华殿原为绿色琉璃瓦顶，明嘉靖年间，改为黄色琉璃瓦顶。这里是文人学者的学术圣坛，皇帝举办经筵的地方。
经筵是一项非常隆重的学术活动。举办经筵的前一天，皇帝要沐浴、参拜孔子牌位。经筵当日，皇帝御文华殿，升座，听讲官“进讲”。讲官通常由大学士担任。
明代，经筵只在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届时，“词林诸臣，无不毕至”，人数多，规模大。皇帝升座后，内阁大臣率领讲官们行“五拜三叩”礼；随即，太监摆好讲桌。皇帝说一声“先生们来！”讲官便据桌开课。除了讲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精典原文，讲官可以联系朝政实际，大发议论。讲毕，皇帝需破费一下，说声“先生们用酒饭”，遂由光禄寺设宴招待。
明英宗朱祁镇（死后葬在十三陵裕陵）九岁即位，还很贪玩儿。第一次举办经筵，他根本没有那个耐心烦儿。讲官滔滔不绝地讲述《论语》。朱祁镇越听越觉得没劲，猛地站起来说：“不听了，不听了！”连蹦带跳地出了文华殿。侍读太监王振连哄带骗，把他领进侧殿，对他说：《论语》很有趣，里面有很多故事。小皇帝听说“有故事”，顿时来了精神，重回文华殿上课。
又一次，朱祁镇听着听着，觉着浑身不自在，抓耳挠腮，还翘起了“二郎腿”。讲官放下书本，对他说：“为人君者，可不敬哉！”小皇帝还以为讲官夸他呢，洋洋自得。讲官又把话重复了一遍，侍读王振听明白了：这是说皇上坐姿不端正，有损尊严。他赶紧暗示小皇帝：端正坐姿。
经筵之外，还有“日讲”。日讲出席者少，讲官六人，听者只有皇帝。讲官荣幸地与皇上共据一桌，只讲典籍原文，不联系实际。逢立春、端午、中秋等节令、节日，下课后，皇帝赐讲官酒饭或财物。
日讲本意是天天讲，实际上经常停课。明武宗朱厚照（死后葬在十三陵康陵）即位时十五岁，不爱学习。待先帝入土，大事完毕，大臣们奏请举办经筵和日讲，朱厚照痛痛快快地准奏了。等到确定具体日期时，他今儿个推明儿个，明儿个推后儿个。第二年九月，朱厚照亲自选定了日期。大臣们觉得，这回该动真格的了。没想到，日期一到，又“传免”了。
顺治初年，排斥汉族文化，不办经筵、日讲。不久，又降旨开张了，以汉族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任讲官。根据《董妃行状》记述，每次日讲结束，福临见到董鄂妃，她都缠着老公，询问日讲内容。偶尔，福临有所遗忘，或对典籍理解不深不透，董鄂妃就温言相劝：我听说，圣人贤者详细阐述了为君治国的道理；皇帝如果能铭记在心，灵活运用，肯定会大有益处的。
康熙八年，铲除鳌拜之后，宫中着手举办经筵。九年七月，试办一次；十一月正式办日讲和经筵。玄烨曾对讲官们说：朕愿意和有学问的人朝夕相处，探讨学问和治国之道。
乾隆三年正月，弘历传旨筹备经筵。是年二月，“上命举行经筵，自是，每季仲月举行一次，岁以为常。”乾隆皇帝弘历是一个爱学习的人。
文华殿的厢房，曾经是明代太子的读书处。文华殿东边的传心殿，供奉中国上古时期历代帝王：伏羲、神农、轩辕、尧、舜、禹等。周代开国元勋“周公”姬旦，以及孔老夫子，虽非帝王，却功高盖世，堪称楷模，也荣幸地列在其中。
文华殿北，有明清两朝的大藏书楼文渊阁。原阁毁于明末。乾隆年间，仿浙江宁波私人藏书楼天一阁重建。阁内正中设皇帝御座。经特许，王公大臣也可以在这里阅览群书。
宁寿宫乾隆花园文渊阁北，有御茶膳房、御药房、太医院、井亭、治性所、銮驾库、国史馆、南三所、皇上习箭的箭厅、养御马的上驷院。明代御马监太监刘忠，九岁入宫，曾获赐“蟒衣玉带”，六十八岁去世，葬在今日香山公园内。
南三所又称绿瓦三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