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宫廷档案-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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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为了这件黄衣服，颙琰卯足了劲儿，果然又一次中的，遂跪在了父皇面前。弘历问：“儿有何要求，尽管说！”颙琰不吭声，赖在地上不起来。弘历这才想起：君无戏言，童叟无欺，一拍脑门儿，自我解嘲地说：“我怎么刚许的愿，就忘了呢！”遂命令太监，拿来一个黄马褂，给儿子穿上。人小衣大，马褂成了曳地长裙，走路直绊脚。就这样，颙琰也舍不得脱下来——只要是明黄的，哪怕是件破裤衩子，也是无价之宝！明代，有的太监衣服右边扎一条黄绫带子。那是皇上赐给的“宝贝”，名叫“抹布”。
废帝溥仪十一岁时，有一天亲弟弟溥杰入宫会亲。哥俩高高兴兴地玩起了“藏猫猫”，君臣之分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突然，溥仪发现溥杰的衣服里子是明黄色的，立刻不玩了，拉下“马脸”，把弟弟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把溥杰吓得浑身“筛糠”，一通叩头谢罪，差点儿没尿了裤子。
明神宗的皮弁明初，太祖朱元璋“诏复衣冠如唐制”，元代的发式、服装，一律都要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根据周、秦、汉、唐、宋各代的有关规定，结合本朝的情况，“斟酌损益”，确定本朝的服饰制度。官员们遵旨献计献策，最后皆“断自圣心”。洪武三年（1340年），根据礼部的考订，周代和汉代“尚赤”；唐朝“尚黄”，旗帜“尚赤”；宋代亦“尚赤”，朱元璋“诏定官员服装”以红色为基本色调。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见朝臣衣服多取便宜，日至短窄，有乖古制”，于是“命礼部尚书李源名等参酌时宜，俾有古义。议凡官员衣服宽、窄随身，文官自领至裔去地一寸”，“武职官去地五寸”……官员所戴乌纱帽，通体皆圆，前低后高，两侧各有一个帽翅，内有束发网巾。官服圆领，两胁各有细钮贯带于巾；一二品钮为金镶犀角，三品花金，四五品花银，六七品素银，八品以下用明角乌角。
按照朝廷的规定，平头百姓必须“短打扮”，不准穿“大衣”。洪武六年，朝廷又订了规矩，庶人戴的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的。帽子不准有“顶”，帽子前面嵌的帽珠，只许用水晶、香木的。洪武十六年，朝廷又颁布一项新法规，允许农民穿绸、纱、绢、布料衣服。但是，“无商不奸”，做买卖的都不是好东西，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经商，那么，全家都不准穿绸和纱。要不，怎么说“天翻地覆慨而慷”呢！如今，经商的比当官的打扮得还体面，要是真有“皇帝的新衣”，有人照样敢穿。
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心血来潮，要管一管老百姓脚上的事儿，诏令：庶人严禁穿靴，疍民、打渔的，只能光脚。有功名的人，才能穿“大褂”，见官免跪。这种规定，世代相袭。因此，在鲁迅先生的“咸享酒店”里，孔乙己才成了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一大怪。
明神宗金翼善冠给老百姓划的圈儿，小小的，严严的。皇帝却“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明清时期，皇帝服装分为礼服（衮服、朝服）、吉服（龙袍、朝服）、常服、行服和雨服，料子、款式、规格、色调、花纹等，都有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另有相应的冕，朝冠、吉冠、常冠、行冠、雨冠等各类帽子，以及腰带、鞋袜和饰物，与各式服装成龙配套。
逢大典、大祀，皇帝着礼服；常朝、视朝，穿吉服；日常起居办公，穿常服；出宫巡幸、狩猎、征战，穿行服；下雨下雪，穿雨服，也叫油衣。“裘、棉、袷、单，唯其时”，即随着季节的变化，选用上等的皮、棉、绸、纱，制作毛、皮、棉、夹、单衣。
古人认为，头发、皮肤、眼睛等，都是“父精母血”，不可言弃。除非当和尚；“髡刑”，即剃个大秃瓢，那是惩罚犯罪分子的种种刑罚之一。时至今日，在劳改队服刑的老爷们儿，也得剃光头。三国时，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惇“拔矢啖睛”；曹操因为坐骑践踏青苗，违犯了军令，断发罪己，意义等同砍了一次脑袋。
明代男子都不剃头，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意染得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他们规规矩矩地束发于头顶，有的戴冠，有的佩“幞”。皇帝的帽子可就讲究了。礼冠，称作“冕”，一块呈长方形的“板子”，盖在脑袋上，前面圆而低，后面方而高；前后各有十二个五彩玉制作的“旒”，吊儿啷当地挂在“帽沿”上。从北京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一个冕，前后都有红黄蓝绿等颜色的小“球球”串成的旒。
与冕配套的衮服上，绣着“日、月、星、山、火、龙”等“十二章”图案，整得花里胡哨的。
与龙袍配套的通天冠，高九寸，成筒状，顶部向后倾斜，后面有两个“卷梁”，微微地向前弯曲，形状像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九龙冠”（翼善冠）；而这顶九龙冠，是用一百五十根头发般粗细的金丝编成的。
第五部分第十章 服饰与着装规制（2）
皇帝的“便帽”，与盘领短袖黄色常服配套，名字叫作“翼善冠”，顶部略呈圆形，左右两角短圆上翘。
着礼服时，皇帝穿黑色矮靿软皮靴；日常穿单底儿红边的“玄履”，饰红缨黄结，女里女气的。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一件黄缎龙袍，暗地儿杂花，前后绣团龙，两袖各绣一行龙，前襟绣二行龙。
穿宽松的长袍，不系腰带，必定会成为“癞蛤蟆挎洋刀——肋脦兵”。皇帝穿礼服时，佩双玉，扎玉革带；穿常服时，扎的腰带上，装饰着金、玉、琥珀、通犀制作的小零碎儿。
明太祖朱元璋为文武百官定下的着装规矩，沿续了二百多年。其突出特点是：文官用珍禽补子，武将用异兽补子。思宗朱由检独辟蹊径，敢于创新，在《山海经》这本书中，搜罗出一堆世上见所未见的禽兽图案，重新包装部下。视朝时，百官聚集在皇帝面前，环顾左右，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大臣们也闹不清楚，自己是个啥东西了！
朱由检要重整河山待后生，不忍以衣被锦绣，重困一方之民，大力倡导“节俭”，下令“罢苏杭织造”，改穿布衣。有一次举办经筵时，稍有破损的衬衣袖口露出来了，他悄悄地往里塞了塞。讲官发现了，对皇上说：“衣蔽，美德也，用不着遮遮掩掩。”
获赏、获准，官员和太监可着蟒袍。蟒与龙的外形相似，龙“五爪”，蟒“四爪”。如果大臣获赏黄马褂，可以照穿不误；获赏“龙袍”，应当自觉去掉“一爪”，当蟒袍穿。
史载，明万历六年，皇太后赐大学士张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件。
中国古代曾经有严厉的规定，妇女貌不修饰，不得见君父；后来，又把“妇容”列为女人必须具备的“四德”之一。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很多“美德”，但是，如今的“半边天”，显然最愿意继承的是“妇容”这个优秀传统，并不遗余力地把它发扬光大。没有“文化”，还凑合；没有光鲜的门脸儿，万万不行。大商场几乎都是为妇女、儿童开设的；男子汉的衣服、鞋帽，总是被忽视，“开屏”的本能，逐渐退化。妇女们的化妆权，受到充分尊重，往脸蛋儿上抹的东西，五花八门，不断翻新；纹眉、拉皮儿、丰乳、吸脂，挥刀弄剪，什么都不怕，恨不得把自己脱胎换骨。
“女为悦己者容。”披头散发，鼻涕拉撒，非疯即傻。皇帝的后妃，首要靠容貌维持生计，梳洗打扮，更不能掉以轻心。
百子衣（复制品）明初，朱元璋立下规矩，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费，金银钱帛器用百供之物，皆由尚官局奏请，再赴所部关领，为妇女梳妆打扮，打开方便之门。
民间形容后妃的打扮，言必称“凤冠霞帔”。明代皇后参加大典、大礼，着翟衣，戴凤冠，穿青鞋袜。
翟，就是野（又鸟）。翟衣上绣着十二种野（又鸟）图案，穿插着一些“小轮花”。领、袖口和衣边，饰以红色。那凤冠，可谓玲珑剔透，光彩眩目；初，有九龙四凤、大小花各“十二树”，两鬓各饰“十二钿”；后来，改为“独龙戏珠”，加翠盖，垂珠结，饰四十二片“翠云”，还有一堆“珠花”。两鬓饰金龙、翠云。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一顶凤冠，上有三龙二凤，翠云朵朵，缀着三百多颗珍珠，一百多粒宝石。
皇后的常服也很考究，与之配套的有冠、霞帔、玉带等等。定陵出土的一件皇后穿的红地儿罗短袄，上有金线绣的龙和“八宝”，以及“百子（娃娃）游戏图”。有道是：“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所谓“霞帔”，就是“衣外，以织文一幅，前后如其衣长，中分而前两开之，在肩背之间。”说白了，即是一个华丽的“披肩”。宋代，把霞帔定为命妇礼服必备的一个“零配件”，随级别高低，各有不同。明代规定：“一品衣金绣文霞帔，金珠翠妆饰玉坠；二品衣金绣云肩大杂花霞帔，金珠翠妆饰金坠子。”皇后的霞帔就更华丽了。“步摇”是一种头饰。后妃的步摇，金作梁，垂珍珠，插在头上，一步一摇，更显妩媚、招摇。
皇女十多岁后束发，订婚后“梳头”，每日用加了香料的桑叶汁刷鬓角，光亮润滑，香气扑鼻。宫眷每年三月初开始穿“罗衣”，四月初换“纱衣”。唐玄宗喜欢胖乎乎的杨贵妃。明代皇帝喜欢“杨柳细腰”。因此，宫眷都用刺绣的纱绫带，把腰勒得紧紧的，美其名曰“生腰”。
明代帝后中，花钱似流水的，大有人在；而另有一些人，或出于无奈，或出于自觉，也能把富日子当成穷日子过。明隆庆末年，大学士张居正说话算数了，总是劝皇上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万历元年十月，张居正又开导神宗朱翊钧：“宋仁宗说过，珠玉并不值钱，贤臣才是宝贝；愿圣上明鉴。”这时，十一岁的朱翊钧还没有后来那么“坏”。他对张居正表示：说的有道理。后宫的人特别喜欢珠玉，在赏赐她们时，我总是“斤斤计较”，尽量少给一点儿。皇上表了态，张居正心里有底了。内承运库太监崔敏打报告，申请买一批珠宝；报告转到内阁，张居正断然驳回。
后宫佳丽特别注重装修“门脸儿”。谁说不是呢？明代穿龙袍的大老爷们儿，上朝前都要涂脂抹粉儿，以显示自己“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何况历来靠脸蛋子吃饭的女人了！可是，思宗朱由检不怎么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一通往自己脸上“贴金”，却反对后妃浓妆艳抹。一看到后妃脸上直掉渣儿，他就皱眉头，有时还板起面孔训斥：“像什么话？庙里的鬼脸儿似的，想吓死朕啊！”
据说，明代后宫佳丽一年的胭脂费，大约需要四十万两白银。“小孩子好养，大孩子难教。”十七八岁的神宗朱翊钧，媳妇儿越来越多；个顶个地狮子大张口，向皇上要这要那。朱翊钧再也不像小时候那么抠门儿了。以前户部每年拨给大内一百万两雪花银，到万历六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万两。万历七年，朱翊钧让户部“再多给一点儿”。户部“造”不出银子，请皇上“给政策”，向老百姓要。（被禁止），民不得不反，北京的“产业工人”曾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上访”请愿。西山一带煤窑停业，矿工罢工，“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万历三十年，朱翊钧得了一场大病。他觉得：“反正没好了，还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于是，他下诏，免去一切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过了一天，朱翊钧又缓过来了。他想：“朕死不了了。还得花钱哪！”急忙派人到内阁去，索要那份免税诏书。先后派去二十来名太监，诏书也没要回来。气得朱翊钧一骨碌从病榻上爬起来，操起一把刀，要杀掉这些“没用的东西”。阁臣眼看着要闹出人命来了，只好把那份诏书奉还。从此，外甥打灯，一切照旧。
文一品官服补子就这么穷征暴敛，后宫佳丽还是常常有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窘迫感。宫女们还得土法上马，为自己的主子制造护肤品和化妆品。有的宫女采摘紫茉莉花的花籽儿和玉簪花瓣儿，蒸制“珍珠粉”和“玉簪粉”，春天用前者，秋天用后者。按照规定，宫女是不允许化妆的。可是，“文件”上没说不许拿宫女的脸蛋儿当“实验场”。凡是实验证明效果不错的，后妃们必趋之若鹜。主子和奴才最“共同”的语言，就是研讨如何开发更多的新产品。
按照满族的传统习俗，男人头顶前半部的头发剃光，后半部留发编辫，垂于脑后；穿马蹄袖袍褂，两侧开叉，扎腰带。
明代民间妇女盛行缠足。然而，“禁掖中凡被选之女，一登籍入内即解去足纨”，“取便御前奔趋”。清顺治二年禁缠足，康熙三年又重申禁缠足；后来严而复弛。满族女人，天足（不裹脚），穿花鞋，着宽大直筒的旗袍；平日头顶盘髻，参加礼仪性活动，头上装一个屏风似的饰物，称“把把头”。
“旗袍”、“旗袍”，原本是“旗人”穿的袍子，经过改造、发展，现如今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服装。
第五部分第十章 服饰与着装规制（3）
武一品官服补子清代帝后和文武官员的冠服，既在形制上继承了中国古老的传统，又大大突出了满族的特点和风俗习惯。清初尚明制，套褂有用红绿组绣的，良亲王就穿白绣花褂。后来，吉服用绀，素服用青。康熙年间花样繁多，有“江山万代”、“历元五福”等花色；时有却组绣之暗纹蟒袍。袍褂皆用密线缝纫，行例如绘，称“实行”。袖间用熨摺如线，满族人称“赫里赫”。燕居无著行衣者，始自乾隆皇帝的小舅子傅恒征金川归，喜其便捷，名为“得胜褂”。有人说，马褂之制也始自傅恒；还有人说，源自弼马温们的工作服，衣长不过腰，袖仅掩肘，便于劳作。其实，马褂古已有之，乃“胡服”之变。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头上的大辫子，脖子上的珠串子，衣服上的蹄袖子。当官的“啪啪”两声，放下“箭袖”，俯伏地上撅着腚给皇上磕头时，啥话也甭说，也能活灵活现地显示出愿效“犬马之劳”的奴才相。皇上梳辫子，并非清代一族。据说，留存下来的元朝皇帝画像表明，每人都有两条辫子，分别垂于头部两侧。
跟明代类似，武将佩“兽补子”，文官佩“鸟补子”。随着级别的高低，“顶子”和“补子”的成色和贵贱有所区别。文官，二品，红色珊瑚顶子，仙鹤补子；三品，正蓝顶子，山（又鸟）补子；四品，镍蓝顶子，孔雀补子；五品，亮白顶子，鹭鸶补子；六品，镍白顶子，黄鹂补子；七品，金色顶子，鹌鹑补子；八品，寿字金顶，鹌鹑补子。
“上差”太监，着紫色绸袍，补绣蟠龙；“下差”太监，着蓝色或紫色布袍，没有顶子和补子。
功劳卓著的官员，帽子的顶子可以获赏插上一根孔雀羽毛。功劳盖世的官员，可以插上两根孔雀毛。终清一代，获“双眼花翎”的大员，总共不过十来个人。其中有：雍正年间的年羹尧年大将军，乾隆年间传说中的弘历皇帝的私生子福康安，光绪年间传说慈禧太后的老相好荣禄。《清史稿》记载，福康安“图形紫光阁，赐双眼花翎”；荣禄“宠礼有加，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紫缰。”
康熙癸未年四月，玄烨赐上书房大臣高士奇，“上用绒帽一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