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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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年，哥白尼的学说因其革命的内容而名扬天下，当时，《天体运行论》被列入了《禁书索引》之中；类似地，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在1633年也被禁止出版了。不过，据说《天体运行论》只是“donec corrigatur”（在修改前）被禁止，而伽利略的《对话》却被无条件地列入了《索引》之中；而且，大概直到19世纪，情况始终如此。在1600年的索引中，《天体运行论》被列入了圣徒会众命令修改的图书的目录之中，此书的非革命的性质和特点由此昭然若揭。几乎要求进行的所有修改，都不过是把对实在的陈述或确定的陈述改为对种种前提条件或假说的陈述。例如，第1册第11章的标题《地球三相运动的证明》被一笔改为《论地球三项运动假说及其证明》。
以牛顿的《原理》（1687）为顶峰的17世纪物理学所取得的伟大进展，并非起源于哥白尼那一个圆套一个圆的复杂体系，而是起源于新的开普勒体系（该体系以太阳为中心，而且每一行星的轨道都是一种统一的简单的曲线即椭圆曲线），起源于显然决非哥白尼主义者的伽利略和笛卡尔等人的物理学思想。正如我们将在第8章中看到的那样，开普勒体系差不多在每一基本原理上都与哥白尼相矛盾。在17世纪的大半个世纪中以及以后的时间里，每当科学家讨论哥白尼体系时，他们几乎总是在指开普勒体系。德雷尔（1909，344）曾直率而大胆地指出：“哥白尼并没有创造出当今人们所说的‘哥白尼体系。”’如果说天文学中有过一场革命的话，那么，这是一场开普勒和牛顿的革命，而决不是什么不折不扣或确凿无疑的哥白尼革命。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8章 开普勒、吉伯和伽利略：物理学中的一场革命？
那些著书立说论述哥白尼革命的学者们，常常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这场革命在开普勒和伽利略进行革新之前并未发生。实际上，这两位科学家大胆而新颖的思想远远超出了朴素的哥白尼学说所及的范畴。伽利略是哥白尼学说的热心提倡者，他设法根据自己用望远镜所做出的发现来证实哥白尼学说。不过，他对运动学的贡献是借助数学分析和实验完成的，这，比他的前辈哥白尼的工作更富有革命性。开普勒据说也是哥白尼的一位信徒，尽管他最终放弃了除两条最普遍的哥白尼公理以外的所有哥白尼学说，这两条公理是：太阳是静止不动的；地球不仅要进行自转，而且还要进行公转。为了取代《天体运行论》的复杂方法，开普勒提出了一种既新颖又完全不同的论述宇宙的天文学体系，直到今天，这种体系基本上仍为人们所承认。他还为整个天文学提出了一个新的力学基础。
开普勒对天文学具有双重目标的重新构造，显然是最富有革命性的。但我们必须要问一下，这是一次默默的或非公开的革命，还是一次公开的革命？如果是后者，那么它是否是在它那个时代发生的呢？从本质上讲，它是否是一次不受外界影响的科学革命呢？它是否停留在论著革命阶段？对伽利略也必须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还应简要地考虑一下威廉·吉伯的工作；吉伯是与开普勒、伽利略同时代的人，年龄为三者之首。他是位革命者，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实验技术的提倡上，而且还体现在他的思想上，他认为，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球形磁体。这种观点使开普勒从中得到了这样一种暗示，即行星的磁作用力也许就是致使行星运动的动力因素。
开普勒：不可思议的革命者
约翰尼斯·开普勒致力于行星动力学（即对致使行星运动的作用的分析）和一种以物理学的各种因素而不是以运动学的教条为基础的天文学的研究工作，从某些方面上讲，他的确是位现代派人物。然而，他的身上依旧带有很深的传统的烙印。他是占星术的忠实信徒（事实上，他是最后一位重要的集天文学家和笃信不疑的占星术家为一身的人），他的科学思想中充满了所谓数字神秘主义的色彩，他从宇宙论必然性的基本原理开始论证。他特别骄傲的是他早期的“发现”，即行星轨道的数目、大小及其顺序与五种（而且只有五种）规则的几何体的存在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他最伟大的发现中，有一项是他幸运地根除了一个重要的数学误差的影响而获得的，不过，他是用另一个误差来抵消第一个误差的影响的。开普勒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但我们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的一些著作汇集成册，而这些著作表明，他的思考和他的学说是多么不科学。
开普勒1609年发表的那部论著的标题，勇敢地表明了他的天文学所具有的革命性；他说，他已经创造出了一门新的天文学。这门天文学之所以新，其理由不下数种。但开普勒在这部著作的书名中只是强调，这门新的天文学是“以各种原因为基础的，”并强调它是一门“新的天文学”（开普勒把这个字印成了希腊文）。或者，还用这个标题，但是可以说，这本书是一部Phpica Coelestis或天体物理学著作。开普勒用这个术语似乎已经表明，他正在迈出超越亚里士多德的一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继他的物理学之后发展起来的，开普勒要用他本人的新的天体物理学代替亚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学。正如开普勒在1607年10月4日写给约翰·乔治·布伦格尔的信中（1937，16：54）指出的那样，在他即将出版的书中，他要提出他的新的“哲学或天体物理学，以便取代天体神学或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新天文学》的导言中，开普勒作了类似的陈述，他进一步说明，他已经对“运动的自然原因”进行了探讨和研究（3：20）。该书是一部相当激进的纲领，激进到要用天体的致动作用来说明行星的运动，若想了解其激进程度只需注意：在这方面，开普勒可谓是前无古人，且在当时又无知音。甚至伟大的伽利略也不曾构想过天体力学这样一种导致运动的动力体系。难怪亚历山大·科伊雷（1961，166）激动地写道，“开普勒著作的标题所表明的不是征兆而是一场革命。”
开普勒的天文学，完全是根据这一学科的目的、方法和基本原理对它进行的一次全面的重建。在开普勒以前，天文学家的目标纯粹是摄影式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创建一种（以一个圆套一个圆为基础的）天体几何学，这种几何学给出的行星的位置是与观察相一致的。开普勒要找出运动真正的物理原因，亦即运动的理由，而不仅仅是去发明或完善几何系统。因为他认为，太阳是这里所说的动力的中心，太阳肯定位于宇宙的中心。因此，真正的太阳——而不是哥白尼的“平太阳”——位于所有行星轨道平面共同的交叉点。
至于方法，开普勒所关心的是，在对轨道、对匀速运动等等完全没有任何随意的或有限制力的限定的情况下，借用数学来找出由太阳的作用力所致的实际的行星轨道的曲线（大小、形状、方向）。经过一番辛苦的努力他发现，每一颗行星都是在呈椭圆形的、简单凸曲线的轨道上运动。对大多数行星而言（水星除外），其椭圆形轨道的形状与纯圆形相差不大，但是，太阳并非位处中心，甚至不是处在接近中心的位置上；情况很像是这样，有一个圆形轨道（或者说，准圆形的椭圆轨道），而太阳明显地不在它的中心上（或者说是偏离中心的）。开普勒还发现，行星沿着椭圆轨道的运动，并非是匀速的，而是直接与面积定律相吻合的。这个定律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每个行星在近比点（或在靠近太阳的轨道上）运动得很快，而在远日点（远离太阳的地方）却运动得很慢。
开普勒的天文学就是一种与其物体概念直接相关的力的天体物理学，这种力的天体物理学是以一组新的运动原理为基础的。在他看来，一个行星或行星的卫星（“卫星’这个词是他引入天文学的），或者，某一物理客体，像是一块没有生命的大石头；它本身没有什么内在的或能动的力。由于具有这种情性（开普勒称它为“惯性”），这种物体既不能自己使自己运动起来，也不能保持自己的运动。要想运动，这种物体就需要有一个推动作用。显然，由于这种被动性或惰性，无论何时何地，一旦动力消失或不再起作用，物体必然会停止运动。对于双世纪的读者来讲，这似乎不是什么激进的结论，但它与2000年来受亚里士多德思想制约的科学和哲学的观点却是针锋相对的；按照亚里土多德的思想，一个物体，只有在它到达了它的“自然位置’对才会停止运动。这种自然位置学说假定了一种等级制空间，在其中，重的物体“自然而然”会向下面的一个中心运动，而轻的物体则向上运动。天国中物体运动的空间不同于“尘世”中物体运动或静止的空间，这是因为，这类物体在自然界中的等级不同而且它们的终极构成也不同。显而易见，像开普勒这样一个信奉哥白尼学说的人，既已采纳了地动说观点，那就必须放弃自然位置信条以及与之相关的等级空间学说。开普勒提出了以下新的基本原理：空间是各向同性的，空间是不分等级的，并不存在什么自然位置，而且，物质是惰性的。在提出新的原理时，他揭示出了哥白尼思想所暗示的东西，即地球本身以及月球和其它行星都属于同一物理学的研究范畴。开普勒关于惯性、力以及运动的物理学原理，暗示着亚里土多德宇宙学的终结和牛顿科学时代的即将来临。
如果所有行星的运动都直接受太阳运动的支配（因为所有行星都沿着椭圆形轨道运动，而太阳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况且，所有行星在轨道上的运动都受据认为与太阳有关的面积定律制约），那么必然存在着一种作用于行星之上指向太阳方向的力，这是从开普勒的这一思想中推出的：行星本质上是惰性的，因而必须要有一种力来保持它们在轨道上的运动。开普勒得出结论说，这种力肯定是磁性的力。他知道，威廉·吉伯证明，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球状磁体。既然地球是一个行星，为什么别的行星不会是磁体。太阳不会是磁体呢？太阳和行星的磁极方向决定了轨道是椭圆形的而不是纯圆形的。
开普勒的惯性概念与伽利略（后来又被笛卡尔加以完善）和牛顿所发展的惯性概念不同。不过，他的天文学与牛顿的天文学更为相象，而不怎么像伽利略或笛卡尔的天文学，因为他把轨道和轨道运动与作为成因的力联系了起来。开普勒可能对力的函数有过错误的认识（认为力的变化与距离而不是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也许是他首先构想出了一种天体的作用力，并且认识到了这种力的作用肯定是某种与距离成反比的函数。
开普勒在《鲁道夫星表》的前言中曾经指出，他的（我们愿说是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工作有一个主要的特征，那就是整个天文学“从非真实的循环论证向寻求自然原因的转变。”开普勒说，哥白尼是后验地在观察的基础上创造出其体系的，但是他断定，宇宙的真实排列可以先验地从宇宙观之中、从物质的本质和属性之中得到证实。的确，开普勒认为，如果亚里土多德还活着的话，这样一种证明甚至也会使他感到满意的。因而开普勒相信，在追寻终极因方面，他已经远远超过了哥白尼。他在1603年7月4日给法布里休斯的信中（1937，14：412）写道，他的天文学业已得到了天文观察的检验和印证。从这种意义上讲，正如埃里克·艾顿1979年3月17日给我的信中指出的那样，开普勒的“先验推理包含的并非是必然的结果，而只是一些可能的结果。”
毋庸置疑，开普勒为天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纲领。因为他是一位喜欢反思的人，他较为详实地记录了他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我们已经对例如他那行星运动第三定律的发现的契机作了细致的说明。在他的《新天文学》中，他非常审慎而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思想革命和信仰革命的各个时期；他把错误的计算结果也都记了下来，这样，读者就可以了解到他的思想和计算的演变过程，这些发展变化导致他最终抛弃了传统的圆周运动天文学，并且开始探索其他类可能的轨道的曲线。虽然读者会对后面一页又一页对开纸上陷入绝境的计算感到厌烦，但开普勒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他靠手算完成这些计算吃了多少苦。在得到了答案后，他把它们付样出版了。随着他的主要著作——或《宇宙的奥秘》（1596）、《新天文学》（1609）、《鲁道夫星表》（1627）、或《宇宙和谐论》（1619）以及《哥白尼天文学概要》（1618－162）等的出版，一场思想革命完全变成了论著中的革命，书已出版，谁都可以阅读和利用。
那么，是否出现了一场科学革命呢？开普勒论著中的革命是否改变了大文学家的实践、是否已成了天文学思想的基础以致于随继就会在科学中有一场开普勒革命呢？我认为，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从开普勒到牛顿，这期间的几代天文学家并没有完全接受新的开普勒天文学。例如，占统治地位的天文学思想，不久就发生了变化，笛卡尔涡旋系统而不是开普勒所提倡的研究天体作用的动力学成了它的中心。在某种程度上看，这是由于开普勒末能成功地像牛顿最终做到的那样发明一门新的足以满足天文学需要的力学所造成的结果。开普勒试图以一种修正过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为基础来创立一门天体力学，但却没有（也不可能）如愿以偿。
其次，对于天空中也许存在着一些绵延数亿里的太阳力这一观点，也有人抱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伽利略在解释哥白尼天文学时，既没有承认也没有运用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的三定律。在其《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伽利略特别批评了开普勒的这一暗示：起控制作用的力，能够像月亮有可能导致我们海洋的潮汐运动那样，穿越空间向外运动。尽管椭圆轨道定律（开普勒第一定律）得到了从事实际工作的天文学家的普遍承认，但椭圆的第二个或“空闲的”焦点的作用仍然令人费解，况且，由于数百年来的偏见，对于行星轨道的形状不是圆形这一点，仍然存在着范围相当大而且是很“自然的”反对意见。对许多天文学家来说，面积定律（开普勒第二定律）似乎使他们在概念上困惑不解而不是有所帮助。无论如何，正如开普勒本人注意到的那样，这一定律除非利用一些近似值，否则就不能作为精确计算行星位置的基础，为了取代开普勒的面积定律，从开普勒时代到牛顿时代的天文学家们打算借用一种直接近似法，这种方法的基础就是以空闲的焦点（它可以用来作为一种等分点）为中心的问量矩的匀速转动，即使对于那些愿意接受并使用这两个定律的人来讲，这些定律本身也是古怪的东西，因为它们看上去与所接受的基本原理并没有什么因果上的或演绎上的关联。
许多天文学家确实认识到了开普勒的第三亦即和谐定律（它是在1619年出版的《宇宙和谐论》中而不是1609年出版的《新天文学》中发表的），开普勒在这条定律中展示出，行星的恒星周期的平方与它到太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