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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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行星和彗星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力。”他十分明确地得出结论说，“人们所观察到的作用于地球上的引力，是一条扩展到整个宇宙的普遍定律的一个特例”，这种“引力”并“不完全与总的质量有关”，它对于“组成物的每一个粒子都是相同的”（p．258）。他欢呼说，牛顿的“万有引力”是一条“伟大的自然原理”，“物质的所有粒子相互吸引，这种作用与质量成正比，而与它们彼此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p．259）。
这一原理的成功和万有引力的应用，或者爱因斯坦以前的所谓“经典”力学（或牛顿力学）的应用，使这一学科成了所有科学的典范或理想。例如，19世纪中叶和19世纪末大部分关于达尔文革命的争论，都是以方法为中心，而且往往集中在达尔文是坚持还是放弃了牛顿方法这一问题上。在诸如古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等若干领域中的科学家们，想象有一天他们各自的科学领域中也会有自己的牛顿，而且他们的科学也会达到牛顿的《原理》那样完备的程度。乔治·居维叶在1812年问道，为什么“自然史界不会有朝一日出现它自己的牛顿呢？”在1930年左右，奥托·瓦尔堡叹惜说，化学界中的牛顿（J。H．范托夫和威廉F．奥斯特瓦尔德在1887年都曾谈到过化学界需要这样的人物）“还没有出现”（参见科恩1980，294）。
牛顿革命也成了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的组成部分，唯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则是另一届科学革命，即达尔文革命。艾塞亚。伯林（1980，144）对牛顿的影响作了总结：
牛顿总想的冲击是巨大的；无论对它们的理解正确与否，启蒙运动的整个纲领，尤其是在法国，是有意识地以牛顿的原理和方法为基础的，同时，它从他那惊人的成果中获得了信心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在一定时期中，使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些中心概念和发展方向发生了确实是极富创造性的转变，道德的。政治的、技术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思想领域和生活领域，没有哪个能避免这场文化变革的影响。
牛顿及其同时代的约翰·洛克，是伟大的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这些新思想构成了那些“著名的信念和思想习惯中的革命”（兰德尔1940，253），它标志着，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现代社会正在出现。今天，在思考这一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影响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很难理解：牛顿实际成就是在创建自然之数学理论方面，但他的成果竟然产生了如此空前的影响。哈雷曾作出过一个牛顿式的预言——1758年（哈雷和牛顿去世以后很久）将会有一颗彗星出现，当这一预言被证实时，恐怕唯有“不同寻常的”、“非凡的”、“令人惊异的”这类形容词才能表达科学家和非科学工作者们内心之中的敬畏之情。无论在哪里，无论是男人还是妇女都发现了这样一种指望，即在所有人类知识和所有人类事物的管理中都会产生出一种类似的合理的演绎和数学推理系统，一种与实验和批判性观察联系在一起的系统。18世纪“显著地”成了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兰德尔1940，276）；牛顿是成功科学的象征，是哲学、心理学、政治学以及社会科学等等所有思想的典范。
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们充分地表述厂对以普遍规律为依据的牛顿式“自然法则”的信仰。按照重农主义者的观点，“根据不可改变的、不可避免的和必然发生的观律，并且以永恒的必然的联系方式”，所有“社会中的事实都连在了一起”（安德烈·纪德和夏尔·里斯特1947，2）“一旦他们认识到了这些规律”，无论是个人还是管理机构就会遵守这些规律。重农主义者不仅相信，人类社会是“受自然规律制约的，”而且还认为，存在着一些“控制着物理世界、动物社会、甚车每一种有机体内部生活的同样的规律”（p．8）。启蒙运动时男人和妇女们抛弃了传统的人类关系和人类社会秩序的概念，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牛顿，他——他们肯定地说——“即将出现。”这种“社会科学界的牛顿，”按照克兰·布林顿（C．布林顿1950，382）的观点，人概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系统，人们只有遵循〔它们］才能确保有——不是已成为过去的而是即将在未来出现的——真正的黄金时代，真正的伊甸园。1748年孟德斯鸠出版了《论法的精神》，在这部书中，他把一个运转良好的君主政体与“宇宙系统”作了比较，在宇宙系统中存在着“一种吸引力”，它能够“吸引”所有物体趋向“中心”，孟德斯鸠以《原理》为榜样，“确立了……第一原理”，并且发现广这些原理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一些特例。
在可以应用理性原则的思想和活动的几乎每一个可能的层次上，都留下了牛顿革命的重大影响。即使到了今天，在牛顿的时间、空间和质量概念甚至牛顿的引力原理已被爱因斯坦的体系取代了的情况下，牛顿科学仍然在许许多多科学的和日常经验的领域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领域包括日常生活经验的领域和我们常用的机械（“原子能”装置除外）的领域。本世纪最为壮观的活动——对空间的探索——并不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例证，它只是经典的引力物理学的直接应用的一个实例。经典的引力物理学是由牛顿在其《原理》中完成的，经过两个多世纪牛顿信徒们的努力，它发展成了理论力学这样一门科学，而且成了大体力学的核心。牛顿革命不仅仅是这场科学革命的顶峰，而且一直是人类思想史中具有最深远意义的革命之一。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1章 维萨里、帕拉切尔苏斯和哈维：生命科学中的一场革命？
对科学革命的探讨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注重物理学和精密科学，而不注重生物学或生命科学；注重与哥白尼、牛顿、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密切相关的革命，而不注重维萨里或哈维开始进行一场革命的可能性。史学家和科学家们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都认为；20世纪前所发生的那些重大的科学革命——除了一次之外——都出现在物理学领域。达尔文对生物学中那场孤单单的革命的发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本章所要考察的是，可能业已导致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一场生物学或生命科学革命的三位革命的发动者们所从事的科学事业。
安德烈·维萨里：造反还是革命？
安德烈·维萨里（1514…1564），现代解剖学的奠基者，1543年，他的伟大著作［《论人体的结构（或构造）》］出版了，这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问世是在同一年。在其著作出版时，维萨里正值青春年华，他朝气蓬勃，风华正茂；而此时的哥白尼却是垂暮之年，事实上，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维萨里的才能，从其事业一开始就被人们认识到了；他于1537年12月5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帕多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并且在第二天被指定担任外科学的教师，开始为医学系的学生讲授外科学和解剖学，当时他年仅23岁。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他那种很有主见的性格，在其仍带有“盖伦思想色彩”的“动物解剖学的授课和演示”之中，他冲破了传统，并且“打破惯例…自己亲自动手进行解剖，而不是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位外科医生去做”（奥马利1976，4）。一年以后，即1538年，维萨里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解剖图集，书名为：《解剖六图》。另一部是以前教师们所用的“与盖伦学说相适应的”解剖手册的“增订本”，这本书因维萨里本人的“独到的解剖学见解”（例如“心脏的收缩是与动脉的跳动同步进行这一显然与盖伦相反的意见”）而著称于世。据官方记载，1539年，这位杰出的解剖学专家和讲师“已经令所有的学生都钦佩不已了。”
在这同一年，帕多瓦刑事法庭的法官把已被处死的罪犯的尸体移交给维萨里，以供解剖学研究之用。有了充足的可供解剖之用的尸体的来源，维萨里在人体解剖学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开始逐渐认识到，盖伦对人体解剖的描述，基本上不过是一种对一般动物解剖学的说明，而且对人体来讲，这种说明常常出现一些错误”（同上，p．5）。时至1539年年底，他已经可以在帕多瓦而且也可以在博洛尼亚（他被这里的医学专业的学生邀请去做解剖示范）公开宣布，学习人体解剖的唯一道路不是死读书本，而是直接从事解剖和观察。他把有关节连接的人类的骨骼与类人猿或猴子的骨骼加以对照和比较，以此证明，毋庸置疑，盖伦对骨骼的说明大部分是以类人猿而不是以人为基础的。此外，正如维萨里在《构造》（奥马利泽，1964，321）的前言中指出的那样，“许多不正确的见解……出现在盖伦的理论之中，有一些甚至出现在他关于猴子的论述中。”由于那时的盖伦在医学理论和实践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位受人尊敬、无可争议的权威，维萨里的大胆挑战必然无疑会被看作是一种造反行为。那么，这是否是革命的第一步呢？
维萨里的杰作《论人体的构造》是一部厚厚的对开本著作，其中有大量非同凡响的整页的插图，这种情况表明，艺术的运用到达了表现科学知识的高度。今天仔细想想，也会令人激动不已，因为它们是大约四个半世纪以前就取得的成果。维萨里后来在推动解剖学本身的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许减小了，因为事实上，差不多他的书一出版，他就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放弃了他的解剖学研究。带着“年轻人的冲动”（奥马利1976，5），他辞去了教学工作，开业行医，当上了查理五世皇帝的“皇室”医生。
1555年查理五世退位后，维萨里继续留在西班牙，并且当上了查理的儿子菲利普二世的御医。1564年他离开西班牙去巴勒斯坦朝圣，而——显然是——在回家途中，在希腊的扎金索斯岛去世了。
维萨里的目的，就是要让医生和解剖学家认识到当时的盖伦解剖学中的一些不恰当的甚至是谬误的东西，从而着手对这一学科进行改革，那时的这一学科——用他的话讲——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能够教给学生的知识非常少，而且比一个屠夫在其店铺里告诉人们的知识高明不了多少。在维萨里看来，真正的解剖学，亦即基于解剖的解剖学，是整个医学唯一坚实可靠的基础。C．D．奥马利——20世纪杰出的维萨里生平和事业的研究者——认为，甚至“［维萨里著作标题中的＇‘构造’这个词都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它不仅是指人体的构造，而且也是指医术的基本结构或基础。”维萨里不仅试图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纠正盖伦的错误，而且还主张，每一位医学专业的学生和每一位医生本人都应把自己有关人体的知识建立在进行解剖的基础之上。奥马利把维萨里的辩解概括为：“除了以前已经做过实地解剖的外科医生外，教授或教师也都必须走下自己的讲台，自己动手进行解剖”（同上，7）。维萨里著作中给人印象最深之一的部分是，他解释了医生们自己做解剖时的失败怎样和为什么导致了医学的退步。
在古代的或古典的拉丁文中，与我们今天用革命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最相近的是“novae res”（从字面上看，意为“新事物”）。毫无疑问，维萨里的《构造》中有大量的新事物，其中许多是与盖伦的论述或已被公认的观点相矛盾的。建立以直接的人体解剖经验为基础的解剖学知识，并且为了比较，建立以动物解剖为基础的解剖学知识，以及提倡医学专业的学生们、解剖学家和医生们自己动手完成解剖工作，这些也都是崭新的、闻所未闻的事情。维萨里不仅用实例说明，这种实地解剖已经产生了新的知识；而且他还为读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告诉他们应当怎样看手进行解剖，以便证明维萨里本人的描述，或“得出某种独立的结论。”维萨里著作的革命方面的价值，因其精美而详尽且艺术性很强的解剖学图解有了相当幅度的提高。正是为了强调“自己动手”这一革命性建议，维萨里甚至还在书中用了一整页的插图，以展示完成他建议读者去做的解剖所必备的工具。
毫无疑问，维萨里成功地在解剖学这一学科中、在解剖学的教学方法方面开始了一场改革。据奥马利称：“到了17世纪初，除了少数几个保守的中心如巴黎和帝国的某些地方外，维萨里的解剖学既赢得了学术界的支持，也赢得了公众的支持”（1976，12）。然而奥马利并没有说，维萨里使解剖学这一学科革命化了，也没有说维萨里开始了一场革命，甚至在其很有权威性的传记的开头这样讲：“现在，大部分学者并不认为安德烈·维萨里是现代解剖学的奠基者”（1964）。我也没有发现，科学史家们——或者，就此而论，生物学史专家、医学史专家以及解剖学史专家们——曾普遍地提到过一场“维萨里革命”，尽管与通常使用的“哥白尼革命”这一表述中所表示的所谓天文学改革相比，维萨里在改造他的科学中的实实在在的成就和直接的影响似乎更值得使用“维萨里革命”这一称谓。
对维萨里的评价之所以未把他看作是一位革命者，一个可能的理由恐怕就是，他秉性谦虚，这一点从他对盖伦的实际评论中可以略见一斑：他曾把盖伦尊称为“医生王子”。在他出版的著作中，他既没有对盖伦或盖伦学说采取正面攻击的方式，也没有对盖伦进行批评或纠正，除非有这样的特殊情况，即“他觉得有充足的理由采取这样的行动”（奥马利1964，149）。他“从来没有违反过他的这一行为准则”，他也从来没有嘲笑过盖伦或“公开以盖伦为戒”。（另请参见本书第5章的补充材料5．2中有关维萨里的人道主义的论述。）
维萨里并未采取一种反对盖伦的革命态度。他在公开表述任何与盖伦的教导不同的观点前，都要犹豫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当他最终这样做时，他只是批评盖伦关于解剖学的著作，而不是“从总体上批判盖伦的医学体系”（沃尔特·佩奇尔和P．拉坦希1964，318）。尽管维萨里大胆地批评了盖伦的那些从未“与他有过丝毫偏离”的追随者（维萨里1543，pref·4；法林顿译，1932，1362），但维萨里马上又补充说，他本人并不希望让人觉得似乎“对这位作者有价值的东西背叛无遗，或者对其权威有任何不敬之举。”这样，在用对事实的描述性陈述否定了盖伦的“腔静脉发端于肝脏这一说法”后，在指出盖伦“没有注意到已观察到的腔静脉口的大小是主动脉口的三倍”之后，维萨里总结说，“然而，我并不觉得更详细地去研究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有什么乐趣可言”（奥马利泽，1964，177）。这种态度也许与（后面所讨论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帕拉切尔苏斯的态度形成了对比，后者公开把阿维森纳的医学著作付之一炬，借以宣布，所有这些著作毫无价值。
据说，左心室和右心室中间隔着的那层隔膜（壁）上存在着微孔，在对此微孔的讨论中，也许能最清楚地反映出维萨里的这种不革命的态度。这些微孔或通道是盖伦生理学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它们提供了一条必由之路，使得血液可以一次一滴地从所谓“动静脉”（对我们来讲，是指肺动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