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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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动物的血液处于周而复始环流不息的运动之中，这是心脏的一种活动或功能，它是借助心脏的搏动来实现的，一言以蔽之，它是心脏搏动的唯一原因。佩奇尔（1967，76ff．）发现，“哈维的直接批评者如约翰·里奥兰和支持者如安德烈亚·阿戈里、琼·马泰特以及约翰·米克雷里都强调定量论证，从而证实了“哈维的计算确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拥护者们支持新理论的理由只有一个：“有定量的论证”（同上）。
毫无疑问，哈维的发现“使生理学思想革命化了”（拜勒比尔1972，151）。在考虑这一革命时我们务必小心谨慎，切不可以它没有牛顿的世界体系那样的宇宙论意义为理由，或以它没有像哈维去世30年以后出版的牛顿的《原理》那样几乎使整个科学都发生了变化为理由而极度地轻视它。它的确是一场生物学革命。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承认这一新的发现，但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和医生们却都承认它。毕竟，哈维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定量的论证再加上寻找中隔微孔的失败，是对盖伦生理学的致命一击。瓣膜则证明了血液的单向流动。证据中唯一缺少的，是可以证明连接最小的动脉与最小的静脉的毛细血管存在的证据，这些毛细血管最终被M．马尔皮基发现了。
在评价哈维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区分生物学思想和方法中的革命与医学的科学基础（即生物学）中的革命和医学实践中的革命之间的区别。按照18世纪的医生和医学史家约翰·弗赖恩德（1750，237）的观点，哈维曾打算写一部有关他的发现在医学中的实际应用的著作，但他一直没有动笔。（参见本章的补充材料11．l有关哈维的发现缺少直接的实践成果的论述。）从17世纪中不难找到证据来证明，哈维已经为科学做出了一项伟大的发现，血液循环的发现是一项伟大的思想成果，但它对于医学实践而言并不具有（或尚未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生物学（或生理学中）有过一场哈维革命，尽管在医学实践中不曾有过类似的哈维革命。
最后，把哈维的工作与伽利略的工作加以对照和比较，也许能给人以启示。哈维创造了一个有唯一中心（心脏）的单循环系统，从而取代了盖伦的复合系统。这是一项类似于哥白尼、尤其是开普勒创造的单一的宇宙系统的成就，哥白尼和开普勒创造的系统取代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中由几个独立的系统组合而成的系统。类似的情况还有，哈维证明了盖伦学说的谬误，从而使该学说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伽利略则证明，托勒密的金星体系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二位的证明也许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的。不过，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尽管伽利略指明，金星肯定是在围绕太阳的轨道上运动，而不是在一个其中心围绕地球运动的本轮上运行，但他的结论是模糊的。新的资料不仅适用于哥白尼体系，而且适用于第谷体系甚至还适用于后来的里乔利所发明的宇宙系统。而哈维的论证以及他所做的实验、观察和定量推理，不仅证明了盖伦学说的谬误，而且同时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一种新的科学——血液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科学中曾有过一场哈维革命的理由。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四部分 18世纪革命概念的变化 第12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变革
18世纪以两场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而著称。这两场革命确立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革命”一词的含义——导致产生一个全新的并且与过去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或政治组织形式的激烈的社会或政治剧变——这就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然而，作为激进变革——作为一个突变点或同过去的决裂，而不是向已逝去的更美好岁月的循环式的回归——的革命这个概念的出现不仅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社会和政治思想及行动的领域，而且还可以在这一时期文化和知识问题的讨论中找到它的来源。
我们已经看到，丰特奈尔早在18世纪初就把“革命”一词的这个新的含义运用到数学之中。1728年，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生于瑞士的医师、炼金术士）对医学的重新概括被人们称作医学中的一场革命，而在1747年，牛顿的力学体系也被归结为一场“物理学中的革命”。但是，在18世纪，正如在中世纪末或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革命”一词原有的含义往往是同其新的内涵同时存在的，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几十年的作品中，人们是否在现在的意义上明确使用“革命”一词这一点也并不总是十分清楚的。为了确认我们所讨论的革命真正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真正不朽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循环式的变革中的一个阶段，我们或许应当进行一番认真的分析。而且，我们还有这方面的一些例证，通过这些例证我们将会发现，真正把握作者所说的革命的含义是不可能的。
“革命”一词的多义性
18世纪论述革命主题的最多产的作家是阿贝·德·维尔氛他的历史学著作不断用法文再版，而且此后又被译成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和俄文。在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马耳他制度史》（1726）、《罗马共和国革命史》（1719）、《葡萄牙》（1689）和《瑞典）》（1695）。关于葡萄牙的那一卷是丰特奈尔鼓励维尔多写的。显然，这本书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受欢迎的；国家图书馆（巴黎）陈列了本书的不下35个版本或版次，而且英国图书馆（伦敦）则记载着本书英文版的八个版本，第一版出版于1700年。
在维尔多关于罗马共和国的著作最近一个版本（1796）的序言中，人们知道了他关于葡萄牙历史的著作以如此快的速度一版再版的原因：人们发现，这本书的主题正好是同那个时候（1689）在英国完成的革命相关联的。维尔多最初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葡萄牙反叛史》，但在22年后（1711），当他出版经过修改和增补的版本时，维尔多将标题改为“葡萄牙革命史”。本书新版的序言解释说，“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要比“反叛”（conjuration法文，作“谋反”、“阴谋”解）更适合新的版本，因为现在在书中加进了许多其他事件（“革命”）。此外，主要的论题是这样“一项事业”，“在这个事业中，领导者们把仅仅将王冠归还给他们认为是王权的合法继承人的王子当作他们的目标”，而且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要比“反叛”更合适。尽管这个特别解释的言外之意是将王权从西班牙篡夺者手里“归还”给葡萄牙的合法的统治者，但是，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以及在他的其他历史著作中，维尔多仍然倾向于用“革命”一词去指称那些引起重大政治变革的重要事件。甚至在冠以“反叛”标题的葡萄牙史的第一版中，维尔多用“革命”这个术语去指称1640年葡萄牙那场成功的起义，通过这场起义，葡萄牙从在布鲁甘扎斯家族的约翰四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的控制中独立出来。维尔多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是一场值得我们注意的革命”。他还写道：“就皇族的权利、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倾向，甚或大多数谋反者的动机而言，我们在历史上也许从未看见任何其他的反叛能够像这次反叛那样称得上是公正的”。而且，我们也从未看见人民“不分年龄、性别，不分社会地位”而进行的如此广泛的参与。
当我们转向斯威夫特1704年与他的《书战》这篇短论一同发表的散文《一只澡盆的故事》时，那么我们将发现，在“革命”一词的含义中有不少模棱两可之处。在《一只澡盆的故事》的第四部分的开头，斯威夫特告诉他的读者：现在，他们“必定期望听到伟大革命的事”。这些显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但是并没有什么已知的线索帮助读者确定这些事件是否可能是一个循环过程中的阶段，或者说是标志着世事兴衰的事件，或仅仅是一些不寻常的偶然事件。如果理解了这些革命同“戏剧之神”彼得——他经常受到崇高的描述——联系在一起，那我们或许会得到些许帮助。彼得需要基础（“一个比他生来就拥有的更好的基础”）以“支撑这个崇高”，而且，这样，斯威夫特可能使彼得“终于设法转向设计师和艺术鉴赏家——在这里他获得了如此成功——因此目前在世界上极为流行并被广泛使用的许多著名的发现、设计和机器，应完全归功于彼得爵士的发明”（斯威夫特1939，I：65）。
然而，一个现存政权或社会形式的一般性的垮台，而不是有预谋的、激烈的颠覆的意义，出现在斯威夫特在第四部分稍后段落（p．75）就“这一切混乱和革命”所写的一个评论中（在这个评论中，斯威夫特谈了宗教改革的混乱和令人不安的结果）”。随后，在对宗教改革的两个方面进行隐喻的描述时，斯威夫特对路德和加尔文作了比较。后者不免轻率和粗鲁，而“马丁”（路德）——在他最初的热诚的举动之后——“决心在其余的事业中比较有节制地进行。”斯威夫特最后对路德的活动进行了概括：“这是我迄今能够收集到对路德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活动的最近的记录”（p．85）。
斯威夫特写了一本小册子，即《关于一个国家中疯狂的原形、习惯和改良的离题话》。而革命就是在这本小册子中的第九部分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情况下提到的。在斯威夫特看来，在对任何“在单身汉的影响之下在世界上进行的最伟大的行动的考察和概括中”，我们都会发现，这些杰出人物完全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自然理性已经从他们的饮食、教育、某些情绪的盛行以及空气和气候的特殊影响中接受了伟大的革命”（p．102）。这样一些“伟大的行动”可以划分为三类：“依靠征服建立新的帝国”，“创制并传播新的宗教”，“新的哲学纲要的发展和进步”。显然，这些革命决不是循环式的，也决不是某个盛衰过程的一个部分。它们是导致产生激进变革（即使算不上大规模的政治革命）的事件。斯威夫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疯狂是“所有那些在帝国、哲学和宗教之中已经发生的人革命的根源在这里，人们也许明自了开始类似于1789年之后的“革命”一词的意义的重大变革的内涵。从斯威夫特的下述论断看，也许更是如此：“想象能够创造出更崇高的场景，而且产生出比命运女神成造物主将会给予的更美妙的革命”（p．108）。
斯威夫特的同胞和继承者并没有始终把革命这个新兴的概念看作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且也仍然在一种比较陈旧的循环的意义上说到革命。萨缪尔·约翰逊在他1755年编辑出版的《英文辞典》中对1688年的光荣革命作了介绍。他在《漫步者》（这是约翰逊在1750…1752年独自编写和发行的每周两期的报纸——译注）（1751年2月2日第92期；《巴特和斯特劳斯》，1969）中联系布瓦洛（163－1711，法国诗人，当时文学批评界泰斗）的下面一段话，运用了这个比较古老的概念：“经过时间检验的，而且通过人的精神在各种各样的知识革命中所经历的所有变化而受到赞美的书……比任何现代能够夸耀的更值得我们尊重”。在科林·麦克劳林（1698…1746，英国数学家）的《论牛顿的哲学发现》（1748）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表述。他在书中说：“追溯在以后的岁月里通过各种革命而学习的历史似乎并不值得”（p．39）。麦克劳林也提到了亚里士多德在“学习的革命”与“星辰的升落”之间所作的比较（P．42）。在此，“革命”的意义近似于麦克劳林在讨论笼罩欧洲的乌云散后学习的复兴——“自由的艺术和科学得以复兴，而且，它们从这场愉快的革命中都不比自然哲学获得的多”（p．41）——时所使用革命一词的含义。在这种场合下，这种革命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类似循环的复辟而非创新盛衰过程的一个阶段。
即使到18世纪中叶，也仍然没有关于“革命”一词的单一的明确的含义。这一点我们在卢梭《社会契约论》（1762）一书中就可看到；在该书第4卷第4章中，卢梭谈到“各个帝国的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的“起因”。在这里是一种循环的用法，即革命被视为帝国的兴衰或接续。卢梭注意到民族或种族的延续现象，这可从下述一个限定从句清楚地看到：“可是，现在却已不再有民族在形成着了，因而我们就差不多只有凭推测来解说他们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在该书第2卷第8章《论人民》这篇论文中，卢梭谈到发生革命的“暴力时期”，在这里，革命一词显然具有非循环论的意义。卢梭还说，“被内战所燃烧着的国家——可以这样说——又从死灰中复活”，这样一个举证使上述把“革命”看作是政治领域中的激烈变革的解释更为清楚明了。在稍后的段落中，卢梭预言：“俄罗斯帝国想要征服全欧洲，但是被征服的却将是它自己。它的附庸而兼邻居的鞑靼人将会成为它的主人或我们的主人的；在我看来，这场革命是光盯避免的”（p．37）。卢梭这里所说的不可避免或必然性，连同各个帝国的演替，带有浓重的循环论色彩，虽然俄罗斯帝国的“臣民”“将要变成它的主人”的暴力方法也许同样预示着1789年后革命概念的可能性。在卢梭“内阁的一次革命便引起国家中的一次革命”这样一个论断（bk．3，ch．6），肯定有一个循环的关系条件。但是，卢梭至少在这里试图表达激进变革的一个意义，因为他在解释前面那段话时提到“一切大臣而且差不多一切国王所共有的准则，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采取与他们前任相区的措施”。
在1754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在描述人类从第一个或原始的（自然的）阶段向有组织的社会的第二阶段的过渡时，使用了“革命”一词。卢梭把这场“革命”归因于冶金术和农业的发明。他在该书中写道：“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变革。”而且，他注意到，其中的第一阶段是“最少革命或变革的”。
18世纪中叶的许多著作家乞灵于循环论的革命观——在他们那里，革命通常是指文化的盛衰或者“帝国的革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兰西学院常务秘书让·弗朗西斯·马蒙泰尔。他承担了狄德罗和达朗贝共同编纂的《百科全书》中所有关于诗歌和文学条目的写作。在其《文学概论》（1737）“诗歌”部分中，他说历史学家已写过“帝国的革命”。然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从没有人想到要写艺术的革命，并且在自然中寻找艺术产生、成长、辉煌和颓废的物质和精神原因呢？”（1787，9：297）哲学家孔狄亚克对人类思想的发展阶段和“帝国的革命”也作了类似的比较，因为他曾经说：“信仰革命源于帝国的革命”（1798，14：17）。
但是，在1755年，孔狄亚克曾敏锐地指出：“培根提出了一个过于完善的方法以至不可能成为一场革命或变革的动力；相反，笛卡尔可能是比较成功的”（1947，l：776）。在这里，孔狄亚克也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