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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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论述《康德的遗产与哥白尼革命》的著作（维尔莱明，1954）也已出版。在1970年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康德大会的已经出版的文献汇编中，至少有三篇论文谈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贝克，1972，121，147，239），而且有一篇论文的标题就是“休谟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34ff．）。
在我们谈了这么多之后，如果再说康德并没有把他自己的贡献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较，无论对于读者来说，还是对于我本人来说，看来肯定是令人惊讶的。而且我肯定读者会充分理解为什么在最后编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有必要回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它最初出版时的德文本以及现在流行的三个英译本L．J．M．D．米克尔约翰，1855；马克斯·缀勒，1881；诺爱·肯普·史密斯，1929，以及许多重印本）以使我保持确信，在至少三种语言中的如此之多的著名权威可能使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错误继续存在下去。在1929年吉福德讲座的听众中，是否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康德的原文，所以可能引起了杜威对他的错误的注意？在第三次国际康德大会上，就没有一个康德学派的学者曾经用德文或英文阅读康德的著作，并记得他实际上说的什么吗？在1974年以“科学与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为题的哥白尼学术报告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斯特奈克，1975）对杜威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了比较（C．科恩，1975）。有一篇学术评论对这篇论文进行了讨论（克罗普赛，1975）。这篇评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卡尔·］科恩教授…把杜威的哲学说成是一场真正的哥白尼革命的产物”（105），但是评论者没有纠正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提法；而且，显然也没有任何一位读者这样做。
那些论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而且实际公康德的所谓类比提供了根据的作者让读者参看《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1787；初版于1781年）。我们一会儿将看到，这篇新的序言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对科学（数学和实验物理学）中的革命以及知识发展中的革命进行了讨论。关于哥白尼康德实际上是这样说的（引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926年版，第20页，即Bxvi页）：
于是吾人之进行正与哥白尼之按其基本假设而进行相同。以“一切天体围绕观察者旋转”之假定，不能说明天体之运动，哥白尼乃更假定观察者旋转，星球静止不动，以试验其是否较易成功（《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13页）。
这里，人们不必是一位德国学者，甚至也无需对德国语言十分熟悉，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引的这段话中，康德所说的是就哥白尼的“基本意图”或“基本思想”而言，而不是“就一场革命而言”。在今天人们公认可靠和权威的译本中，诺曼·肯普·史密斯将康德所说的“哥白尼的最初设想”改为“哥白尼的基本假设”。这也许可以提供对康德的意图的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它事实上完全背离了康德本人简单的和明确的表述。因此，肯普·史密斯也给原来德文中的短语加了一个脚注。他的译文是：
因此我们恰恰应当依据哥白尼的基本假设＇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的思路而进行。由于依据“一切天体都围绕观察者旋转”这个假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天体的运动，因此他作了这样一个尝试：假若让观察者旋转，而星球静止不动，那么是否更能取得成功。
但是，在肯普·史密斯的那本注释（1923）中，读者没有得到任何暗示，康德写的是“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而不是“mit der ersten HyPothese des Kopernilkus”。
康德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图。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中，人们假定，行星表面运动的所有复杂性都是现实的。但是，在哥白尼之后的天文学中，人们看到，这里所说的复杂性有一部分是由于观察者在一个运动着的地球上的位置而产生的。比较早的形而上学也作了类似的假定：事物的所有外部表征（现象）都具有超出认知心灵之外的一种现实性，正如行星运动的复杂性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家看来也具有现实性一样。然而，康德的新观点设想：我们知识的对象不是“自在之物”（thingr in them－selves），而是我们的心灵与我们感觉的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康德对‘物自体”（things as they are in themselves）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things as theyappear to us）作了重要区分（肯普·史密斯，1968，38）。
康德的做法可能类似于哥白尼革命的传统观点，因为在天文学和数学中我们可以看出“长久以来未遭非议的一场革命，或对一个基本设想的彻底修正”（韦尔顿1945，77）。也就是说，“在一种情况下，人们假定的是观察者的静止性，在另一种情况下设想的是观察者的被动性”。许多哲学家指出，康德的所谓革命不是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贝特兰·罗素（1948，9）所说，“康德说他完成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如果他说完成了一个‘托勒密式的反革命’，可能会更准确些，因为他把人重又放回到哥白尼从此推翻人的权威地位的中心”。
无论康德的实际意图如何，他显然而且肯定不是说他完成了（或将完成）形而上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上面我们所引证的那一整段话（B xvi）不包含任何这样的说法，而且它既没有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提到在形而上学中的任何革命（无论是实际上的或是即将来临的）。但是，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任何版本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却存在形而上学中发生一场革命的迹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没有提及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第二版序言中，他充分展开了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及知识革命的概念。然而，在陈述康德的革命观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康德提及哥白尼的其他两个地方——它们都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的一个注释中。在这个注释中，康德（1929，25＝B xxii）解释了“天体运动的根本规律”——大概是开普勒的法则——如何“给予哥白尼最初仅假定为一种假说的东西以已证实的确实性，且在同时又产生出联结宇宙的无形力量（牛顿的引力）的证明。”康德又说，假若“哥白尼不敢于在观察者中而不在天体中探求所观察到的运动”，那么牛顿的万有引力“将永远木会被发现”。在这些句子之中我不能发现康德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即他相信曾经发生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它们甚至可能暗示了这样一个意思：只是到开普勒和牛顿的时代方发生了一场革命。这些句子确实表明了康德本人所认为的“与＇哥白尼的」这个假说相似的观点的转变”的作用。就＇哥白尼的」这个假设而言，康德“在这个序言中只是作为一个假设提出来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进行这样一个转变（它总是假设的）的这些最初的尝试的特点的注意”。但是——康德又断言——这个假设将“在《批判》本身之中，从我们关于时空之表象的性质以及悟性的基本概念而证明其为必然的，而非假设的”。
在康德的论述中，哥白尼的名字只是在康德提到“最初的思想”时以及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段落中出现的。在康德的其他著作中，也曾提到哥白尼，但是都与革命的观念无关。简而言之，一场自称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与历世纪末所谓的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一样，似乎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性。尽管在著名的杂志上至少有三篇学术文章试图告诉广大的哲学家们康德并没有把他的贡献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克罗斯，1937；汉森，1959；恩格尔，1963），但是，著名的哲学家们在自己的书和文章中仍然给予“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一个显著的位置。
康德对于科学中革命的看法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对科学中的革命的讨论是值得注意的。18世纪的许多学者认为，革命，以及在科学中产生某种全新东西或直到那个时候才存在的某种东西的突然的、引人注目的飞跃，推动科学向前发展。康德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所谈到的第一场革命是找们知识的激动人心的变化。这场革命所包含的“革命”一词的新的含义逐渐为人们普遍使用。就他使用“革命”这个术语而言，严格地说，康德是一个新思想家（现代人）而不是一个传统拥护者；他所说的“革命”不是指某个循环的变革或某个盛衰，或回到从前的某个更理想的状态，而是与过去进行完全而彻底决裂的一个根本的、前进的步骤。
在康德看来，第一个革命发生在数学之中并且在于把一种陆地测量的经验知识转变成一个演绎体系。“真实的方法”如同“在论证等边三角形性质的第一人（不问其人为泰勒斯或其他某人）的心中显现的”“新的光明”而被发现。关于这件事，康德说（1929，p．19＝B xi…xii）：
他所创建的真实的方法，并不在检验他在图形中或在图形之赤裸裸的概念中所见及的事物，以及由此以理解图形之性质，而在发现所必然包含于“他自身先天地构成的概念”中的事物，由他所呈现此先天的事物于他自身的构成方法，以把它表现于图形之中。假若他以先天的确实性而认识任何事物，那么，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之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在这里把“科学的荡荡大道”与“盲索”作了对比。这个对比或差异并不总是容易理解和把握的。但是，从根本上康德似乎要说，在逻辑中，理性仅论究其自身，但在科学的几何学中，理性则被用于它自身之外的某些事物——如几何图形——尤其是等边三角形。思想中的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在于认识到，“无论是经验的观察，还是对概念的分析都无助于我们证明任何数学的真理”（佩顿，1937，366）。仅用眼睛观察，或者依靠检查以确定等边三角形的性质是不够的，考察关于这样一种三角形的概念也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运用……康德所说的概念的‘建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天地展示与我们的概念相一致的直觉。”因此，“康德认为最早的数学家的发现似乎是”（同上）：
必须依据他本人思索的并先天地展示出来的合乎概念的东西构造图形；而且，为掌握一定的先天的知识，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认为（1929，19＝B xi），几何学的这个根本的转变“必定是由于某一个人的高明思想所引起的革命”。因而，这个人指出了“这门科学必须进入的途径，遵由这个途径，方可能得到所有一切时代及其无限扩展中的确实的进步。”
康德坚持认为，“这场思想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远比发现绕行著名的好望角的航线要重要得多”。然后他又提到“这场革命的纪念”。所以，在一页之上几行文字之中对革命有三种不同的提法（两次是作为“Revolution”，一次是作为“Veranderung”提出来的）（p．19＝B xi）。
在紧接在后面的较短的段落（192，19－20＝B xii），康德从数学转向“自然科学——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是建立于经验的原则之上的”。自然科学花费了比数学长得多的时间才进入“科学之大道”的。康德说，“只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培根才“部分地开始”这个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在那些已经走上”创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这可以说“是一场思想革命的意想不到的结果——的道路的人们中间激起了新的生气和活力。
在下一段，康德毫不掩饰地“推溯实验方法史的正确途径”。在此，他仅仅提到伽利略、托里拆利、施塔尔这几个人的实验以为例证。他断言，物理学经历了一场“其观点中的仁慈的革命「其思想的有利的革命y’。对于康德来说，“物理学中的‘仁慈的革命’所依据的‘幸运的思想’是，当理性必须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虚构事实时，凡由理性自身的渊流而不能知而只能从自然学习的东西，理性必须在这个探求之中把它自身置于自然之中的东西作为其指导”。正是在这方面，“自然研究在数世纪的冥行盲索以后才进入科学的坚实的道路”（pp．20－21＝B xiv）。
此神话的起源
在讨论了数学以及实验的或以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之后，康德转向了形而上学，“一门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学”（p．21＝Bxiv）。他把这一学科与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了比较。他指出，数学和自然科学是“由于一场突发的革命而变得今天这样繁荣的”（pp．21－23＝B xv－xvi）在这个讨论的第三页上出现了“mit den erstenGedankendes Kopernikus”这样的用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说法可以逐字译为“就哥白尼的最初思想而言”（with the first thoughts ofCopernicus）。在这里，康德的观点显然是，哥白尼已完成了从一个静止的观察者的看法向一个旋转的观察者的观点的转换。他表明，当人们使观察者的运动脱离太阳、行星、恒星的已观察到的或表面的运动时，那么就会出现变化。因此，康德所理解的哥白尼的“最初思想”似乎是在逻辑在先而非历史连续的意义上说的。而且，如果康德想说哥白尼开始或创始了——天文学中、科学中或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那么他又为何不这样说呢？因为，就在前面几页，他还在讨论科学中的革命，而在这一页一开始他又谈到科学中的革命，显然，这样一场革命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占据显著地位。不管康德是否认为有一场哥白尼革命，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肯定没有这样说。这个事实在讨论康德对哥白尼的评论被置于其中的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时候，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当然，在提到哥白尼的那一段的开始就提到革命也不可能导致注释者们认为康德提到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说，他认为他的书给予形而上学以科学方法的确定性。他坚持认为，哲学家应当尝试模拟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进行程序，至少“就它的作为同样的理性知识类推于形而上学的模拟可能允许的范围而言”是如此（1929，22＝B xvi）。此后，康德又谈到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一种成体系的形而上学”。他说，“这是一件不可轻视其价值的礼物”，因为“理性将因而能遵循科学的坚固的道路，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没有审查和自我批判地冥行盲索”（p．30=B xxx）。
能说形而上学中的这样一个变革就是一场革命吗？康德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他的论述的目的在于“改变当前盛行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并且遵循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做法，由此在形而上学中发动一场全面的革命［eine ganzliche Revolution＇（Bxxii）。因此，康德加入了18世纪科学家——西默尔、拉瓦锡、马拉——的行列。这些科学家都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引发和制造革命。但是，康德既没有说这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