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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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保守的社会（所有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社会，从要自我保护这个意义上讲，本质上都是保守的），对科学中的革命活动的容忍程度已经并不单单限于容许其他形式的精神或艺术的创造性成就的存在，它们甚至还对其予以鼓励，这真是一种自相矛盾而且令人费解的现象。然而，一个有着极为激进的政治、社会或经济观点的男人或女人，就有可能遇到障碍（特别在涉及到就业问题上时更是如此），这些障碍会对正常的前途的发展产生妨碍作用，而且，这种人，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有可能会遇到法律或国家的压制，不过，对于科学家来讲，一旦他或她最激进的观点取得成功，那就会获得特别的荣誉。科学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在这种事业中，革命活动已经制度化了；这种系统不仅承认独创性并赋予它很大的价值（正如R．K．默顿告诉我们的那样），而且还给予成功的革命者大笔奖金并在社会方面给予报答。在文学、艺术或音乐领域中，极端的激进分子会被当作是先锋派的成员，而且他或她的观众、听众或读者有可能寥寥无几；与科学相比，这些创造性领域对于革命者既没有报答、奖金，也没有荣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诺贝尔奖金定期地奖给那些做出过业已变得十分重要且确实具有革命性的贡献的科学家，但在文学界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奖励来奖赏那些有着类似的重要性和革命性且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如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亨里克·易卜生，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或弗吉尼亚·沃尔夫等。
社会之所以愿意支持和奖励革命性的科学，甚至支持和奖励某种极端的通常难以理解的科学，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对于实际利益的期望是经常不断的，例如，希望生活得更健康更长寿，希望有更好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条件，有新的得到了改进的人造纤维，希望有效率更高的农业和加工业，希望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方便，国防事业中有更为完善的设备，如此等等。过去半个世纪的经验一次又一次生动地证明，越是富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科学，其实际应用的意义也就越为深远，影响也就越为广泛。
对科学革命的预见
尽管每一位科学家都会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有所意识，但是，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普编的迹象可以告诉科学领域中甚至最为敏锐的观察家，下一场革命将在那里发生、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即使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也无法精确地预见他们自己将会引起什么样的革命。（这正好与政治革命者或社会革命者形成了对照：政治革命者或社会革命者都有一个事先制定好的纲领，因而能把其革命活动对准精心确定下来的目标。）
在科学中之所以无法准确地预见革命将在哪里发生或它将由什么构成，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同的科学彼此都可谓是“艺术”。在一个领域中某项不可预见的革命性革新，也许会为某个别的领域提供手段，从而导致该领域取得惊人的进展。这是因为，某一科学领域中的革命性进展，往往依赖于其他科学领域中的革命，这种不可预见性是快速地按指数增加的。分子生物学的兴趣就是一个例子，尤其是DNA结构的阐释，它需要利用物理学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X射线晶体学。由于技术中最为迅速的变革往往来自基础科学中那些无法预见的革命，因而在技术的预测方面，尤其是对于技术领域中即将来临的革命的预测，也就有了一种按指数增长的不确定性。计算机科学家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本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计算机这门新兴专业的一位大专家曾预见说，只要有六、七台计算机就能满足美国未来的需要了，再多几台就能满足整个欧洲的需要了。尽管当时的计算机十分庞大，但最终表明，这个数字还是太小了。这位不知名的预见者难以预测到，在未来，一系列的革命（如固体物理学中的革命那样）竟然能完全改变计算机的大小、性质和功能。
科学中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也是不可抗拒的，至少，只要科学继续存在，情况就会是如此。当然，它们也许不得不等待，直到有一个特殊的富有革命精神的天才来点燃导火索。而科学家们，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是不希望革命受到阻碍的。不过，这些革命的进度，或者，它们发生的频率，既可能减慢也可能加快。也就是说，有些因素，例如大规模的财政支持，能够加快科学进步的速度，能够使更多的领域向具有革命性的科学活动开放，因为这种支持能为研究提供更多的人力，能够制造或购买昂贵的仪器设备。开展野外调查，或考察、探险，进行观测，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起更完善的通讯系统，以及给那些富有创造精神的女士和先生们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亦即，让他们从过去繁重的教学和管理岗位上解脱出来），所有这些都需要大笔的资金。有可能获得职业基金和用于培训研究生的奖学金，这种希望吸引着具有创造潜力的青年男女步入科学界。相反，资金匮乏不仅限制着购置和制造研究用的仪器设备、限制着考察的进行，而且还限制着人们外出和进行无拘无束的交流，以及对于进步来说必不可少的科学情报机构的中枢系统的活动。更为重要的是，缺少资金会使专业人数和奖学金的数额减少，并且会缩小用来招募下一代科学家的通信网。这种人力的减少，就会使富有革命精神的天才人物在恰当的时间位于恰当的位置上的可能性减小，从而直接减缓科学革命的速度。
科学革命概念的转变
今天，谈论科学革命、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计算机革命、信息革命等等已经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几乎科学技术中的每一个进步，都在每天的新闻报道中被描述成是一场革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因为在语言的使用中有些词使用得太滥了，但另一方面，这也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的反应，即科学中已经发生了许多革命，而且还在继续发生着革命。在我撰写本章时，只要我向书房中的一个书架上瞥一眼就会看到十几本有关计算机的书，这些书的书名都有“革命”的字样。谁会否认已经有了一场计算机革命呢？
不过，即使到了20世纪，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也并没有普遍认为，科学是通过一系列的革命而进步的。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一般认为，科学中发生革命是极为罕见的事。相反，科学被看作主要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发展的，也就是说，科学是通过一个累积的过程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小的发展或增长，多少有点规律地随着另一个进步或增长的发生而出现。按照这种模型，比通常增长量大很多的发展，例如与牛顿、拉瓦锡、达尔文、卢瑟福或爱因斯坦等人的活动相当的进步，也许可以说是构成了一场革命；革命的发生，也有可能是一个又一个本身很小的进步累积而成的。然而，如此重要的科学领域中的重组活动，即使有人认为它们的确发生过，其发生也会被认为是极为罕见的。
乔治·萨顿，科学史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并不是一位科学革命的伟大信徒。他甚至这样认为，其实只是我们肤浅的“对科学进步的第一印象”告诉我们，科学是通过不连续的巨大发展而前进的。这些巨大的发展像一组“巨大的楼梯，每一级巨型台阶都代表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发现，即那些几乎是骤然之间就使我们到达了一个更高的水准之上的发现。”他说，当我们“作出我们的分析时”，我们发现，这些大的进步……可以划分成较小的进步，而那些小的进步还可以划分成另外一些更小的进步，直到最后，这些进步似乎完全消失了为止（1937，21－22人许多科学家和史学家们都同意这一点；卢瑟福（1938，73）说，“并非任何一个人都会理所当然地做出一项惊人的发现，”这段话实际上充分地再现了R．A．密立根的这一粗暴的论断——科学中发生革命是极为罕见的事。萨顿的分析使他确信，科学所具有的积累性是它的一个主要部分；事实上，他（1936，5）断言，科学只不过是“实实在在地积累和渐进着的”人类活动——J．B．科南特（1947，2O）和其他一些人也都赞同这一看法。在许多分析家看来，科学中的革命，倘若确实发生的话，那么一定像社会政治领域中那些伟大的革命一样，是一些并不常见的事，‘包们只是偶而地打断一下在其他方面均为“常态的”有规律的或渐进式的发展。
1962年，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变化的看法。没有几本科学史方面的著作曾经引起人们如此巨大的兴趣和持续这么长久的讨论。甚至那些并非在所有细节上都同意库恩的分析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科学的发展并非必然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科学中存在着一些大的革命，在这些大的革命之间还有一些较小的革命，革命的过程是科学知识增长模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其具有创新性的研究中，库恩并没有阐述一般的历史，而是根据与库恩所说的“常态科学”交替出现的一系列革命，阐述了科学变革的社会动力学。库恩图式业已适用于多种不同的领域，如历史政治学理论，科学和公共政策（生物医学知识的应用除外），除了适用于历史、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以外，它甚至还可以用来说明现代大学的性质问题。人们对库恩大胆描述的一个主要反应，就是对他分析的某些部分提出了怀疑，并指出，他的图式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它只适用于某些科学、或某些特殊的时期或特定的事件。人们对他的专门术语（即著名的“范式”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也不得不提出疑问（或者说，不得不对这个术语含义的模糊性和多重性加以探究）。在涉及到科学变革时使用革命这一概念是否合宜，对此已经有人提出了疑问。这些问题以及库恩的贡献将在本书第2章和第26章中进行讨论；这里只需认识到，在有关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讨论中，库恩对对于革命这个概念的推广使用有着引人注目的影响。
翻一翻任何有关当代科学史的著作或文章，看一看世界各地的杂志中赋予科学革命无处不在的名声，就可以了解到，本世纪扣年代以来事态是如何变化的。自1962年以来，大批专门论述17世纪科学革命的著作问世了。其中有5本［作者分别是巴萨拉，里格希尼…博内利和谢伊，布洛，卡尼，以及罗西］涉及到编年史，而且所有这些书，其大部分内容都是不同领域中尝试定义、解释或分析科学革命原因的那些学者所作论述的摘录。在这几本书中，乔治·巴萨拉编的那本书讨论了现代科学兴起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在这里，编者“有意地避开了‘科学革命’这个术语，而使用了一个不那么讲究但更为精确的短语‘16世纪和问世纪科学的兴起。’”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爱丁堡，1977），讨论哲学、方法论和历史的第11小组中，每6篇文章中就有1篇涉及到革命问题。
在大量的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有关科学革命的文献中，在对这一课题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方面的研究和分析中，几乎无人提及这个概念的历史。刘易斯·福伊尔的著作《爱因斯坦和科学时代》（1974，241—252）则是个例外，这本书例举了把革命这个概念用于科学之上的一些例子，这些例子主要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倘若事实上科学史家并非大都以忽视他们自己的学科和专业的历史而著称的话，那么，科学史家对这一论题的忽略或许更会令人惊讶（参见萨克雷和默顿1972；萨克雷1980）。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填补文献中的这个空白——在科学家、哲学家和史学家构想出的科学变等的道路上，探索四个世纪以来诸多变革的由来。在许多情况下，那些使用“革命”这一术语的学者们，心中所想的恐怕不是别的，只是用一个历史的比喻来表示某一伟大的转变，或某一项确实很有意义的发明。这也是一种印象主义的并且带有个性色彩的用法；我怀疑，学者们在论及科学中的革命时，心中所想的是否总是它与某个特定的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相类似。不过，我们将考察许多实例，它们表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理论对科学革命概念的改变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们还将看到，这些概念是怎样受到学者们所生活的时代中实际发生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进一步影响的。
例如，在世界许多地方，那些具有革命性的科学，其形象都受到人们对1917年俄国革命中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厌恶的影响。在18世纪，拉瓦锡尚且可以把他的化学革命与法国正在进行的政治革命相比较，当时，法国革命正处在波旁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更迭这样一个较为温和的阶段；然而不久，当革命的过火行为进入了恐怖时期时，这种比较就失去了它的那种意义，而拉瓦锡本人也在断头台上一命呜呼了。生活在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史学家，在考虑光荣革命甚至在考虑美国的独立战争时，大概非常有理由把革命看作是温和的，是对恢复英国人的某些自然权力起到了一定影响的。不过，这样的史学家也必须合情合理地承认，法国大革命是有害的一大灾祸，因为伴随着它的是更为狂热的社会暴力活动，它对业已建立起来的秩序的破坏也更为彻底。这不像是一个理论上的例子，因为它把爱德蒙·伯克的观点准确地描述了出来。
当前的一种观点为革命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例子，这种观点认为，科学革命也许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甚至延续了三个世纪，即从1500年到1800年（霍尔，1954）。这不仅使得这场科学革命成了有历史记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革命，而且，它也许还暗示着一种与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等模式完全不同的革命概念。也就是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科学革命的观点，在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着这样一种革命概念：这种概念显然不是通过从一组假定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原则和实践中进行抽象、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用于对科学增长的思考之上得来的。
无论一种给定的有关科学变革的观念是受社会政治理论或社会政治事件的影响，还是受其他外部原因的影响，我们都可以胸有成竹地说，它总要受到科学发展本身的影响——即总要受到使科学家们对其领域的认识、或者使其专业中的实践一天天发生戏剧性变化的那些理论、发明或系统阐述的影响。从对科学变革的本质毫无认识的时代到亲眼目睹科学变革的时代，史学家、哲学家或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