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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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物理学发展引发了许多对科学革命的探讨，在1963年春，E．拉比诺维奇——《原子科学公报》的编辑，在芝加哥大学作过四次关于科学革命的公开系列演讲。他指出（1963．9．15）：只有我们这个时代“能亲身经历了三次同时发生的革命”，其中头两次是“社会革命”（以新的方式取代旧的统治方式）和“民族革命”（废除殖民地），第三次革命“是科学和它的产儿——技术带来的”。他强调说“科学革命”的特点同社会和政治革命不同，后者是“区域性的”或“暂时性的”激变，而前者却是“全球性的，巨大的，无可逆转的变革”，科学革命告诉人们“贫穷不会持久”。由此可见，他集中探讨的主题同前面的人略有不同：科学革命改变了我们关于“栖息地”的观念，改变了“我们在宇宙中地位”的观念。出于对弗洛伊德的不自觉的模仿，他提出了三次革命的见解，头两次分别是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但第三次革命不是精神分析学的出现而是“宇宙范围的扩展”（他错误地相信“世界同心观”与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有关）。然后他讨论了他很在行的课题“原子核物理学革命”和“人类已具有自我毁灭能力“的问题。他提醒人们注意的下述科学革命的作用值得我们摘录如下（p．16－17）
现代科学消除了人们对未来的忧虑：在一个可预见的时间内，全部技术的发展最终将不得不停止，因为煤炭和石油将全部耗尽。在太阳系行将消亡时，人类也许仍然要伤心地等待着必然毁灭的来临，但我们目前眼界的改变类似于濒临死亡的老人于刚刚走上生活道路的青年人对生命渴望之间的差别。
拉比诺维奇称现代物理学的二象性和“对严格因果观的抛弃”是“人类世界观的一次重要革命”（p．18），相对论是另一次“思想上的革命”（1963．10．11）。
拉比诺维奇在一次演讲中，运用了“成功的永久性科学革命”的概念并预言它必然会“影叶…各个领域人们的思想”。他把战争的“非理性化”和外交失去了“它的最重要的工具——花言巧语的战争威胁”（1963．11．9．）（1963．12．14．）看作是科学革命的后果，这种后果在“原子弹和洲际导弹面世后”达到了极点。在考察了他所谓的“本世纪科学革命”的一个主要后果之后，他以一个微妙的按语作结“国际科学家共同体是世界共同体的雏形”（1963．10．11．）。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普里高津在他的著作《从存在到演化》一书（1980，xii）的序言中，谈到他的写作目的是：“向读者转达我们正处在科学革命时代的证据”。在这场革命中，有一个对科学方法的“真正地位和意义”的重新估价的问题。普里高津把这一时期同科学史上另两个戏剧性的时期做了比较，这两个时期是“古希腊科学方法的诞生”和伽利略时代“科学方法的复兴”。普里高津希望读者懂得“当我谈到科学革命的时候，并不仅仅意味着科学中的某些重大发现，如夸克，脉冲星和分子生物学等”。在普里高津看来，科学革命的意义在于抛弃长期以来坚持“相信微观粒子——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的简单性”这样使他引出三个主要论点：1）“不可逆过程和可逆过程一样真实”，2）不可逆过程在“物质世界中起着根本性的建设性作用”，3）“不可逆性深深植根于动力学之中”。这样的一场革命明显与通常的“科学进化”不同（p．xvi）。像许多科学家一样，普里高津运用了革命的概念，但没有将其重要性进一步展开。由于这个术语运用得很少，因此它在书中显得非常醒目。在第2章论述“古典动力学”的开头，它出现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上，普里高津把古典动力学看成是“20世纪科学革命诸如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起点”（p．19）。
A．费歇1979年发表了一篇物理学评论，他谈到了M．吉尔一曼对物理学“统一”问题的见解。吉尔…曼期待着“以越来越深刻的方式弄懂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本质”，他说他企盼在物理学中“发生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同“过去发生的日心说，进化论，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革命一样伟大”（费歇1979，12）。S．温伯格（1977，17f）把“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看成是“伟大的革命”。但他告诫我们不应把革命的概念不恰当地运用于20世纪物理学的每个方面，例如他感到“量子场论自1930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基本要素已经具备，没有必要再来一场革命”。
亚·摩拉1958年在物理学家沃·泡利逝世前不久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使我们能深入了解科学革命的潮流以及年轻的物理学家发动科学革命的动机。这种革命的概念决不会带来破坏性的污点，相反表达了人们的一种共同感受：革命是科学发展的创建性力量。泡利对摩拉说：“在我年轻时，我想我是当时最好的形式主义者。我认为我是革命的，如果有重大问题出现，我就能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人。而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由其他人完成了，我自然就成了古典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而后他说：“我年轻时太蠢”，这句话显然是一种反省（摩拉和里钦伯1982，xxiv ）。
物理学之外关于革命的见解
赞成和反对科学革命的见解在生物科学中同样也有反映。分子生物学和联合基因工程技术在新闻媒介中，继电子计算机之后第二个获得了“革命”的称谓。1918年3月4日，《波士顿环球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生物科学革命的到来”。文章着重介绍了“新加利福尼亚实验室”，它报道说：“该实验室依靠蛋白质可以精确地加以分析”和“基因可以从最基本点制造出来”的手段“正在使生物科学发生革命”。“科学时代”（《纽约时报》，1983．4．12．）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DNA密码：革命的3O年”。1953年4月25日，J．D．沃森和F．H．C．克里克在《自然》上发表文章，宣布了他们关于“生物遗传主导化学结构”的发现，许多科学家都认为这“显然是本世纪医学科学中最重要的发现”。《科学时代》上的这篇文章就是为纪念这一重大发现30周年而作的，目前很少有人不同意上述见解，或P．梅达沃的见解（《纽约书评》1977．10．27．）：“毫无疑问，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是确认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化学结构——具体地说是DNA中四个不同的核苷酸在分子肽链上的排列次序——蕴含着基因密码并且是有关指令的物质载体，通过这些指令，一代有机体制约下一代的发展”，这就是“分子遗传学的伟大革命”（p．19）。甚至在做出这一发现之前，这两位合作者之中至少有一位显然已看到了这项进展的革命性质。沃森在那一时期的工作总结中谈了他的看法：“双螺旋结构——将使生物学发生革命”（1980，116）。
我们已经看到，在20世纪前期就发生了心理学革命。曾建立起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的W．冯特在他的很有影响的著作《生理心理学基础》（1837年第1版）的第5，6版（1902；1908）中讨论过革命。他指出：“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生理心理学致力于心理学研究的改革，这场改革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引入实验导致自然科学思想的革命”，他甚至认为心理学研究的这种变革也许比自然科学革命更为重要，“在自然科学领域，即使没有实验，在适当的条件下，精确的观察也是可能的，而在心理学领域，没有实验则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也许还可以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不同版本中两位人类学家的争论中看到20世纪思想革命的突出地位，他们争论的问题是，人类文化是在全球各地域独立地演化发展的，还是产生于埃及或其附近，然后再逐渐传播到全世界的。在该书第11版（1910－1911）的一篇关于人类学的文章里，文化演化的辩护者E．B．泰勒写到：“人类学”致力于“系统积累从前人如佩尔泰斯，拉泰特，科里斯蒂及其后继者们所作出发现以来的所有知识”，“这一繁重的任务”。他写到：“目前已没有什么发现能同考察骨洞和漂砾层所获得的奇异发现相媲美”，“这些奇异的发现导致了一场现有关于人类起源理论的迫切的革命”。
《不列颠百科全书》1922年第12版除包含第11版的29卷外，还增加了3卷补充了1910－1921年间的新内容。第12版共有两篇人类学的文章。一篇就是泰勒写的，新收入的一篇是G．E．史密斯写的，史密斯是文化“扩散”论的拥护者，他的观点同泰勒的“人类学发现……已经达到了极限”的“明确断言”相反。在他看来，从那时几乎每一年，人类学领域都有“丰富的资料发现”。“对这些资料重要性的认识也更为清楚”。他强调指出：这些年“人类学的每一个分支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在许多令人惊奇的新发现中，史密斯提到了新近的有关皮尔丹人的新发现。史密斯列举这一例子让人难以理解（如维克多·希尔兹所说），因为已有人向史密斯本人指出，有理由怀疑上述发现可能是恶作剧者搞的骗局。尽管两位人类学家的观点相互对立，一个认为文化的演化是独立的，另一个认为文化的演化是传播的，但他们都明确地认为是科学革命推动了人类学的发展。
在1981年召开的世纪之交的美国形态学讨论会上，科学革命是中心议题之一。会上，G．爱伦（1978）提出了一个未经认可的观点：1890到1910年间，美国的生物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形态学到实验生物学的飞跃。由此导致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科学的发展是“周期性的飞跃”还是“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上的革命”（1981，172…174）？J．麦斯凯恩在论文中指出“接受科学的发展是迅速的，不连续的观点的生物历史学家在逐渐增多”，虽然她认为哲学历史学家并不一定赞同“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观点”，也许他们只是觉得“从事科学工作的个人或团体抛弃陈旧的观念会使科学的发展加快”（p．89），而他自己与上述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反：“我坚持认为承认科学发展的这种革命的观点会使努力真实地描述科学未来图景的企图发生混乱”。她相信“连续观”，她总结说用革命或进化这类用语讨论美国的生物学会导致混乱，“把科学的发展变化一般地看作是进化的还是革命的，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这样的问题是“吹毛求疵”。R．莱戈在他的论文中，很少泛泛地提到革命问题，他主张要“坚持古生物学中的形态学传统”，因此，“运用连续观而不是革命观，才能最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生物科学的发展历史”（1981，129－130）。
在对批评的回答中，G．爱伦摆脱光前研究的狭窄领域，以便把与进化相对立的革命的概念引入科学中去。他坚信“从1890年到1910年间，生物学领域中发生了出其不意的或革命性的变化（在库恩的意义上）”。他提出了“一种进化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进化和革命两个因素始终都在起作用”。他强调说，根本上说来，“任何革命性变化都有赖于先前的进化，反之，所有进化性的变化都将导致…革命性的变化”（p．173）。这意味着“量的”或“小的，逐渐的”，“进化的”变化会导致“质的”，或“大的，完全不同的”，“革命的”变化。他认为当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缓慢发生时，就是进化，当这种转化迅速完成时，就是革命。他把科学的发展看作物种的演化中的“间断的平衡”模式相似，这个模式是S．J．古尔德和N．爱尔德雷季在古生物学研究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有“迅速变化的时期，新物种的产生和旧物种的消亡都是很快的，接着便是缓慢变化的稳定时期，使物种与环境完全相适应”。在进化生物学中引入一种带根本性的但尚未被接受的观点所产生的新问题比它解决的更多，正如F．丘吉尔在他的文章的结论中指出的那样，他认为“所谓人类也具有类似的组织和个体的发展趋势是值得怀疑的”（1981，181）。
上述争论给近年来出现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反对派的事实提供了佐证。那些人反对革命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特征。我的一位科学同仁听说我正在写作一本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后，不只一次地写信给我，要求就这个课题跟我展开争论。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的每一封来信都流露出对科学中的“革命”这一概念和词汇本身的敌意，甚至当他压根儿还不知道我打算怎么写我的这本书时就是如此。很长时间里我都感到迷惑不解，革命的概念中到底有什么东西那么容易引起敌意？我对此曾进行了一番思索，我认为这种情形某种程度上是出自对库恩著作的反感。很明显，并木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同意P．梅达沃（1979，91）的见解：“人们接受了库恩的观点，这是一个肯定的信号，表明科学家们发现这些观点很有启发性，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时间进行纯哲学上的思考”。但是，尽管“库恩的观点有助于说明科学家的心理”，而且是“对科学史饶有兴味的评论”（p。92），然而库恩的观点有一个特点很容易激怒许多科学的实际工作者。因为库恩的观点很露骨，他认为大部分科学研究都是一种“扫尾工作”，不断前进中的科学的这一特点显然不被那些“不是一门成熟科学的实际工作者”所欣赏（1970，24）。实际上，“大多数科学家在他的全部科学生涯中所从事的正是这样的“扫尾性”工作。尽管库恩说这类工作“干起来……也是令人着迷的”，但许多科学家定会觉得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是在贬低他们的形象。因为科学家应当是勇敢的探索者，新道路的开拓者，辉煌成就的获得者和真理事业的推进者。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26章 历史学家的观点
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1937年就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科学的进步是一种增长的活动或积累的活动，而不是一种革命的延续。许多科学家和科学评论家接受了这一观点，其中有化学家J．B．科特南和物理学家E．卢瑟福；而且（将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要看到的）至今仍有少数人仍在坚持这一观点。但是，到了2O世纪扣年代，科学史家们开始接受科学革命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了三部重要著作的影响。这三部著作是：H．巴特费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1949年初版，1957年再版）；A．R．霍尔的《科学革命：1500－1800》（1954年初版，1983年再版）和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初版，1970年再版）。巴特费尔德和霍尔只是肯定了科学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因为巴特费尔德仅向人们介绍了另一种革命——近代科学革命。但是，库恩的著作一出版，科学革命作为有规律发生的现象，就被人们普遍地接受了。
根据通常的说法，是巴特费尔德把“近代科学革命”这一术语引进历史的话题中的。而当我有一次向他问及这个问题时，巴特费尔德（他一直对史学史研究很感兴趣）答道，他完全意识到他在传播“近代科学革命”这一观念时所起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一观念并不是他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