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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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弗雷德·魏格纳在1914年的战争前首次提出大陆漂移理论时，它便被地球科学家普遍地认为是具有革命性的，而且，它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尽管它尚未真正地被地质学家和地质物理学家共同体接受）——从而通过了第一项检验：同时代的科学家的看法。此外，魏格纳本人充分地意识到了他的思想的革命性。在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建立在板块构造思想基础上的新型的大陆漂移理论成为地球科学家信念的一部分时，他们都愿意把这种变化说成是一场革命。地球科学的文献证明，一场戏剧性变化已经在这一学科中发生了，它与一场革命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大陆漂移理论就通过了第二项和第四项检验。最后，在进行第三项检验时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历史学家已经写出了一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大陆漂移思想的出现及其对它的承认，被描述为一场科学中的革命。许多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在讨论大陆漂移理论时，甚至援引库恩的思想，用范式和范式的转换来描述这个问题。在这个例子中，既然我们所有的检验都被考虑到了，那么，对于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还能有什么怀疑吗？大陆漂移理论通过了鉴定革命的所有检验。
对于我来说，同时代人的证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后人的判断中，对革命事业的考虑，比对革命的长期影响或对革命以后科学史的考虑要少，与此不同，同时代见证人所提供的，则是对正在进行之中的事业的直接洞察。举例来说，这个事实就很有现实意义：达尔文不仅相信他的新思想将会导致一场革命，而且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的结论中也确确实实是这么说的。他对“自然史中的重大革命”作了预见，像他这样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如此大胆地发表这么一个声明（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在主要的出版物中宣布这项发现）的科学家实属罕见。达尔文的判断得到了大批与他意见相同的人的附和。拉瓦锡和达尔文对各自思想中所蕴藏的革命的阐述，不仅分别得到了与他们同时代人的确定性判断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后来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所作的评价的支持。不过，自我评价也许是不可靠的。没有几位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知道罗伯特·西默尔，而知道他的那些人也很难同意他的这种观点：他对电学的贡献是“富有革命性的。”我们甚至会得出更为令人信服的判断：让…保罗·马拉，不管他自己怎么评价，从未在科学中引起过一场革命。
把自己的工作描述成革命的科学家似乎为数不多。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约15年的研究，在此期间得到了许多学生和朋友们的鼎力相助，有些研究助手们的研究成果也使我获益匪浅，而这些年的研究表明，那种科学家直言不讳地称自己的贡献富有革命性（或者认为自己的贡献将会导致一场革命、自己的贡献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事例，充其量不过十几个，按年代顺序，这些科学家分别是：罗伯特·西默，J．P．马拉，A．L．拉瓦锡，贾斯特斯·冯·李比希，威廉·罗恩·汉密尔顿，查尔斯·达尔文，鲁道夫·菲尔绍，乔治·康托尔，阿尔贝特·爱因斯坦，赫尔曼·闽科夫斯基，马克斯·冯·劳厄，艾尔弗雷德·魏格纳，阿瑟·H．康普顿，欧内斯特·埃弗雷特·贾斯特，詹姆斯D．沃森，以及伯努瓦·曼德布罗特。
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也曾引人注目地说过，他们已经创立了一门新的科学（塔尔塔利亚，伽利略）或一门新的天文学（开普勒），或者，发明了一种“新的哲学化的方法”（吉伯）。我们并不指望能发现很多17世纪末以前的有关科学革命的参考材料。在18世纪声称正在引起一场革命的那三位科学家中，唯有拉瓦锡一个人的工作成功地得到了他同时代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同样的评价。
来自同时代的观察者或参与者的有关科学革命的证据，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十分可靠的。较早时期遗留下来的证据可能是偶然的；即使它以某种有形的形式（出版了的记录、日记、注释、通信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存在，它也许仍然不为今天的历史学家所知。缺乏这种明确指出一场革命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文献，并非总能用来作为没有发生革命的一种确证。换句话说，这种同时代人的证据，是我们作出一场革命已经发生这一判断的一个充分条件，但并非总是必要条件。
从某一正在进行的讨论中获得的信息也许是非常有价值的。1858年伦敦林奈学会会长的年度报告，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这一年，达尔文和华莱士发表了他们两人对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这一问题首次相互的交流。然而那位会长却说，过去的一年，并非是以改变某门科学面貌的一场革命而著称的一年。我们是否应当设想，他对进化论的革命含义的反应是极为迟钝的呢？不必如此。因为我们将会看到，他的报告表明，他是相信科学中会发生革命的，而且他猜想，生命科学中一场重要革命出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由此看来，他的陈述所要表明的是，并非仅仅宣布有关进化和自然选择等大胆思想就会引起伟大的达尔文革命。对于一场即将发生的革命而言，还需要有细致而全面的文献证明材料，以及非常完备的理论，就像一年以后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所提供的那样。仅仅阐述了激进的思想并不能导致达尔文革命，达尔文革命是由数量巨大的事实资料与高层次的理论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的。无可否认，这四项标准终归还是些主观的标准。显然，它们并非对每一件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都适用。不过，它们至少提供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足以使我们判定革命是否业已发生，而这样的判断也许会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和批判性反思的支持。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二部分 历史上对“革命”和“科学中的革命”的看法 第4章 “革命”概念的转变
政治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剧烈的而且是全面的变革，它常常伴随有暴力活动，或者说，至少要动武。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富有戏剧性的特点，它往往能使旁观者看出一场革命正在发生，或者刚刚进行过一场革命。现代初期的阶级革命，例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以其改变政治体制而闻名于世，法国大革命则比美国独立战争来势更为猛烈。在这两个例子中，政府或统治者都被推翻、被抛弃了。通过被统治的人民或他们的代表们的活动，一个新的政府取代了旧的政府。从一定范围上讲，光荣革命也是如此。
到了19世纪，革命和革命活动开始超出政府形式这种纯粹的政治考虑范围，并且开始涉猎那些基本的政治或社会经济领域。结果，“革命”这个词不仅能用于那些导致剧烈的政治变革或社会经济变革的事件上，而且还能用于那些想要实现这种变革的活动（不管它们已经失败还是尚未成功）。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革命蓝图，并且发出了进行“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号召，一年以后，马克思指出了“1849年的一些征兆”（1971，44）：“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战争。”
自比世纪以来，革命多于武装起义，多于向已被确认的权力的挑战，多于反对或主动放弃对政府的忠诚或服从。也就是说，革命的数量超过了那些未必会导致一个新型的政府或新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反抗活动和造反活动。
一个统治家族替换另一个统治家族，或者说改朝换代，这种情况已不再被看作是一场革命了。一般来讲，仅仅与当权者的对立，特别是公开的和诉诸武力的对立，只会被看成是造反——当奋起反抗当权者的活动被证明无论在短期或长期之内都是失败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美国内战，以前曾被称之为南北战争或造反，而在口语中，南部联邦的士兵则被北方人称之为南军士兵。（南方佬式的喊叫，则用来指南部联邦士兵拖长腔的尖声喊叫。埃国内战是指保王党人的军队与圆颅党人的军队之间的冲突，以及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共和体制的建立，而与这场内战有关的那些事件被18世纪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克拉伦登称之为“英国的造反和英国的南北战争。”
革命这个概念的历史，不能与这个词本身使用方式的历史分割开。因为使用方式的历史有着许多与科学革命这一课题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revolution”（革命）这个同本身来源于晚期拉丁语，作为一个名词，它源于拉丁文的动词“revolvere”，意为“使后退”，从而“展开”，“读完”，“重复”，以及“仔细考虑”；由此，其进一步的意思为“回归”，“再发生”。其次，名词“revolutio”（“绕转”）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用于天文学（以及数学），始于中世纪的拉丁语。第三，“revolution”这个词逐渐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以表示一种同期性的过程或兴衰，它意味着恢复某种以前的状态，而最终则意指一种“推翻”过程。第四，“revolution”这个词与政治事物领域中的推翻过程联系了起来，而后来，“推翻”之意不再带有“revolution”一词表示周期性的那些涵义了；同时，“revolution”这个词开始用来意指远非通常意义上的事件了。在对革命进行反思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英国已经发生过一场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及科学中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这一点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8世纪初，（与我们今天使用革命这个词意义十分相似的）革命在人们看来不仅与政府有关，而且与思想领域和文化事业领域尤其是科学的发展有关；人们意识到，到了牛顿时代，一场革命已经在科学中发生了。这个时期值得注意，因为至少有三位不同的科学家认识到，他们个人的研究有可能导致（或正在导致）一场科学革命。
在18世纪的最后的25年之中，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用事实证明，革命是连续的政治进程和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同时，拉瓦锡宣布了科学中的一场新的革命：化学革命。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也开始普遍承认，曾经有过一场哥白尼革命，还曾有过一场牛顿革命以及相继而来的一些小的科学革命。
在19世纪和对世纪，“revolution”这个词被用来指一系列的社会革命事件和政治革命事件，无论它成功与否。伴随着革命运动的形成，革命理论本身也得到了发展，通过献身革命的那些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理论在革命运动中被付诸实践。首先产生的是“持久的”（或持续的或正在进行中的）革命的概念，而不是这样一种革命概念，即由一系列在相对来说较短的时间间隔中一个接一个地聚集起来的事件构成的革命。在20世纪，接连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革命已经使每一个人强烈地意识到，革命是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变革的一种规律，而且在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承认，它们同样也是科学变革中的一种规律。
古代的革命
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对革命的历史分析，至少要追溯到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以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尽管古代有不少事业也许可以被称之为革命，但是，希腊人并没有一个同样的专门的词可用来描述它们。希腊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喜欢用许多不同的词来描述我们会称之为革命起义和变革这类事物。因此，“尽管希腊人的革命有许许多多，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专门描述革命的词（哈托1949，498）。简而言之，那时的“革命”一词，与我们自1789年以来对这个词的理解相比，还是一个尚不明确、尚未充分阐述清楚的概念。阿瑟·哈托曾对这个词和这个概念早期的历史进行过重要的研究。对于柏拉图，哈托指出，“他的理想国会退化成荣誉政治，而荣誉政治又会堕落成寡头政治，如此等等，然后通过民主又退化成僭主政治”（同上），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革命”更恰当地说是一种演变。显然，柏拉图本人实际上并没有构想出这么一个完整的循环，而且他也并不相信这些事件会接连不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因为这要求俗主政治再次让位给理想国。波利比奥斯做到了这一点。波利比奥斯称，他把柏拉图所说的作了总结。其实并非是柏拉图而是波利比奥斯认为，帝王政治转变成“僭主政治，僭主政治转变成贵族政治，贵族政治转变成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变成民主政治”；然后，“民主政治变成暴民政治，暴民政治又会转变成原始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无疑不可避免地导致帝王政治和一场新的循环”（p．499）。用波利比奥斯自己的话讲，“这就是政治革命的循环，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在这一过程中，政体会发生变化、会消失，最后则会回到它们的出发点上。”被利比奥斯使用了“anakykloois”这个词（来源于kyklos这个词干，意为环或轮，是英文“cycle”一词的词根），用旋转中的轮子来表述这种循环观；“在它的旋转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是命运之神”（或“命运女神”）。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五篇讨论的就是革命问题，其中含有对革命的循环理论的批驳和抵制（V，12，Vii）。亚里士多德用来描述“革命”的“惯用语”是“metabole kai stasis”（伴有暴动的变革）；对于没有暴力行为的过程，只用“metabole”（“新陈代谢”）这个词来表述。哈托（p．5O0）得出结论说，希腊人显然思考过革命这一概念，而且经历过革命。然而，虽然总能找到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概念或立的某个词组，可是希腊作者“却不总是选择同一个词，有时要选择两个或更多的词。”其原因也许在于，尽管他们经历过许多革命，既有近期的革命也有早期的革命，但从欧洲“正处于1789年的革命之中”这句话的意义上看，他们并非是“古代革命”的见证人（同上）。
罗马人也没有一个专门的用来描述“革命”的词（哈托1949，500）。在拉丁语中，与我们的“革命”较为接近的说法是“novae res”（新生事物，革新），但实际上，它所表示的是我们大概会称之为革命成果的东西。在用来表示革命活动的短语中有：“novis rebus studere”（为革新而奋斗），或“res novare”（革新）等。另外两种源于古代的说法是：“mutatio rerum”（事物的变化）和“mutatio rei publicae”（政府的变动）；这些语句，在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土多德《政治学》一书不同的拉丁文译本中保留了下来。
西塞罗采用并推广了柏拉图…波利比奥斯的制度循环变化论（Rep．1．45）：“这种循环以及也许会被称之为政府的变动和交替中的革命的那种事物，令人惊讶不已（Mirique sunt orbes et quasicircuitus in rebus publicis mutationum et vicissitudinum）。”在这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西塞罗用“orbis”（意为轮子，环状物，圆形物，循环）把这种变化概念描述为一种循环出现的情况。按照M．L．克拉克的观点（引自哈托1949，501），西塞罗把这些变化看作是“自然而然但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