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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世界古代中期经济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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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考工记》载铸造各种青铜器时铜与锡的搭配已有一定比例:“六分 

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斧斤 

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 

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 

燧之齐。”春秋战国时青铜工艺技术的进步,突出地表现在两项技术的 

使用上:一项是金银错技术,这项技术就是在铜器表面上镶嵌金银丝, 

制成图案或文字。战国初,铜礼器上出现了大片金银错图案。另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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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刻镂画像工艺发展了起来,这项工艺是在比较薄的壶、杯、鉴、 

奁上制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图画,一般多是水陆攻战、狩猎、宴乐礼仪 

等方面的图画。这些图画是在铸成器形后,用钢刀刻镂加工制成的。 

     春秋战国时考古发现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当时冶铁情况,春秋时的 

冶铁业“已使用鼓风竖炉”。1960年在河南新郑县仓城村发现战国时郑、 

韩冶铁遗址,出土了大批铸造铁器的陶范、残鼓风管、炼渣、木炭屑。 

1964年至1975年又于河南新郑县郑韩故城东城内发现的战国时的铸铁 

作坊,面积40000平方米,掘出残铸铁炉一座、烘范窑一座和一批陶范、 

铁器。1977年于河南登封县告城镇古阳城遗址发现战国冶铁遗址,出土 

熔铁炉残块、陶鼓风管残片、泥制鼓风管、木炭屑和大量陶范。1953年 

在河北兴隆寿王坟战国冶铁遗址出土铁质铸范87件,大量木炭屑、红烧 

土,还在铸场西1。5公里的古洞沟,发现两个古代矿井,当为铁矿产地。 

从冶铁遗址遗留的大量陶范、铁范和铸造的铁农具,铁兵器等看,冶铁 

业在社会生活中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盐是生活必需品,人人要吃盐,不吃盐就要生病。本地无盐,就要 

仰赖外地供应。《管子·轻重甲篇》载管仲主张把齐国的盐“粜之梁(魏)、 

赵、宋、卫,……彼尽馈食之国也,无盐则肿。”盐不愁销路,所以一 

些国家产盐的地区,就成了该国的财源宝地。《左传》成公6年载晋诸 

大夫曰:“必居邭瑕之地,沃饶而尽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夫 

山、泽、林、盐,国之宝也”。春秋战国时,齐、燕两国是最重要的产 

盐基地。《管子·轻重甲》说:“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史 

记·货殖列传》说:“山东多鱼、盐”,“燕有鱼盐枣栗之饶”。《管 

子·轻重甲》借管仲之口,请齐君伐薪,煮海水为盐,从十月至来年正 

月,成盐三万六千钟(钟,六斛四斗)。《管子·地数》也有类似记载。 

这些内容相似的记载,反映了煮盐业已是齐国一种重要的生产事业。 

     木工是古代社会中一种很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制造农业生产工具和 

车、舟等交通工具,建造房屋,生活用具等都离不开木工。《周礼·考 

工记》:“凡攻木之工七……:轮、舆、弓、庐、匠、车、梓。“轮即 

制造车轮及有关部件;舆指造车箱、轿的工人,泛指造车工人;弓,指 

造弓的工人;庐,在这里是指造矛、戈、戟木柄的工人;匠,系指主管 

营建宫室城郭沟洫的工人;车,指造车及农具的木工;梓,指造钟、罄 

等乐器架子和造饮器、箭靶的木工。春秋战国时由于铁器普遍使用,铁 

制木工工具广泛用于生产。这些工具主要有:斤 (斧类)、锯、锥、凿、 

钻、銶 (凿和斧类)、锛等。此外还有规、矩、悬、水、绳、隐括。规, 

是画园形的工具。矩是画方形或直角用的曲尺。悬,是测量垂直线用的 

悬。水,是测量水平线用的工具。绳,是弹直线用的墨绳。隐括,是一 

种矫正木材曲直用的工具。 《墨子·法仪篇》说:“天下从事者,不可 

以无法仪(度),……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 

园以规,直以绳,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故百 

工从事,皆有法度。”总之,后来中国封建时代木工的用具春秋战国时 

期已基本具备。而且那时木工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战国初的著名木 

匠公输班,能“削竹木以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制成世界上最早 

模拟飞行器。由于公输班技巧惊人,被后世尊为木匠鼻祖。 

     其他手工业如纺织业,漆器制造业都有巨大进步。纺织业有丝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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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织、葛织。丝织品主要供统治阶级享用,麻织品、葛织品则主要供平 

民使用。战国时,丝织技术已具高度水平,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 

出土了“对龙对凤纹锦”,表明这时已出现了复杂的动物纹提花技术。 

 《荀子·箴赋》总结了战国末以前的刺绣、缝纫技术,当时用铁针代替 

竹针,可绣出复杂精致的花纹。 《韩非子·外储说右》载战国初吴起妻 

 “组织而幅狭于度,吴子出之”,说明那时已出现了控制布幅宽度的织 

筘。据《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等记载,春秋末越国已能织造“弱于 

罗兮轻霏霏”的高级葛布,说明葛布的织造技术已达很高水平。其他在 

染色、生丝脱膠也有高度的技术。春秋战国时漆器工艺已很进步,漆器 

已日益成为统治阶级的生活用品。漆的颜色已有黑、朱、紫、黄、白、 

绿等十多种。漆器的漆物有杯、盘、矮桌、奁、弓、盾、戈柄、戟柄、 

箭鞘、棺等等。战国时漆器工艺的进步突出表现在金铜和漆器的出现方 

面,所谓金铜扣就是漆器的边缘有镶金边或铜边的。出土的漆器器物图 

案有龙凤云鸟纹、几何纹,狩猎图案等。战国时漆器制造业的进步,为 

汉代漆器的制造奠定了基础。此外,皮革工业、人造玻璃制品,制陶业、 

酿酒业也有突出进步。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进步是巨大的,为 

以后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商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城乡对立的扩大,交 

通的发展,全国联系的加强,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商业发展的状况 

通过以下问题可以看出: 

     商业和商人。春秋时期一些国家商业是很发达的。齐国就是有重 

商传统的国家,《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姜太公至齐“通商工之业,便 

鱼盐之利”,又说春秋时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等等。《国语·齐语》 

载管仲说:“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夫令商群萃 

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价),负、任、担、 

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 

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 

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从管仲的话 

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商人已专业化,专门经商,一生经商,而且传 

之子弟,使“商之子恒为商”;二是商人受着官府控制,控制的办法是 

不让士农工商四民杂处,所以要“处商就市井”,使其不见异思迁。这 

都反映了商人还未从“工贾食官”格局下解放出来。春秋时期,郑国也 

是个商业较发达的国家,春秋初郑桓公与商人盟誓:“尔无我叛,我无 

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布宝贿,我勿与知。”①春秋初,郑国刚建立 

需要商人支持,所以郑桓公与商人订立了上述盟誓。从盟誓内容看,商 

人不能背叛郑国国君,郑国国君不能“强贾”和无代价的夺取商品;商 

人有市场上的走销宝物,国君不要求知道。这说明商人处境有所改善, 

但这一盟誓是郑国国君为求得商人支持的产物,总的看来,商人仍受着 

国君的控制。春秋后期,晋国商人地位依然低下,《国语·晋语八》载, 

晋国都域“绛”的富商虽富有,但乘的车子只能用皮做车帷、木做的车 

檐遮挡起来,才能经过朝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功劳①。这说明春秋后 

期,商人的地位依然卑下。 

     春秋时期随着“工贾食官”格局的被打破,和商人地位的提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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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出现了两位私人经富致富的大富豪。一位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 (子 

贡),《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贡“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发, 

卖出)著 (贮,买进)鬻财於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 

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 

 “子贡好废(发,卖出)举(贮,买进),与时转货运。……相鲁卫, 

家累千金,卒终于齐”。从上述记载看,孔子弟子子贡曾在鲁、卫两国 

作官,喜爱买进和卖出货物,可能经营各国统治者所需的生活消费品、 

奢侈品,而且是大宗生意,所以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并与之 

 “分庭抗礼”。子贡通过经商富至“家累千金”,成了当时著名的大富 

豪。子贡的经商艺术在于能“与时转货运”,也就掌握贱买贵卖的时机 

而致富。春秋末另一位经商致富的大富豪就是越国大夫范蠡。范蠡原是 

越王勾践的大臣,辅佐勾践振兴越国。范蠡曾著 《计然》一书,探讨国 

家富强的道理,提出使国家强盛的七策,勾践采用了五策,就振兴了越 

国。《计然》提到的经商艺术主要有三项:一是出售货物要把握时机, 

从预测年景的丰歉来预测市场物价的贵贱,贵时抛出,贱时收购,要作 

到“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二是收购货物后要贮藏好,不使腐败, 

这叫“务完物”。三是资金流转要迅速,叫做“无息币”。范蠡的经商 

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越灭吴后,范蠡“变易姓名”由越 

至齐“父子治产……数十万”,齐国曾任之为相,又“归相印,尽散其 

财”。第二个时期是范蠡后定居于陶,陶即定陶 (今山东曹县西南), 

 “陶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在这个地方“治产 

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 

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其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 

遂贾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后世商人奉陶朱公为祖师爷,效法 

其经商致富,所以范蠡对中国以后的商业活动有重大影响。 

     战国时商业比春秋时大大向前发展,这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首 

先经商理论就比过去发展了。《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白圭的经商理论 

一是“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 

出取帛絮,予之食。”二是用天文学的知识预测年景丰歉,太阴在卯, 

丰收,次年歉;太阴在午,干旱,次年丰收;太阴在酉,又丰收,次年 

歉收;太阴在子,大干旱,次年收成好。后又回到太阴在卯之年。在预 

测年景丰歉的基础上,寻求物价贵贱的规律,作为经商的理论根据。三 

是白圭经商能吃苦耐劳,即所谓“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 

僮仆同苦乐”。四是经商时看准时机,有勇有谋,有决断,要迅速,即 

所谓“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 

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 

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由于经商 

有理论、有实践,也被后世称为“治生祖”。白圭的经商理论比子贡、 

范蠡的经商理论又前进了一步,说明了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 

要,人们对商业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次,在商业活动中货 

币逐渐普遍使用。春秋时期黄金已作为货币出现,子贡“家累千金”, 

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都说明黄金已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作 

为一般等价物出现了。此外,春秋时期还出现了铜铸币,周景王二十一 

年 (公元前524年)“铸大钱”,此前已有铸造的轻钱流行。考古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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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春秋时的铜铸币,山西侯马发现的春秋末的铜铸币空首布重的约33 

克,轻的仅为其重量之半①。战国时期货币普遍使用,种类增多,《管 

子·地数篇》说:“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在现实 

生活中黄金、铜币、粟的比价已形成一定的比例。货币的日益普遍使用 

是商品交换得到发展的表现。再次,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利润和关税、市 

税在不断增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春秋末范蠡父子“侯时转物, 

逐什一之利”。这说明当时商人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一。 《史记·苏 

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说明战 

国时的商业利润率已增至十分之二。《史记·货殖列传》说:“贪贾三 

之,廉贾五之”,即贪贾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三,廉贾经商的利润率 

可以达到十分之五,可见商人经商的利润率多的可达到十分之三至十分 

之五。总之,春秋战国时的商业利润是呈上升的趋势。春秋战国时期关 

税、市税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管子·幼官》载齐桓公“三会诸侯 

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按此记载市税征收量 

为商品的百分之二,关税为百分之一,两种税征收总量为百分之三。《管 

子·大匡》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关、 

市税的征收都不能超过五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则关、市税征收量总 

数不能超过百分之四。战国时关、市税的征收总量比 《管子》上述两处 

记载有成倍增加,关于这点《孟子·滕文公下》载:“戴盈子曰:什一, 

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己,何如?”这是宋 

国大夫戴盈子与孟子的对话。戴盈子企图用抽商品十分之一税的办法。 

再逐步去掉关、市税。这说十分之一的商品税在战国时就算比较轻了。 

上述材料说明春秋战国时对所征的关、市税等商品税的增加也是当时商 

业发展的表现。 

     战国时是民营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当时私营中小工商业者是个广泛 

存在的社会阶层,同时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和经营商品生产的大富豪,据 

 《史记·货殖列传》等有关记载,主要有下列一些:靠经商致富的有两 

人,即白圭和吕不韦。白圭,周人,战国中期曾在魏国作官,经商时善 

于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成为大富豪,被后世奉为“治生祖”。 

吕不韦原为濮阳人,在邯郸经商,认为耕田能获利十倍,作珠玉买卖能 

获利百倍,作立国君的生意能获利无数,遂下大本钱活动把秦公子异人 

立为秦国太子,从中取得了无法计算的利润。靠冶铁起家的有四人:赵 

人郭纵,以冶铁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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