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 作者:潘绥铭-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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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之前，这里的卖淫活动其实并不多，而且很隐蔽，也受到村里人的谴责。这又是为什么呢？
　　3。笔者的分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这个开发区的地界里，在80年代里所发生的“卖淫”，其实并不是现在官方所说的“暗娼”，而是民间所说的“乱搞（男女关系）”或者是“招野男人”。
　　那位被称为卖淫“创始人”的××rong，就是最典型的“招野男人”，而不是所谓的“暗娼”。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
　　暗娼是高度商业化的结果，是一种“一分钱一分货”式的纯粹的交易，所以按照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规定，暗娼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她们是以现金进行交易的，而且非现金不可，不能以其他东西或者利益来代替。尽管她们可能赊账、收支票或者信用卡，但是其中的“现金”的含义并没有改变。
　　其次，暗娼是以性交次数和持续时间的长短来计算价格的。只有一次性交叫做“打炮”，这是一种价格；整天陪伴叫做“包夜”，是另一种价格；长期租用则叫做“包养”，又有其他的价格。
　　第三，暗娼就像一般商店里的卖主一样，只认价格，不挑客人，不管买主是什么人，都卖。
　　第四，不管暗娼有多么隐蔽，她们总是试图扩大客源。
　　第五，暗娼虽然也会与嫖客产生感情，甚至嫁给嫖客，但是在这之前，在她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则必须“公事公办”。尤其是，她们不可能与嫖客结成像一般婚姻那样的、没有金钱往来的、双方共同经济核算的关系。即使在大多数“包二奶”里，表面上双方在共同生活，但是只有价格才是最根本的，一不付钱，马上散伙。而且双方完全是独立核算，没有—个嫖客会像丈夫那样把自己的钱“交柜”。
　　可是，××rong的情况与暗娼的这些标准几乎全然不符。
　　在现金交易这一点上，她主要是收取一些实物，主要是贴补自己家，其次才送给别人一些。这说明她确实没有收钱，否则司机也就没有必要再给她别的东西了。
　　因此，这只能算作收取了经济上的“实惠”。
　　在计量单位上，那个司机给她东西时，很可能并不是按照她招待他的次数来计算的，因为给笔者讲故事的人也强调，司机虽然经常来，但是并不是总给她东西。
　　否则她家根本放不下。　因此，　这不像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倒更像是由于两人“相好”而给予的“补助”。
　　在对象选择方面，她只跟那一个司机有这样的来往。虽然后来又有别的司机也来她家，但是就连给笔者讲故事的那两位男人也无法肯定，她是不是也“卖”给后来的那些司机们了。笔者倾向于认为她并没有跟多人发生关系，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所谓“集体淫乱”或者“集体嫖娼”的事情实在是不可能发生。如果真有了，那第一位司机大概也不会跟她继续来往的。真实情况很可能是：第一位司机把她作为自己的“相好的”介绍给别的司机，让自己的哥们儿在路过时也有个落脚之处。这倒是符合民间习俗，哪怕在“文革”后期也罢。因此，她并不是真的来者不拒。
　　在扩大客源这一点上，显然她也并没有那样做。
　　在共同经济核算这一点上，她与那位司机的关系更像是东北人说的“拉帮套”
　　。其中主要是互助的成分，恐怕没有金钱买卖的内容。
　　总而言之，××rong的行为主要是“招野男人”。从笔者所主张的严格定义上来看，这虽然也是一种“性交易”，甚至可以称为“卖淫”；但是××rong这个人却肯定不是“暗娼”。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当地出现“性产业”和“红灯区”
　　以来，“始作俑者”的××rong却反而一点都不沾边。就是因为她过去所做的事情，跟现在的“小姐”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可能从来也不认为自己卖过淫，更别提像现在的小姐那样卖淫了。所以，她不仅不可能“重操旧业”，而且可能在心里深深地藐视现在的小姐。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不信，您如果把现在有情人的人叫做嫖娼卖淫，看他们不跟您急才怪！
　　本来，　在中国普通人的思维和语言里，　“乱搞”（北方叫做“搞破鞋”）、“卖淫”（或者叫做“卖×”）、“妓女”（现在官方叫做“暗娼”）这三个词，始终是各有其义，泾渭分明。“乱搞”说的是与非婚的多人有性关系，并不包含经济交易的内容。“卖淫”说的仅仅是一种行为，虽然哪怕只有一次也算，但是它并不表明被说的人就把卖淫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只有“妓女”说的才是一种职业和一种身份，是那些被认为除了卖淫别的什么都不干的女人。
　　也就是说，　“乱搞”　的女人并不一定“卖淫”；卖淫的女人也不一定就非是“妓女”不可；惟有妓女才是把卖淫当作专门职业的女人。或者反过来说：只要是妓女，不管她实际上卖不卖，都被认为是专门以卖淫为生的。而对于卖淫，不仅这种行为不能说成是乱搞，而且卖淫的人即使跟许多人性交，也不过是在“做生意”，而不是在乱搞。至于“破鞋”，那一定不是按价收钱的。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人把这三个词混用。但是人们一听就知道，这往往是发生在骂某个女人的时候。例如，她明明只是乱搞，却偏要骂她“卖×”或者“是个妓女”。
　　可是，恰恰是这种高度“净化”的社会道德，把人们的思想给搞混乱了，把这三个词也给弄糊涂了。尤其是到了“文革”时期，天下万物、人间百态都被说成不是黑就是白；而且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内部一点点区别都不许有。结果，人们被训练得不由自主地认为，所有被“净化”的道德所不容的性关系，都是一丘之貉。
　　因此，乱搞、卖淫和妓女也就被扭成了同一个概念。
　　即使直到现在，在我们的禁娼宣传里，对于暗娼也仍然是恨不得破口大骂，骂得她们狗血喷头；仍然是不去认真研究“道德败坏”、“卖淫妇女”与“暗娼”这三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异同。这样的宣传，实际上仍然是在向人们灌输着“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简单化的认识方法，仍然是在利用人们的道德情感和“难得糊涂”，而不是调动人们的理智。因此，当地男人直到现在还认为××rong就是首开卖淫记录的人，甚至就是本地的第一个妓女。
　　在××rong之后，那些80年代在这里卖淫的妇女们，正处于从乱搞到卖淫再到妓女的发展过程之中。她们一开始可能仅仅是跟某些司机乱搞。当她们被抛弃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时，她们可能是不得不开始卖淫。可是，由于当时这里还不具备出现有规模的“性产业”的客观条件，所以她们即使开始卖淫，也不会长久，往往是有了回家的钱或者另谋出路的钱，就迅速地离开了。所以，她们离真正的暗娼还有一些距离。
　　二、“喝汤时期”
　　所谓“喝汤时期”说的是在1992年开发区建立的前后，当地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卖淫与暗娼。可是在当时，由于开发区的房地产业正搞得热火朝天，所以不仅掩盖了暗娼的存在，　而且也相对地抑制了“性产业”　的发展。所以可以形容为“房地产吃肉，‘性产业’喝汤”。
　　据当地人讲，大约在1990年前后，已经有一些外地农村的妹子，专门来这里当旅馆和饭馆里的服务员。她们中间已经有人实际上主要是卖淫，甚至是专门卖淫了。
　　不过她们的人数并不多，据说也就是10－20个的样子，而且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公开。
　　1990年前后时，主要是因为过往车辆迅速增长，这里的小旅馆已经达到20多家了，其他种类的“三小”也已经有30家左右了。但是最主要的变化并不是数量的增加，　而是：（1）营业区域已经扩大到长约500米左右；（2）全都集中到公路两边的狭长地带。这样，“路边店”这样一种全新的经营方式就诞生了。
　　所谓“路边店”，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都集中在公路两边，更是因为它们的基本服务对象不再是本地人或者邻近地区的居民，而是专门针对公路上过往的车辆与乘客。“路边店”与传统的“集市”是非常不同的事物。集市代表着农村经济，代表着相对的自给自足与封闭，代表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路边店却代表着工商经济，代表着大范围的流通和流动，代表着“这个世界真小”。
　　尤其重要的是，集市里会有“乱搞”，却不大可能产生卖淫，而路边店则往往是“性产业”的温床与基地。在中国最近2000年来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娼寮和妓院。但是它们基本上是集中在大都市里，州府（相当于现在的专区）一级的城市里都不多，县城里则更少。这就是因为那时的中小城市其实只不过是集市而已。但是到了晚清，尤其是民国以后，“性产业”却在一些相当边远的镇子上安营扎寨，甚至连一些村子里都有了。为什么？不是什么人心不古的问题，而是因为交通线修到那里了，而且热闹起来了，路边店有利可图了，也就多起来了。
　　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也是类似的情况，而且现在正在向全国每一个角落里延伸的已经是跑汽车的公路了。公路使得流通与流动加速了十倍百倍。所以，当人们在说“要想富，先修路”的同时，也请不要忘记了，伴随着公路一起成长的，首先是路边店；公路上来的第一批客人，也许就是“小姐”们。
　　那么公路为什么必然产生路边店，路边店又为什么很可能不招凤凰却招来“鸡”
　　呢？仅仅从“有需求就有供给”的角度来说还不够，还应该注意到：
　　（1）　公路两边是当地农民离得最近的、最节省成本的、最熟悉情况的、最容易拓展业务的经商场地。他们开办路边店，才是真正的“离土不离乡”。
　　（2）　并不是公路两边的所有地方都能够这样发展。真正成功的地方不外乎是由于两大原因：或者位于两个行政区的交界处，形成“两不管”、“三不管”的局面；或者是当地的地方势力已经强大到足以自行其是的地步。
　　（3）　在中国严厉的禁娼政策之下，“性产业”里的买卖双方都不得不讲求安全和保密，最好是“今夜说尽知心话，明晨各自奔东西”。路边店，不就是天天这样演戏的最佳场所吗？
　　（4）　路边店本身就是大众化消费的事业，因此里边的“性产业”也可以提供低价值的服务。这在许多地区，恰恰填补了城市里高价“三陪”的空白，所以城里人专门去路边店的也并不少见。
　　具体到笔者考察的这个地方来说，1990年前后开始出现的真正的暗娼，本来应该一往无前地大发展（尤其是当地直到6年后才发生了惟一的一次“扫黄”　），但是实际上却一直半死不活的。这恰恰是建立开发区所造成的结果。
　　开发区建立之初，就像在全国许多地方一样，不仅是大轰大嗡，而且是大起大落、朝三暮四。
　　最开始，上边雄心勃勃，要把所有的村民都迁走，在剩下来的“一张白纸”上画新图。　这股风把绝大多数村民都给刮晕了。　“不识时务”的人企图聚众闹事；“顺应潮流”的人忙着想办法赶快在新地方抢占好地盘；进退维谷的人则是“眼不见心不烦”，一走了之，跑到外地去打工。最惨的是那些开办了小旅馆、小饭铺、小商店和小卖部的人们。他们做生意也不是，卖铺子也不是，抛家舍业更不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还会有几个人去发展什么“性产业”呢？恐怕连细细想过它所带来的机会的人都没有了。
　　紧接着，大批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始在这里投资盖楼。他们带来了潮水般的民工，可比当年翻修公路的时候多多了。当地人如梦方醒，赶快今朝有酒今朝醉，突击开办各种日常生活服务业。现在那庞大的农贸市场，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此外，据说当地人在那时候，就像变魔术一样，纷纷盖起了新房。虽然不能说都是靠偷大工地里的建材，但是既然在自己的家门口大兴土木，占便宜的办法可就多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日常生活服务业的兴旺，客观上也就抑制了“性产业”的发展。人们“筑巢”的狂热，也多少会抑制他们发展“性产业”的非分之想。
　　正是由于这两次起落和各种客观机遇的会合，在开发区刚刚建立的前两年，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性产业”大发展的良机的时候，据当地人回忆，恰恰是嫖娼卖淫活动最少的时期。那时，据笔者所访谈的那位店主说，就连过往的司机都提醒他说：我开车的这一路上，到处都搞起来了，你们这里怎么还是老样子啊？
　　司机的话当然无足轻重，可是开发区后来的发展却的确把这里原本并不出众的地下“性产业”，引向了“红灯区”之路。
　　三、“支柱时期”
　　所谓“支柱时期”　就是说，　自从1994年以来，开发区出现了两大变化，使得“性产业”　相对地凸现出来。到了笔者考察时的1997年3月，“性产业”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开发区经济活动的支柱。
　　这两大变化，前面已经讲过，第一就是开发区的发展方向被扭转为建设商住区，而且房地产业停滞；第二就是本地势力的代表终于在开发区的领导层里稳住了阵脚。
　　当然，这个开发区再小，也离不开当时整个华南甚至整个中国的大形势。1994年前后，中国地下“性产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表面上来看，是“三陪”与异性按摩的爆发式的增长，实际上最本质的含义则是：过去的分散和零散的嫖娼卖淫，已经发展成为正规的“性产业”，又开始向“红灯区”迈进了。
　　那么笔者凭什么断定，这个开发区的“性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了呢？笔者在下面会详述一些量化的根据，在这里只想从感性上指出：整个开发区是一幅百业萧条的景象，惟有路边店地带是热热闹闹、生机勃勃，二者的反差极大。
　　笔者又凭什么断定这里的“性产业”已经成为“红灯区”了呢？根据就是：在整个路边店地带里，只有“性产业”和各式各样的围绕着它而存在的经营活动，其他什么都没有，连所有路边店都应该有的其他服务，这里也没有。没有加油站，没有修车、洗车的地方，没有停车场，甚至连一家像样的饭馆都没有。一切都在突出着这里惟一的特色：性交易。
　　第三节　　“红灯区”概况一、分布状况1。总体情况在这个开发区里，“红灯区”就是集中在公路两边的路边店地带。它总共有大约1200米长，笔者从这头缓步走到那头，一共是3736步。
　　在这个地带里面，按照在公路上走过时可以一眼就看见，而且可以一览无余的标准来计算，总共有116家各种各样的性服务场所。但是其中的9家已经停业，只留下店面与招牌。在稍微离开公路一些距离，从公路上不能直接看到的地方，还有14家这样的场所。　其中有4家也已经停业。因此，在这个“红灯区”里，紧靠路边有97家场所在营业，附近另外还有10家。
　　在这个“红灯区”　里，还有31家打着各种招牌的“诊所”，不过其中的3家已经停业。也就是说，平均每3。8家正在营业的性交易场所，就有1家“诊所”在为它们配套服务。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在笔者所考察过的任何一个“性产业”集中的地方，都没有见过如此洋洋大观。
　　与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