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打工记 作者:华德荣-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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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只身初出国门 被困异国机场
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能够胜任英语口译工作的人还不象今天这样多，我这个接受过半年英语口语培训的工科院校毕业生居然也被人事部门推荐给一家急需翻译的涉外公司，通过简单的考试后被派往非洲之角去修筑一条穿越热带草原的公路。
出国，在国门紧闭的年代，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非洲，对我来说更是一个遥远和神秘的地方。我被告知，我要去的国家在赤道旁，气温十分高，工人如果忘了戴手套去触摸在太阳下暴晒的钢筋的话，手上会被烫起水泡。并且，要去的话，至少连干两年，中途不能回国。妻子开始不让我去，但当我听了一位鼓励我去的朋友说了“磨难也是一种财富”的话后，我自己下定了去的决心。
四月在中国是春意盎然的季节，我拖着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够用两年的肥皂、牙膏、牙刷、内衣、内裤、袜子、拖鞋、蔬菜种子、蒿甲醚（一种抗疟疾药）以及三本厚厚的辞典————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一人走上了通往黑非洲之路。是年，我正值不惑之年，但第一次走出国门遇到的一切仍让我感到新奇和迷惑。
北京飞往罗马尼亚的航班中途在卡拉奇机场降落，我得在这里换乘飞往内罗毕的航班。我看了看机票上接续航班的起飞时间，再一看手表，真把我吓了一跳，只剩25分钟飞往内罗毕的航班就要起飞了，我怎么来得及去换登机牌呢？我匆匆赶到中转手续办理处，气喘嘘嘘地催机场服务小姐赶快给我办登机手续，服务小姐不紧不慢地对我说我要乘坐的航班离起飞还有3小时，这时我才想起卡拉奇和北京已有3小时的时差，换好了登机牌我在侯机大厅找了个座位坐下，取下我的手表对照大厅墙上的挂钟把手表时针向后倒退了3个小时，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时差的存在。刚坐定，我又担心起我在北京机场托运的行李来，机场人员看了我的行李托运票，对我说，你的行李会直接运达接续航班的到达港，中转时自己不必管。这时，我才放心地又坐下来继续等候。
当我再次登上飞往内罗毕的飞机时，发现机舱内我已是唯一的中国人。又经过连续7个多小时的飞行，在肯尼亚当地时间深夜11点多，飞机降落在漂亮的内罗毕机场。我跟着旅客人流来到行李提取大厅，在传送皮带上取回了我的行李箱后朝机场出口处走去，希望能见到来接我的公司人员。使我失望的是直到旅客全部走完，都没有见到接我的人的踪影。我想肯定是公司总部忘记了发电传通知接人。
几个黑人出租车司机已几次到我跟前问我是否需要打的。但我却身无分文————用剩的人民币在离境前已留在北京，按当时的规定不准将人民币带出境外，借调公司也没有发给我或借给我美元。而且我又说不出要去的地方的确切地址。我只好谢绝了出租车司机的好意。
我失望地回到候机厅的座位上，体验着什么叫孤立无援。
夜已渐渐深了，候机大厅开始安静下来，穿着迷彩服的黑人警察端着步枪在大厅的二楼来回巡逻，一位警察还到我跟前要我出示了一下护照————…8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肯尼亚对来自“非自由世界”的旅客还持戒备的态度，刚才入境时我的护照还由机场移民局留下了复印件。我向警察说明缘由后警察同意我继续呆在候机厅。
我把行李箱竖起来，放在我的座位前，疲倦地趴在箱子上寻思办法。这时，我才感到内罗毕的夜是多么寒冷，我穿上了毛背心还觉得有几分寒意，让我怀疑我是在离赤道不远的热带城市。出租车服务台还是灯光通明，但显然已没有乘客，整个机场进入了休息状态。我突然眼前一亮，发现出租车服务台窗台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我走过去一看，果然是我猜想中的一本详尽的内罗毕全市电话号码簿。我查到了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电话号码。但当我一看时钟，已是深夜一点多，我不能去把使馆人员吵醒，决定等天亮后再打电话。
早上6：00，东方泛白，机场又开始喧闹起来。我准备去打电话时，才发现须向投币口投入肯尼亚硬币，才能拨通电话。一位黑人青年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向我询问了缘由，他立即给了我一枚一先令的肯尼亚硬币，为了表示感谢，我立即塞给他两瓶风油精，都说黑人喜欢中国产的这小东西。我很快拨通了使馆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亲切的乡音，使馆人员答应立即通知正在帮助肯尼亚援建体育中心的S公司项目组派车来接我。
当我正推着行李箱进洗手间时，机场广播室传出了用英语广播找人的声音，我听清了是在叫我的名字。机场出口处一辆轿车已等候在那里，使我感到惊喜的是来接我的竟是数年前教过我英语口语的兰老师。
内罗毕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但联程机票上的日程告诉我，我得在内罗毕住3天才有飞往摩加迪沙的航班。
非洲打工记第二回 中转非洲名城 初览异国风情
第二回 中转非洲名城 初览异国风情
我要去的目的地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索马里，从内罗毕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周只有两次航班，所以我可以在到索马里以前在内罗毕住3天，看一看体育中心施工现场并领略一下号称“小伦敦”的非洲名城内罗毕的风光。
我被安排在已经先完工的体育中心运动员宿舍住下。内罗毕地区的热带草原气候因海拔较高而变得十分凉爽，但由于生物钟还没有适应5小时的时差使我凌晨3点钟就醒了过来。第二天，我参观了正在施工中的肯尼亚国际体育中心。这是中国政府的援建项目，有上千名中国建筑工人在这里施工，此外，还聘用了更多的当地黑人工人。体育中心的主体工程快要完工，建筑雄伟漂亮，完工后的体育中心将成为举办国际性体育比赛的场所，肯尼亚的人民是否知道那时中国国内都还没有这样气魄的体育场，中国把最好的给与了别人。傍晚下班时，可以看到黑人工人用非洲口音很浓重的英语和中国工头在为加班工时或记件工作量讨价还价，肯尼亚人的母语是斯瓦希里语，但英语比中国普及得多。在黑人心目中，每个中国工人都是“老板”，因为每个中国技工都带着几名黑人工人一起干活，并给他们打考勤，发工资。有些可记件的工作，甚至每天下班时就把当天工资付清。80年代初肯尼亚技工的日平均工资相当于3至5美元，比其它非洲穷国高出2至3倍。
肯尼亚体育中心经援项目的上千名中国工人都在一个大食堂吃饭，炊事员也都是从中国带去的。一到开饭时间食堂刹是热闹，两大桶泰国香米饭放在食堂中央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饭由自己舀，菜则到窗口让炊事员舀。胃口好的体力工人可以让炊事员多舀点菜。肯尼亚不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在这里可以吃到猪肉。食堂里喂了猪，也收购中国工人业余时间种出的蔬菜。食堂里还养着两条大狗，长得牛高马大，本是非洲的品种，见了黑人进食堂会大声咬起来，对黄皮肤的中国主人则晃动着尾巴十分讨好。在我从食堂打好饭菜端回宿舍的路上，一只老鹰从我头顶上盘旋而下，从我碗中叼走一块回锅肉后，迅速飞走。据说非洲人对鸟敬若神灵，所以它们不怕人。快到寝室时，身后传来喵喵的猫叫声，不知是哪家黑人喂养的小黑猫，准是没吃饱，闻到我碗中的饭菜香跟我进了卧室，我喂了它两片肉还不肯离去。我仔细观察着它，心想，非洲黑人与中国人在肤色、头发（黑人头发是天生卷的）和语言上差别这样大，为什么非洲的猫竟与中国的猫一模一样，就连喵喵的叫声也一样。中国猫与非洲猫见面不知是否会有语言障碍？
第三天，在体育场项目担任首席翻译的兰老师开车上街办事时，顺便叫我一起进城，让我一睹内罗毕市容。
内罗毕是肯尼亚的首都，是非洲最美丽和繁华的城市之一，有人将她称为“小伦敦”，也有人把她比作非洲莫斯科。市区高楼林立，街上车水马龙，商品琳琅满目。在市区许多地方宽阔的沿街马路上设置了停放轿车的位置，车主只要向每一停放点小柱子的投币口投入一定金额的硬币，柱子显示器上就会显示出车辆开始停放的时间和容许停放的小时数，对于超过停放时间的，车主去取车时会有交警向他收取超时停放费。内罗毕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工艺品商店里摆放着的乌木雕，乌木雕小的可放掌心，大的如真人真兽。人像或跪状，或呐喊状，或木然状，或乞讨状，神态各异，粗犷怪诞，仿佛是过去殖民主义统治下非洲黑人贫穷面貌和反抗精神的写照。
肯尼亚人在非洲人中是长得最结实的，但鼻子有点大。在非洲看到鼻子大的黑人，十有七八是肯尼亚人。内罗毕市民穿着整洁，很少看到衣衫褴褛者。
两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又登上了索马里航空公司飞往摩加迪沙的航班，经过两小时的飞行，在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摩加迪沙机场。当我走出机舱时，一股夹着海风气息的热浪向我扑来，使我感到象是掉进了蒸笼里。
非洲打工记第三回 行李放行靠小费 工地住房分等级
第三回 行李放行靠小费 工地住房分等级
陈旧简陋的摩加迪沙机场以及走出机舱时迎面扑来的灼热海风与漂亮和凉爽的内罗毕形成了鲜明对比。
摩加迪沙机场侯机楼是一座矮小的单层建筑，使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国际机场。不巧的是当我们的航班到达时，适逢机场停电，天色已渐暗，机场边防站和海关的官员只好点着蜡烛，办理旅客的入境手续。昏暗的烛光照射出黑人机场工作人员淌着汗的脸庞，可以看出他们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一位黑人海关官员示意要检查我的行李箱，我用钥匙把箱子打开后，他将我箱子里原来摆放整齐的物品从上到下翻了个遍，没有找到任何危禁物品却仍无放行的意思，后来我发现有的旅客给海关官员塞了点小费后，连箱子都不用打开就放行了。我似乎得到了启发，但我身上无钱，我从箱子里拿出一块香皂送到海关官员手里，他欣然接受后果然马上在我的行李箱外面用粉笔画上OK，就算给我放行了。贫穷使海关官员变得如此目光短浅。
S公司驻索马里办事处派来的车子把我从机场接到了办事处，我在办事处暂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还没来得及看一看摩加迪沙的市容，筑路工程现场经理部就派来一辆吉普车把我从办事处接到工地。
四月底，索马里已进入雨季，吉普车在泥泞的半成型的公路上缓缓爬行，路边有四座新坟，我被告知，工程开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200多名中国筑路工人中已有四人为S公司在非洲的第一个国际承包工程献出了生命，两个是病死的，另外两个是在施工事故中牺牲的，其中一个还是项目副总工程师。索马里没有火化的习俗，也就无法把他们的骨灰送回给国内的家属，而只能在入土前剪下一绺头发来交给他们的家属作纪念。而他们四人只能在中国筑路工人修筑的这条公路旁永远默默长眠了。
由于道路泥泞，100多公里的路竟走了4个小时，快要到达经理部时天已经黑了。当我们的前方出现一片灯光时，司机告诉我，我们已到达了经理部，当地人称之为“西拉温”，是“中国村”的意思。
西拉温位于在建公路的中心部位，原先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筑路工人的先遣队用推土机推出了一大片平地，在上面建起了营地。营地分成三个区域：监理工程师使用的现场办公房和住房；中国工人的住房和施工设备检修厂；黑人工人的简易住房。
三个区域三个标准，这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生活水平的缩影。
英国监理工程师的现场住房是按承包合同上规定的标准修建的，每个监工（中国工人通常称监理工程师为监工）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高标准套房，并配以地毯、空调、冰箱、彩电、录象机、洗衣机、电灶和其它高档家具。监工大院内，还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供监工和他们的夫人使用，为监工大院服务的黑人花工和清洁工也由承包商S公司雇佣提供。80年代初，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和高档家具配置在中国都还不多见，更不用说在这被现代文明遗忘了的非洲草原上了。监工大院与它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除了为监工服务的佣人和花工外，黑人是不能随便进这个院子的。游泳池修好不久，一个黑人好奇地进入院子去看一看他曾经参加修建的游泳池，正好一个监工夫人在游泳，那位高贵的夫人竟对黑人说：“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黑人只好泱泱离去。
西拉温的主要部分是中国筑路工人居住的临时住房，这是用木板和铝合金波纹板搭建的活动工棚，随着施工道路的不断延伸，一部分活动工棚要拆卸后运到其它营地去搭建。尽管索马里的气候很热，但活动工棚没有配置空调，工人对此也觉得理所当然，因为第一个承包项目是创业的项目，容不得施工人员在生活上有太高的要求。每间工棚可放置两张单人床，因为从中国运去的活动办公桌不够分配，所以只给管理人员配了桌子。但蚊帐却是每人必备的，尽管如此，热带草原上的蚊虫仍千方百计穿透蚊帐把疟疾和登革热传播给中国工人，一到雨季，营地医务室的5张病床全部躺满了输液的病号。
离中国工人工棚不远的地方，有几排专为黑人工人搭建的大工棚，但床铺是黑人自己带来的，大小高矮不一，显得杂乱无章。他们不挂蚊帐，并不是蚊子不咬黑人，而是他们买不起蚊帐。黑人也不用我们使用的那种牙刷，每天早晨，他们从树上折下一节铅笔粗细的树枝，剥去树皮，用牙齿将一头咬松，就代替了牙刷，树枝分泌的清香树汁就起到了牙膏的作用。黑人工人的行李十分简单，四季如夏的热带气候免却了随季节更换衣服的必要，一张席子，一条旧床单，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个盛水的塑料壶就是大多数住在工地上的黑人工人的全部家当，即使住在工地附近自己“家”中的黑人，除了一间用树枝和稻草或旧塑料布搭建的半圆形房子外，也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在这里，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无产者”。
三个不同区域的人各自按他们自己的习惯吃饭。
监工由他们带到工地一起生活的夫人或雇佣的黑人保姆做西餐，日常吃的西餐并不复杂，在一个盘子里放着肉食，蔬菜色拉，和土豆片等，米饭并不是西方人每天必吃的东西。
中国工人由中国炊事员做集体伙食，在索马里可以买到除猪肉以外的各种荤菜，蔬菜却很缺，有些就得用从国内带去的种子自己种，包括酱油在内的调料都得从国内运去。中国人在做饭上花的时间最长。但无论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监工，还是当地黑人都承认中国人做的饭最好吃。
经理部给黑人工人雇佣了几名黑人妇女为他们做饭。黑人典型的工地午餐是生骆驼奶和米饭，在空地上用三块石头支起一口大铁锅煮好米饭，再把生骆驼奶倒进饭里和匀，分盛在几个脸盆里，十几个黑人一组围蹲在一个脸盆周围，用右手比成瓢状舀“奶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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