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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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超级大国的确立
华盛顿告诫美国人不可卷入旧大陆纠纷的告别演说，以及号称“孤立主义”的门罗讲话已是众所周知。其实，从华盛顿到门罗，已经有所变化。在那期间，美国大体上完成了西进运动，而转向美洲其他地区。门罗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再次强调在他国纷争中保持中立，但同时开始把国防提到日程，其任务是保护美国海上贸易，因此重点在发展海军和民兵。哈里森召开了第一届泛美会议，成立泛美联盟。麦金莱开始向美洲以外扩张，提出要“抓住任何机会去扩大自由的领域”，在他任内进行了西班牙战争，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势力开始达到亚洲。威尔逊政府被迫参加了一战，第一次提出美国不能对战争置身局外，并且首次提出“世界公民”的概念。他本人是“国际主义”者，但是国内孤立主义还占上风，这是他设计的“国际联盟”没有在国会通过，也没有得到公众认可的最本质的原因。直到胡佛总统上任，还重申“没有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控制他国的人民的欲望”，“美国的制度是对帝国主义的否定”，并重新肯定不参加国际联盟及类似组织，以免提前做出承诺。
本文不是讨论美国的扩张史。只是要指出，美国的扩张——包括领土和势力范围一是与国力的增长相配合，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
小罗斯福总统不但完成子内政的转折，而且也完成了外交的转折。从说服美国人参加二战开始，水到渠成地在理论上彻底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在实践上成为全球无处不在的力量。罗斯福最后一任就职时，二战方酣，胜利在望。他总结以高昂的代价换取的教训是：“已经学会做世界公民”，认识到“我们不可能独享和平”，“必须作为人类而生活，而不是作为鸵鸟，或是圈养的狗。”他吸取威尔逊“国联”失败的教训，成功地发起、设计并伙同盟国实现了联合国。罗斯福当时对战后的设想是与苏联和英国合作领导世界，并与苏联划分了势力范围，还没有以苏为敌。可以说到那时为止，美国没有明确的敌人。
杜鲁门执政时，冷战开始，并愈演愈烈。从此美国自觉地承当起“自由世界”领导的“天命”，也是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敌人，那就是“共产主义”，具体体现就是苏联和似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杜鲁门的就职演说以很大篇幅把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做对比，说这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威胁到自由国家为世界复兴和持久和平所作的努力。于是反共、保卫自由、保卫和平和保卫美因安全都联系在一起。此后差不多每一任总统的演说中都要谴责共产主义。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关系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的命运都与美国有关，美国有责任帮助他们”（艾森豪维尔）。总之就美国而言，不可能再恢复“小政府”，“与世无争”的姿态也一去不复返。
不过，在实践中还是现实主义占上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维尔总统的就职演讲中首先提出：“科学似乎在准备赐给我们一个最后的礼物——从这个星球上消灭全人类的力量。”这是指核武器。这一认识始终约束着美苏双方的领导人，认识到核战争没有赢家，却足以毁灭人类，所以整个冷战期间，在军备竞赛的同时，裁军谈判不断，美国打了几场局部战争，但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没有发展到热战。
还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任演讲及其所代表的对外政策转变。撇开那些华丽辞藻的豪言壮语，有几段特别重要的话是体现其实质性的政策和成就的：他提到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为世界各国建立一种新颖的、更加持久的关系模式奠定了基础”。“1972年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走向世界持久和平的坦道上取得最巨大进展的年头，而为人民永志铭记”。这是尼克松最得意之笔，也的确是他带有突破性的成就。与此相关联的是他强调美国作用的“局限性”，提出“尊重各国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力”，同时承认“各国保卫自己的未来的责任”，并明确表示“各国政府体制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世界人民却可以成为朋友。”这几句话貌似平常，实际代表了他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实现战略收缩，不再到处干涉，并愿意接受不同制度和平共处。不论尼克松本人品格如何，在关键时刻能毅然决然做出这种收缩的战略决策，是显示了一定的魄力和眼光的。
比尔·克林顿上任时刚好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所谓“后冷战时期”的开始。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从美国的内政外交而言，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原来人们期待的和平时期没有出现，美国的对外负担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减少。他在第二任内提出，二十世纪已经是美国世纪，二十一世纪美国必须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力军，“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将领导一个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这种豪言壮语并不新鲜，而在实践中，对外干涉和用兵尚未突破以前的模式。
9．11之后的小布什是否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小布什第一任的演说还没有超出二战以后历届总统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任的讲话，实际是对他在第一任期间的实践的追认。大意是：9．11使美国看出自己不堪一击，其根源是世界各地的仇恨和专政，“我们这片土地的自由能否延续，取决于自由在别的土地上的胜利”，“美国的利益和我们的基本信仰现在合而为一。”过去，这只是传播信念，现在则是“国家安全的迫切要求和时代的召唤。”为此，“美国的政策就是……以终结全世界的暴政为终极目标”，并且在必要时用武力。这篇讲话最大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把推行民主和保卫美国的安全直接联系起来，以消灭专制制度为政策目标，而且可以使用武力。
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和民主并不新鲜，但是以前，这是作为一种理想，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提出的。在冷战时期，言行都有一定分寸。杜鲁门也将保卫自由与安全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含义是守势的，是认为对方要发动世界革命。出兵朝鲜和越南，从美国角度论，都是一种防守，是对方先突破防线（即有条约划定或默认的势力范围分界线）；越南停战的结果是北越统一南越，美国也只好接受。克林顿任内的科索沃战争第一次绕过联合国，不过还是以“北约”的名义，与以前几次干涉一样，是当地各方先打起来，美国才进去，打的旗号是人道主义，拯救种族灭绝，而不是保卫美国。
根据小布什及其新保守主义的逻辑，保卫美国安全＝反恐＝反专制制度＝改变其他国家的制度。使用武力、“干涉内政”根本不是障碍，因为他国的内政与美国的安全密切攸关。按此逻辑就不存在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问题。当然，宣布一种原则是一回事，实际上能走多远又是一回事。内外都有各种牵制的力量，不能完全为所欲为。关于与欧洲的分歧，小布什讲话中有一句话值得玩味：“离间自由国家是自由的敌人们的主要目标。自由国家共同努力推动民主，将是战胜敌人的序曲。”这充分体现了以制度划线，强调与欧洲国家是“内部矛盾”，内外有别。
美国政治的常规是钟摆左右摆动，到一定程度，还会摆徊来。但是发生了9． 11之后，美国一般人的心态也有所改变，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本土酌不安全。反过来，这种对外部威胁的恐惧和决策者的进攻态势，是否有可能使美国内部的民主传统和自由精神发生变化，以至钟摆难以再摆回来？果真如此，小布什可能代表美国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美国本身将伊于胡底，把世界引向何方。这一切，现在还言之过早。
思想史研究与人的思想史
■ 尤小立
学术研究上的新陈代谢，常常是无情的。后出之书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积累，可一旦影响凸显，就不可避免地将前人成果遮蔽。本来，这类现象实属正常，但有时候历史给人们开起玩笑来，也令人无可奈何。海外学人周明之先生《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下引此书，均仅注页码）一书的遭遇即是一例。此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外出版时，曾实际地推进了胡适研究。其中文版1991年在大陆出版，却因印数少，又“出”不逢时，即便是在学术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十几年后的今天，随着国内胡适研究的深化，本书中的许多结论都被超越，然而却阴差阳错地获得再版的机会，且影响远超出从前。
当然，影响的广狭并不是评判学术著作学术价值的主要标准，与影响的深远相比，广狭毕竟还在其次。但从学术著作的普及意义上看，影响的广狭却大不一样。比如长期以来，胡适的理性态度，他所秉持的“拿证据来”的理性精神，较多地为后人所阐扬，同时，他的“好好先生”形象也在人们心目中日渐稳固。但近来亦有人拿胡适的“骂人”来说事。后一种说法，不见得是为了颠覆前说，以重塑一个“新胡适”。可是，这种认知方式，与前说一样，都只是展现了一个“片面的胡适”，离“全面认识胡适”也相当远。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不是简单地放大胡适的某个侧面，作者认识到了这些侧面乃是胡适及其思想的一面，合则为胡（适），分则非胡（适），所以，书中所揭示的是一个复杂的胡适和充满吊诡的胡适思想。作为一部思想史的著作，《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的价值还不仅于此。
如所周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内的思想史研究逐渐兴起，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成果也颇引人瞩目，但从学科的角度看，思想史的地位却相当尴尬。国内的学科划分中，思想史是被归入历史学的专门史一类的，然而，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并不仅是历史学者。那么，历史学以外的学者的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难认定为本学科的学术成果。学科交叉的提倡虽也不绝于耳，但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仍像走钢丝。
学科划分上的过分专业化，是造成思想史地位尴尬的主要原因，而研究者的研究路向不同，也使思想史迟迟无法定位。当下中国，至少有三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事着思想史的研究。粗略地看，哲学出身的学者，比较重视抽象意义上的思想，即便是思想史的研究，也不忘记以哲学的术语抽象地加以归纳。文学研究出身的学者，一般是最敢于下结论的，他们往往洋洋洒洒地大段地议论，宏观地把握，与历史研究出身的学者的小心谨慎、具体而微，恰成对照。不同的学术路向之间产生摩擦和碰撞也是必然的，而学术路向上的差异，直接造成了学者取向上的自适效应。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擅长的部分和熟悉的手法，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样做的结果则是：思想史无法产生独特性，也无法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
事实上，思想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它既要关注思想的流变，也要关注思想家（者）在具体语境中的行为取向，前者更倾向于思想本身，而后者则将历史中的人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在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面，至今争论最多的是精英的思想亦或是大众的思想。但其实这仅仅是具体操作上的区分，并未涉及实质上的问题。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从实质上说，应是历史中的人的思想。我们可以将这里的“人”，理解成思想者（家）个人或思想者（家）群体，但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都是居于历史中的具体的人。思想本身具有超越性或抽象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却完全是历史的或具体的。思想的抽象内容，是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而思想脉络则由学术史家来梳理，思想史研究者关注的只是思想者本人或者思想家群体在具体语境中的思想的产生和传播。这也就是我们强调思想史研究是人的思想史，而非思想本身的历史的原因。
具体到胡适研究。如果是从思想史的视角去研究，仅仅注意胡适思想本身的演进，不注意语境和心态及其关联，就容易将其思想简单化。在这里具体语境和人的心态的重要性是不畜而喻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一书在研究取向和方法论上的价值，就在于从具体语境中和心态上分析胡适的思想。
怎样看待胡适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评，一直都是个争议的问题，是非正误并不是思想史学者的任务，思想史学者只是要厘清思想产生的前因后果。我们过去也清楚，胡适猛烈地批评中国的文化传统时，其话语对象一般均是国人，一旦转变话语对象，比如在外国人面前，他往往是将中国文化的较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对现实问题的发言与学术研究的反差，也主要取决于其“现实态度”。而周明之先生，因为清晰地认识到了胡适其人“在不同的场合，对不伺的听众，说不同的话”（参见《自序》）的特性，在利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时，就不仅将此现象出现的原因和胡适本人的心态描述分析得更加透彻，而且符合历史。
就胡适学术著述与论战文字之间的反差，作者指出：“当他（指胡适——引者）进行学术研究时，他有一种超然感，不得不遵从证据，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他的自由表达。”“而为大众写作时，当前现实立即发挥重大作用，……对他来说，理想与其实际展现是同义的，面对中国的巨大危机，他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因而痛苦万分。他以痛斥中国的过去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失意。”（第199页）这是由于“在中国的环境中，胡适有足够的不与过去割裂的安全感，对传统的猛烈攻击，不但不会威胁他的认同感反而使他的失意情绪找到一个发泄口。”（第205页）而进一步地看，“当胡适以学者的方式来评价中国的过去时，他是一个现代的历史学家；而当攻击中国的过去时，他是一个缠结在中国当代困境中而无法自拔的普通中国人。”（第200页）。
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在学术著作中，他（胡适——引者）在自己与中国的日常事件中保持了一定的精神距离”，“使他能够平衡”。“而他用英语写作时，多半是身在国外，所以更少受到国内凄凉景象的限制。”（第204～205页）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对传统的同情，并为之辩护，则主要由于“远离中国足以引起他的思乡病，来自西方的压力，无论真实的或想象的，都产生了为他敬爱的祖国辩护的需要。”（第205页）
当然，作者在分析胡适的心理时，并没有否认胡适总体上的西化倾向。因为即使是在为传统辩护时，胡适也没有忘记将传统的优秀部分与西方的民主、科学等普世性因素相类比。而诸如仁义孝悌等传统中国的道德原则，也被赋予了普遍的价值。这倒不仅是胡适，新文化派大多也倾向于此。
思想或心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微妙互动，惟有于具体语境中发掘，才有着思想史的意义。在书中，作者始终是从胡适生平人手来理解思想，解析心态的。这就避免了凿空玄想的可能。胡适与基督教的复杂关系，以前少有人真正细致地研究。作者注意到，出国后，“胡适首先碰到的西方文化因素之一是基督教”。彼时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