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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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篇“数的分析与思考”，则是晓群兄以其多年对数术之学的研究为基础，对中国传统中的这一神秘文化现象所作的深入分析。但晓群兄的论述又不局限于中国古代典籍，而是出入于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真可谓神游万里，思接千年。作者议论之中，迭呈新见；读者披阅之际，时有会心。
　　本书付梓之前，晓群兄征序于我。我虽对数术之学并无深入研究，但窃思若能略述与晓群兄交谊由来；以及我所感知的他的学术之梦，对于读者领略本书风貌，了解本书价值，或许也不无些微帮助？因此不揣冒昧，为短序如上。同时，这也是此一脉望对彼一脉望一番殷殷之意也。
　　
　　《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新版后记
　　
　　这本初版到现在，转眼之间，已经十年了。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刚刚完成了一本专门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星占学的《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在那本小书中，我对中国古代星占学的基本文献作了类型分析，包括天象、占辞、占例等等，并分析了星占学在古代政治运作中的角色和功能。十几年来，倒也未见相同类型的作品问世——谈论中国古代星占学的书当然有，但未见像抽作中那样做的，所以那本小书最近也出了新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新版）。
　　谈中国古代星占学的《星占学与传统文化》出版之后不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就建议我写一本谈世界各国星占学的书。我那时还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压力不大，所以对那个建议也跃跃欲试，就真的动手写起来。
　　本书初稿中原来并没有“中国篇”，但是后来出版社希望我增加这一部分，以便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感到也有道理，就同意了。这样与初版时的书名《历史上的星占学》也是符合的。
　　许多人将星占学看成“封建迷信”的方术之类的东西，其实在古代世界，星占学是历史最悠久的精密学科——因为它需要知道某些天体（至少是日、月和五大行星）在任意时刻的准确位置，而这就需要观测、计算，需要天文仪器，需要球面天文学、几何学和若干其它数学工具。所以从功能和性质上来说，星占学当然不是科学；但是从它所使用的工具来说，星占学却是最早就“科学化”了的学问。
　　正因为如此，在古代世界，星占学与天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难分难解，如此水乳交融，以至于这部《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天文学外史”。事实上，天文学就是喝着星占学的乳汁长大的。
　　到近代科学诞生之日，天文学当然与星占学分道扬镳了——开普勒也许可以算作分道扬镳前夜的最后一个标志性人物。今天，星占学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但是，星占学与别的伪科学相比，它在今天却仍然能够得到不少天文学史专家、甚至天文学家的关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星占学史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
　　姑以中国古代的情形为例。
　　关于中国古代的天学遗产，学者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丰富的天象记录——收录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中的天象记录，共一万多条。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的部分。古人虽是出于星占学的目的而记录了这些天象，但是它们在今天却可以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由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体，而天体的演变在时间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千万年只如一瞬。因此古代的记录，即使科学性、准确性差一点，也仍然弥足珍贵。
　　但我们还可以尝试从另一种思路来看待中国天学遗产。办法是将这些遗产分为三类：
　　第一类：可以用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这方面的遗产主要就是古代的天象记录，所能获得的成果有：超新星遗迹证认、解决“天狼星颜色问题”等，以及利用古代交食、月掩星之类的记录，来研究地球自转的变化问题——不过与上面两个带有可遇不可求色彩的古为今用的案例相比，后面这些工作没有那种可遇不可求的色彩，当然也出不子像《古新星新表娜样精彩的成果。总的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研究方向，即利用古代天象记录为现代天文学服务。
　　第二类：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古人出于星占学眉的而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刻记录了许多天象，这些天象有可能被用来确定那些历史事件的准确年代和时刻。参见本书导论最后一节。
　　第三类：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通过对星占学史料的社会学分析，可以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的。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天文学，有的只是“天学”——这不是一种自然科学，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深深进入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次日食、一次金星或木星的特殊位置、更不要说一次彗星出现了，所有这些天象，在古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字眼），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个神学问题，或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这个字眼至少古代中国人是听说过的。
　　这样的分类，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天学的遗产一网打尽。
　　本书1995年初版后，曾被贝塔斯曼书友社购买版权重印过两次，内容一仍其旧。这次新版，我对文字内容作了一些补充和修订，而插图则从原版的36幅扩大了3倍以上。
　　这里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吴燕小姐和穆蕴秋小姐，她们以一片兰心蕙质，为本书新版重新配了插图一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些图的选择和安排中，反映了她们的灵气和趣味。特别是吴燕小姐，这些插图的说明文串初稿也出自其手。吴燕曾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她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来读研究生，成为她两位前上司的大遗憾事），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写手，在协助我工作时，她一再证明了这两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曾掀起一股文化热，报刊上竞相刊登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争辩文章，堪称轰轰烈烈。其背景应当说是对中国文化造成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产物。我们这一辈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记忆犹新，在十年动乱中，多少名胜古迹（包括庙宇、教堂、古塔、园林等）被拆毁，多少文化人惨遭迫害！当时，除了八个所谓革命样板戏，一二部样板小说外，茫茫中国大地上，文化成了废墟，成了沙漠。其实，问泉哪得浑如许？为有源头浊水来。由于“左”的思想作祟，在不少领域，文化被严重削弱。以历史学来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越来越“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主导下，中国通史几乎成了农民战争史，文化——包括衣、食、住、行，以及世风、民俗等，不是以三言两语打发，就是砍得一干二净。“文革”“左”祸，本来就是十七年“左”的思想不断积累，最后恶性膨胀的结果。“文革”迫使人们去重新认识、思考文化。但是，像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论争一样，众口热说，杂音并陈，泥沙俱下。有些学者拾西方人的牙慧，引进文化的种种定义，玄之又玄，谁也搞不懂其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脱离中国历史实际，一味空谈。我在拙著《明朝酒文化》的序中，曾形容这些人是类似《红楼梦》中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这些空谈，只能导致人们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当时有位著名历史学家曾经无奈地说：“文化，不说我很清楚；现在越说我越糊涂了。”这是耐人寻味的。
　　其实，研究问题，应当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包括定义）出发。事实上，所谓文化无非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也有学者用大文化这一概念，将二者都包括在内。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史，就是中国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物质文化，指的是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商业运营等；精神文化，指的是文学艺术、吃喝玩乐、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基础，但精神文化能够促进或阻碍物质文化的发展，二者是有机的整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构思了中国文化史的框架，约请史学界的同道，来共襄此举。现在人们都在奔小康，时间紧迫，因此，倘若编出一部洋洋百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的中国文化史专著，虽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能读完全书者，又有几个？我以为，面对当前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中国文化严重流失，懂历史者越来越少的现状，编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文化小通史》是必要的。简明不等于降低学术质量。值得读者庆幸的是，本书的撰稿者，都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学者，有几位更是全国知名的断代史权威。因此，我敢说本书的学术质量是上乘的。有几位作者，不仅是我的老友，也是我主编的《中国反贪史》《中国小通史》的执笔者，与他们的合作，一直给我留下温馨的回忆。我曾经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杂文集《铁线草》，感受到该社的热心、负责。感谢该社又出版了我主编的《中国文化小通史》。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丧失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遗产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愿将这部《中国文化小通史》，献给那些热爱祖国文化遗产、关心民族命运的读者。


外国文学出版的一段波折
■　　李景端
　　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国文学出版主要局限在苏联作品、外国进步作家作品、以及少数外国古典文学名著这些领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为了内部研究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以不同出版社的名义，翻译出版过一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作品（俗称“黄皮书”），但为数很少，而且仅限内部控制发行。到了“文革”开始，翻译文学作品，除了《南方来信》外几乎绝迹了。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以后，人们才认识到有必要以新的目光来审视外国文学的出版。1978年，针对当时书荒的情况，文化部出版局决定由各地协作分工，赶印一批文学图书供应市场，其中外国文学图书的目录，依然只限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少数名家的作品。这个历史的进程表明，我国对外国文学、主要是西方当代文学出版的禁锢，曾经经历过较长的时期，这种情况无疑加深了当时人们思想的闭塞。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人，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1979年初江苏省委指示江苏人民出版社，要创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当时我想，介绍外国社会科学，太敏感，难把握；还是办一份外国文学刊物吧。这个建议得到了上级批准，于是我开始了筹办《译林》外国文学季刊的艰难历程。
　　当时，北京已有《世界文学》，上海有《外国文艺》，那么，《译林》该如何定位？经过一番征询调查，为了有别于上述两本刊物，我们决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健康的通俗文学为重点。当初只是考虑通俗文学文字易懂，故事好看，有助于了解外国现实状况，但却没有想到，在极左思潮远未肃清的环境下，对《译林》做出这样当时看来有点“另类”的定位，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因此，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出我们所料。
　　1978年夏天全国影院正在放映英国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我想，若把该片小说原著译出，一定会使观众了解到影片中疏漏了的许多细节。1979年　11月《译林》创刊号刊出《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全文以后，引起长年看不到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不小震动，初版二十万册，很快售完，立即又加印二十万册，还不够卖，出现过这样的小插曲：《飞译林》定价一元二角，黑市小贩要卖二元，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读者的反应如此强烈，使我们既感到欣喜，又感到意外。
　　没料到高兴不到几个月，一阵狂风猛烈地向我们袭来。
　　1980年4月中旬，北京方面就传出，胡乔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点了《译林》的名，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四处去打听。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于当年4月7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信中说：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　…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1979年第一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诃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中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
　　克里斯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开始写作，三十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回想三十年代，我国进步的出版界，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为革命事业做．出不能磨灭的贡献。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去年8月，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山东烟台开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会上散发了三种他们新出版的美国小说（按：指《钱商》《珍妮的肖像》《医生》）。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据我所知，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正派的出版社和书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红红绿绿只供人旅途上消遣的书籍，想不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出版社，却有人对那样的书趋之若鹜，这真是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现象，可以说是对于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以上只是个人的感想，可能很不恰当，但我感到有向你陈述的必要，请你指教。
　　胡乔木同志将这封信加了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如果是“文革”期间或在此之前，像这种由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的文件，那可是一件政治大事。、幸好这事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正在拨乱反正，清算各个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