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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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当局所关注的任务是，面对分裂的岛内社会如何重整旗鼓，争得民心，为下一步的公投制宪准备社会基础。而中央政府正处于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国家认同重建的关键阶段，正在以更加务实和严正的态度应接来自台湾的挑战；台湾问题涉及“国本”，若不能阻止台湾问题的恶化，中国的和平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中国崛起的步伐可能大为迟缓。
两岸关系的结构性还体现在台湾问题成了国际势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杠杆，大陆在两岸军力对比上的优势无法完全转化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优势，某些大国或明或暗地支持李陈二代的台湾独立活动，在可以预见的一段将来，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受到大国政治结构的界定。
面对结构，并非没有互动的潜在空间。但这种空间主要不是大国合作。指望国际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的，虽然从操作上讲也许可以控制某种恶性发展。在一个全球危机共伺管理的时代，中美共同管理台湾危机，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与世界潮流的厂但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持东亚地区以至于欧亚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在于任何一个地区性强国不去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至于台独当局是否把两岸关系搞糟，则是视情而加以利用的事情。这种空间也主要不在于中央政府与陈氏当局的合作，虽然这种合作之路并未完全堵死。但是，虽然足够的时间可以供陈氏当局思考海峡两岸的前途了，大陆得到的却大多是失望。
台独活动形成的结构，需要新的互动来打破和塑造。内因从来是变化的根据。台湾问题的改善与最终解决依靠大陆与台湾的先进政治力量。
大陆于年前实施“春节包机”，颁布“反分裂国家法”以及近期邀请国民党、亲民党两党主席到大陆访问，就属于智慧政治家群体强化国家认同推动良性互动的优秀举措。台湾的政治格局尚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大陆的积极进取政策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条件；两岸的结构也存在着变化的可能，台湾在野政治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依据。上述变化的推动力，在于中国国家认同建设。借用宋楚瑜在西安祭祖时的话说，抓住根本，一通百通。中国的根与中国的本，其实就是中国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重建，成了推动两岸互动的主体性力量。
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活动，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不仅是对于台独势力的巨大威慑，对于国外干预力量的严正提醒，也是中央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全民动员，集中体现了中国的主权意志，强化了中国的国家认同。
上文已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进行的，有着“先天的不足”，所以，“后天的补养”尤为重要。近年来，中日民间的持续对抗，以及中国学生近期的反日游行，从国家认同建设的角度讲，均为补养中国国家认同的重要方面。但是，无论是中美的冲突，还是中日的僵局，在国家认同强化方面的作用，均不及国内的民族国家建设。台海互动中的国家认同建设，对于大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国亲两党主席的来访，实质代表了台湾部分政治力量对中央政府发动的国家认同建设给予了明显的支持与配合。大陆与台湾两相呼应，“一个中国”的观念得到空前的加强。中国国家认同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中国国家认同的重建任重而道远。就台湾而言，只有“新台湾人主义”和“台湾认同”退出主流政治舞台，台湾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对于大陆而言，继承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不断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中实现对外主权，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民族的向心力和国家忠诚，在推进政治文明与政治革新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均衡发展。大陆的行动影响台湾，台湾的行动影响大陆。在正确的方向下，两岸互动有着广泛的空间，即“和平发展下的治权竞争”，“一个中国下的高度人世”，“多种形式下的中华共同体”。在“一个中国”观念下，大陆支持台湾以可以接受的条件进入国际社会，两岸和平发展，和平竞争，为中华崛起而努力。
在变动的时空视野下把握两岸关系
■ 程亚文
台湾岛内两大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亲民党，在党主席连战和宋楚瑜的率领下先后组团访问祖国大陆，与中国共产党展开面对面交流，并实现了党派之间最高领导人会晤、发表了会谈公报。对于近半世纪以来实质上处于敌对状态的海峡两岸来说，这两次跨越海峡的握手，其意义不仅在于为结束敌对状态迈出了重要的—步，为未来逐步使两岸关系步入正常化创造了契机，而且，两岸政党互动也为人们重新思考两岸关系与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提供了想象空间。
一
两岸政党高层互动得以实现，人们可以对此做出多种多样的解释。不过，从宽广一点的历史视野来看，目前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岛内一些政党形成今天这样的交往格局，可以说是水道渠成、瓜熟蒂落。两岸政治家的主观意愿，对于推动历史会起到极其显著的作用，但是，历史是否按照两岸政治家的意愿运转，则还要看时势有没有提供相应的资源条件。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岛所释放出来的善意，引来海峡另一边一些力量同样善意的回应，也正在于处理两岸关系时，我们已处于相比以往大为有利的态势。
如何理解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几次解决台湾问题的经历与经验，仍能给现在的人们以许多启迪。众所周知，历史上中国曾几次“丧失”台湾，而又重新收复。那么，当时台湾回归中国怀抱的历史原型又是什么呢？可大致归结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自身力量的强大。清朝施琅收复台湾时，清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国家内部安定，兵强马壮，无论经济能力还是军事能力，不仅相对台湾岛，而且相对其他周围国家，都有压倒性的优势。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氏集团依凭福建一隅打击荷兰殖民者，所掌握的经济、军事以及道义资源，也比对抗一方要强大得多。
其二从国际关系层面来看，有这样几点值得重视：1、中国所处的东亚世界 （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作为一个国际体系，自足一体，与外部世界没有多少政治联系；2、中国是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宗主国、支配者；3、收复台湾对其它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没有明显影响。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收复台湾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合法性不会受到来自东亚国际体系外国家的力量阻挠，和来自东亚国际体系内国家的政治军事压力。相反，东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朝贡格局，会增大台湾“独立”的政治经济成本。这种外部环境应成为中国现在解决台湾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历史原型”。
准确地说，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收复台湾的经历，除了郑成功和施琅收复台湾外，1945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为第三次。此次，中国是以战胜者的姿态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具有名正言顺的政治合法性，并且，其他国家对此没有疑议。
二
从三次收复台湾的历史原型中不难发现，中国自身的强大以及中国与周围世界构筑起良好的关系，是台湾问题得以解决的基本内外前提。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不能说已完全创造出了历史上曾经具备的资源条件，但是，经过五十余年时间不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建设努力，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已举世瞩目；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已超越自身的国家地理疆界，整个东亚世界与中国之间，重新形成融为一体的经济关联，即便是在两岸之间，政治上的隔绝，也没能阻挡经济上正日益变得密不可分。
中国取得经济发展，并且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发展的政策选择，世界在改变对中国的看法的同时，也在改变对中国台湾问题的认识。在去年台湾岛内“总统”选举之后，在“台独”势力似乎正一统台湾的局面下，人们看到，世界对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态度，也在悄悄发生改变。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其一是，法国公开表态，指出台湾岛内“台独”势力不应破坏海峡稳定；另一个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认为，台湾岛内一些政治集团只热衷内斗，而看不到中国大陆的变化，并认为“台独”势力正成为破坏海峡两岸和东亚稳定的因素。以上两件事都值得回味，它说明至少从东亚世界来说，“台独”的支持者日益稀少，这应该说这与中国在处理内外关系时在总体上的政策得当紧密关联。
实际上，在中国与东亚经济上连成一体的时候，台湾岛作为东亚地理区域的一个构成，其政治运作、经济过程也不能不被纳入这一结构中。因此，台湾岛内“台独”意识呈现亢奋状态的同时，在大量的经常往返中国两地的人群中，“中国”意识也在增强。台湾岛内两大政党主席访问大陆，公开大讲两岸都是“中国人”，就是一个例子。两大政党主席讲两岸民众都是“中国人”，在台湾岛内所产生的一个政治和社会效果，就是使原先在“中国人”认同上持暧昧态度的人，越来越有勇气说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也正是在中国自身、中国与世界、两岸之间，诸种状况都已不同予以往的情况下，看似危机连连的海峡局势，其实也正蕴藏着转机。连宋访问大陆，也正反映了历史场景在当下的转换。
三
从历史与现实两层面来看，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今后中国仍要致力于累积相应的资源条件，在修炼内功、继续提高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构筑起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而从外部环境来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则是中国与东亚世界的关系。如果中国进一步参与东亚世界的事务，与其他国家一起平等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使东亚世界对中国影响力的认同度继续提升，那么，在东亚一体的空间感觉中，中国大陆对于台湾岛内民众的向心力，也将日久天长逐渐提高。
具体来说，中国仍应延续以往的一些策略：1、要把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点，首先放在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增长上，尤其是经济和军事能力的生成；2、与东亚其他国家一道，重塑东亚国际体系，促进东亚一体化，在东亚世界更灵活地发挥建设性作用；3、在此过程中，要关照到东亚国家的安全与利益忧患，考虑东亚世界的整体安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台湾问题创造势能；也为万不得已时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化解阻力。
应当看到，历史正在重新为中国处理两岸关系提供机遇。在未来可见的年份内，只要不出大的意外，中国可望仍会延续月前的发展势头，在国家能力上实现进一步增长。而从解决台湾问题所需要的国际环境来论，东亚一体化也正展现出良好的前景，东亚区域作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历史，今天正在复活，可见的一些事实和趋势包括：1、东亚国家间经贸往来大大增多，区域内相互贸易与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大，目前已达到整个贸易与投资量的50％以上；2、服务于经济交往的制度建设日益增多，如东盟已形成自由贸易区并计划在2020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中国与东盟已于2003年11月达成协议，并将于2010年建成“10＋1”自由贸易区。此外，日本、韩国也正在步中国后尘、计划与东盟达成类似协议，以上情况表明，东亚经济交往日益制度化；3、政治合作日益增多和向良性化方向发展。在经济上的合作范围扩大与层次提高后，东亚国家间正在诱发政治合作的冲动，比如，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东盟10＋3”年会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根据协议，中国和东盟各国承诺，在南沙群岛问题上，放弃使用武力并维持现状，并通过对话来处理好相互间存在的分歧，通过合作来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而且，更应该看到的是，东亚一体化，是东亚国家在普遍获得民族自觉和独立主权后，所形成的一种自然走向和历史大趋势，目前，东亚区域的政府与民间舆论都对此持积极态度。比如，吸收中国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就是由东盟国家所倡议的；日本、韩国与东盟经济来往的增多，一开始也是东盟国家占主动；还有，就东北亚国家的韩国来说，自金大中主政以来，外交上对亚洲大大提升了重视程度，现任总统卢武铉外交将重点转向东亚的倾向更加明显。
四
在历史大势出现的时候，对于决策者来说，所要做的工作，也许就是要更加慎重地处理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今天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应该致力于促使东亚向历史回归，但回归不是还原，而是在部分恢复的基础上重新创造。所以，今天推进东亚一体化，要考虑到历史，又要超越历史。
从以往来看，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原型乃是：1、东亚作为一个国际体系；2、中国的至尊地位；3、东亚国际体系精神维系是文化至上的天下主义。古代中国基于文化认同的天下主义理想，一方面，保护了东亚国际体系的仁慈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东亚国际体系不仅具有一体化的经济、政治联系，更具有共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具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后一点更重要，比如江户时代的日本、李氏朝鲜、阮氏越南，皆曾以“中华”和“中国”自居，这种“中华”和“中国”，主要是一种文化概念。
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原型相对照，在相同空间范围内，历史与现实在这两点上相交：首先是东亚在向历史回归，正在重新形成一个有机关联的国际体系； 2、东亚国家正在寻找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共同性作为一体化的纽带。但是，其中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历史上，东亚国际体系是一种宗主关系，不平等的政治、文化格局，中国是号令发出者，其他国家是号令接受者；今天则是民族国家时代，国家自主意识强，国际关系平等。
今天中国应在东亚国际体系中扮演起更积极的参与者角色，为本地区的福祉承担起更多责任，以实际而灵活的姿态与行为消除周围国家的疑虑，真正平等地参与东亚事务，一起构筑起良好的区域关系。
“创造”一个新东亚，是包括中国在内在东亚国家的一项新使命。从处理两岸关系的角度来说，参与东亚区域事务并推进东亚一体化，需要做以下工作：1、继续推进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数量与经济组织制度建设，想方设法将台湾更深地纳入到东亚经济系统；2、发展更高形式的政治合作，将政治议题更多地纳入东亚国家间的会议主题，促进东亚世界政治合作程度；3、以政府资助或其他形式，建设东亚共同知识空间，逐渐形成具：有某些共通性的跨国文化系统。
一个新的东亚，是客观情势发展的必然，但也是“创造”出来的。就像“民族”和“民族国家”乃是近两百年来的一个文化、政治想象一样，东亚一体化也需要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设计”，其中的工作不能不包括：在考察东亚的基本历史原型基础上，发掘更多东亚国家间的历史文化交往资料，整理出新的东亚史，发掘更多的东亚国家间关系的共同性纽带；在此基础上，促使东亚国家间学术知识界进行新的文化与知识创造，发展对于东亚的新知识、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