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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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老莱子即老聃的传说。五代不倒翁冯道有一老仆，读《老子》之时，因仆讳主名而把“道”易为“不敢说”，故读《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倘若阅读《非常道》的结果，竟是“非常不敢说”，那么历史的破晓时分还会被无限期押后——言说尚且不敢，何况行动？《老子》对类人孩曾经有过预言：“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对类人孩的“不敢说”也曾有过预言：“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从中国人口历数千年雄居全球之冠可知，只要是类人孩，就必定不会勇于敢，而一定是勇于不敢。
三
略述《非常道》序跋精要之后，我愿意与《非常道》的每一位读者重温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于1784年9月30日写下的一段话：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衷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已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绝大部分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已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康德针对德国人的批评如此适合中国人，足见其普适意义。而康德的命题在两百年后的中国还尚待破题，足见其迫切意义。王序的“历史破晓”藉外言之，余跋的“类人孩语”藉内言之，两者大旨实一：所谓“历史破晓”，就是“人”的破题；所谓“文明破晓”，就是“人”之共同体的破题。
《非常道》中有一则摘自拙文《伤心的事故》，略有小误，顺便更正一下。或许是编者抄录于卡片时仅摘几句，成书时补充完整，结果把我读书时事误为我教书时事。此文仅五百字，因为我没有心情发挥，这与编者的述而不作心态相似，可见伤心人固然别有怀抱，其实又复同调同慨。拙文说的是，我读大二时，班级举行晚会。主持人问一个女同学：“你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答曰：“我最伤心的事情，是读中国近代史。”
我悬想明年或者后年，假设情景基本相似，被问到的同学或许会说：“我最伤心的事情，是阅读《非常道》。”
我又悬想十年或二十年后，假设情景基本相似，被问到的同学或许会说：“我最快乐的事情，是阅读《道可道》。”
《道可道》远未成书，尚待仁人志士独力编写或集体编写，但编写的前提是行动——摆脱类人孩之童稚状态的成人庆典。庆典土的礼花，就是刺破夜空的曙光。
材料搜集与研究并重的
现在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真是有福气！不用慨叹资料的难得，也不用把著录发布当成首要工作，只要坐拥书城，即可探寻甲骨文和商史中的奥秘。而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的头五十年内，乃至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录书《甲骨文合集》面世之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则每有巧妇无米之叹，而有远见和抱负的学者则把搜集、著录视为头等要务。近读胡厚宜先生1945年出版的《甲骨六录》一书，颇能感受到他在罗振玉之后发奋罗致刊布殷墟甲骨文的志向。
《甲骨六录》，刊于1945年，乃作者1940年以来执教成都齐鲁大学之余所获殷墟甲骨的结集，是名著《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三集，列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六录者，顾名思义，是六家所藏甲骨之汇总。依目录，这六家是中央大学、华西大学、清晖山馆、束天民氏、曾和窘氏、双剑誃。清晖山馆部分即陈中凡所藏，、束天民氏部分即束世激所藏、双剑移者即于省吾先生之庐。双剑誃所藏三片龟腹甲，实已在《双剑移古器物图录》中著录，胡厚宣先生再录之原因，是这三版卜甲片大字多，史料重要，故作摹本详加考释。其他五家中四家之甲骨，深究起来，都是刘鹗刘铁云的旧藏。
众所周知，王懿荣是发现殷墟甲骨文的第一人，他买到的甲骨大约有一千五百多片。庚子之难，王氏殉国，他所藏大部分被后人卖给了刘鹗。刘鹗自己又用心搜罗，最后得到的甲骨也有五千多片。而刘鹗本人也因庚子年买仓粮救济饥民事获罪，1909年流死新疆，所藏甲骨流散四处。中央大学、胨中凡与束世激之物，原是1926年商承祚先生和几个朋友合购的刘鹗旧藏二千五百多片中的一部分。商承祚先生曾在这批东西中选了六百片收入他1933年编的《殷契佚存》。曾和窘氏所藏，经胡先生目验，也是刘铁云过去的藏品。
刘鹗收集的甲骨多是1899年安阳小屯村民在村北洹水南岸挖得的，由于龟甲易碎，基本上没有大片。1903年，他编印《铁云藏龟》选了1058片（其中有3片重的，4片假的），应是挑出来的精品，但里面大片字多、辞句完整的还是罕见，而且还有假的，可见民间私掘、古董行造伪风气对早期甲骨学之戕害甚大。（孙诒让先生1904年根据《铁云藏龟》所著的第一部甲骨学研究专书《契文举例》之所以会在卜辞释读上屡屡犯错，就与甲骨破碎太甚，不能窥得全豹有关）《甲骨六录》所录既然基本上是刘鹗的旧物，也免不了多是片小辞断，从商史研究的角度上而言，史料价值似不太大。又因刘氏甲骨几番转手，《甲骨六录》里中央大学、陈、束、曾四家所藏，中央大学一批已发表；其余的著录在《铁云藏龟》、《殷契佚存》等书中的也有若干片。如此说来，《甲骨六录》一书又有何意义呢？笔者认为大凡有如下几端。
此书在甲骨流传、著录方面有其地位。殷墟最早出的一批甲骨，多在刘鹗手中，但他印行的《铁云藏龟》不过著录了五分之一。此后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刊布40片、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刊布655片、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刊布245片、商承祚《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刊布31片、商承祚《殷契佚存》刊布 600片、李旦丘《铁云藏龟零拾》刊布93片、李孝定《中央大学史学系所藏甲骨文字》刊布242片，陆续又公布了，1900多片。而中央大学所藏只有李孝定摹本（错漏较多），未见拓片，也只算做了一半工作。《甲骨六录》除去华西大学和于省吾的19片，共刊布刘鹗旧藏651片，虽然中大所藏和一小部分从前已著录，但这回增加了中央大学所藏甲骨的拓本，且陈、束、曾王家所藏370多片中绝大部分也算首次披露，况且与从前诸书相比，《甲骨六录》著录的甲骨数量也的确不少，虽然多是小片，也给学者认识最早出土的那一批甲骨提供了新的材料，且有裨于甲骨缀合，应该说是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胡先生此书自序开篇曾自道：“治学之道，赖乎新资；考古之学，材料为尚。况甲骨古脆，出土易损，迁移辗转，动辄破碎，灾祸战乱，每致散失。故罗振玉谓材料之蓖集，尤重于研究；郭沫若谓秘而不宜，与藏之地下何异？俱以见菟集材料与流传材料实为学者当务之急也。”《甲骨六录》集胡先生近五年时间内费力讨求借看或代为整理的公私藏品于一书，岂不正是他当时身在战乱时局却能全心全意搜集、著录殷墟甲骨文的写照吗？
著录体例较佳。《电骨六录》六家各为一部分，每部分都有拓本、摹本和考释。胡厚宣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英国所藏甲骨集》的序里说甲骨文著录“只有照片拓本摹本三位一体，互相补充，那才是尽善尽美”。这个标准是总结了80多年来许多著录经验才得到的，在《甲骨六录》出版之前，甲骨文著录书或全是拓本，如《铁云藏龟》《殷契佚存》；或全是摹本，如《殷虚卜辞》《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或全是照片，如《卜辞通纂》附录之《日本所藏甲骨择尤》，像于省吾《双剑移古器物图录》能做到既有拓片又有照片，已是十分不易；而《甲骨六录》则是同时著录拓本、摹本的第一本书。平心而论，此书拓本不是十分清楚（可能石印之故），只能算是聊胜于无，摹本似不得已而为之，但此二者之结合，也是泽被学者的善举。虽然说，这以后照片、拓本、摹本三位一体的著录书也问世了一些，最近的如2003年出版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但从辨认字迹的角度来说，拓本与摹本似更重要些。《甲骨六录》拓本的编次也较有体系，即按照董作宾五期说分为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等期（此书未见文丁以后甲骨文），每期内再按天象、祖先、祭祀、征伐、田猎、人物等事类排比。胡先生此种编排方法在后来的《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等书中都加以沿用，并在他总编辑的巨著《甲骨文合集》中发挥到最成熟的境界，可以说影响学界至深且巨。（从目前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的立场来看，此种方法得失参半：对于私掘出来的小片来说，倒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著录原则；但对于字多的大片和科学发掘晶来说，就稍有缺憾。因为许多大版字多的甲骨内容丰富，往往涉及多个事类，要强分在某一类名下，难免顾此失彼，《甲骨文合集》中即存在这个问题；科学发掘品则一般按照考古学方法著录，重视甲骨出土单位，以期读者能据以恢复甲骨出土时的情境，《殷虚文字甲编》《乙编》《丙编》《小屯南地甲骨》等书皆如此，代表着一种更为科学的著录方法。）
材料与考释均有特色。就当时战乱环境而言，《甲骨六录》刊布的材料还是新颖可喜的。抗战军兴，祖国半壁山河沦陷，文化界退缩至后方，生活和学术条件都是异常艰苦的，在此种情形下，搜集殷墟甲骨之难可想而知。我们今日诸生可能已品味不到胡先生彼时的甘苦。这批材料对于物质、精神双重困顿的战时后方学术界是激励人心的。胡先生在自序评价这批材料说：“书中所录材料，以数量言虽不甚多，然其记事之辞、刻画之例、龟卜之制、四兄之称，皆极为重要。而双剑誃三甲，实与中央研究院十三次发掘所得者为同一坑，举一反三，一脔知味，尤为至感兴会之问题。”胡先生曾作《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载《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乃首次对殷墟甲骨文中之记事刻辞作系统深入的研究，此外他对甲骨文例亦投入很多精力来研究。故《甲骨六录》之考释，不但将甲骨上之字句一一释出，还特别注出每版文字之行款方向、时代、涂朱墨与否、是否记事刻辞，至于各片是甲抑骨、是腹甲还是背甲也不惜笔墨加以交代，很便于读者对各版甲骨有一全面体察。于省吾所藏三甲卜兆皆经刻画，胡先生多方论证应与中央研究院第十三次发掘的127坑甲骨为同一批之物，并请读者重视其卜兆与卜辞之关系、排列次序、兆辞等问题。在谈到三甲上卜辞文例时，胡先生总结说“甲骨文例在原则上皆迎兆刻之”，这一看法在最近公布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上表现得十分显著，颇见胡先生在甲骨文例研究上的功力与卓识。“四兄”之称，见《束》第四四片，其辞曰：＇庚＇午卜，□贞：禦于四兄？”胡先生认为即已见之“兄甲”、“兄丁”、“兄己”、“兄庚”四人。除上述以外，《甲骨六录》中《束》五五也很重要，该版为牛胛骨，约为武丁时期，其辞日：“贞：勿于乙门令？”其中的“乙门”对研究当时宗庙建筑制度颇有启示作用。总的说来，《甲骨六录》考释部分渗透着胡先生研究卜辞、记事刻辞、甲骨文例的许多创获，虽有若干小的瑕疵（如未释出贞人“争”），但不防碍它在甲骨学史上享有一个突出的位置。
经过数辈学者百余年的不懈努力，摆在我们眼前必看的甲骨文著录书已堆积如小丘：《甲骨文合集》及其《补编》《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荦荦大观，真有唾手可得之感，为研究某一专题翻检诸书时竟会产生不胜其烦的念头，旧日里前贤为搜求材料奔波劳顿、费尽心机的场景似已成为尘封往事。览过《甲骨六录》，想想里面一片片甲骨从洹南刨出后，辗转负贩、流落众手，终于静静地躺在书页之间，又被详细描述、考释、阐发，不由得对胡厚宣先生生出许多敬佩之心！不了解一个学科的历史，就很难体会到从事该学科研究工作的真味，笔者看完《甲骨六录》，不由得叩问自己在甲骨学一途上是否有如前辈的专注、虔诚，是否能做到他们百之一二的成绩。有了如是自省，也算是很大的收获了吧。
走过初唐佛典的一串脚印
■ 张诒三
说到唐代的典籍，人们会首先想到唐诗、散文、传奇和敦煌变文，其实大唐是中国历史上的灿烂时代，它的丰富有时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它的成就远比我们了解的还要辉煌。
单说佛教典籍的翻译，唐代也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只要翻一翻《大正新修大藏经目录》或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就能看出，佛教典籍的引进和翻译，最早从东汉时期开始，接替是两个繁荣时期，一是魏晋南北朝，二是隋唐；或者可以说，从魏晋到隋唐，佛经翻译一直很兴盛。
我愿意把这样一个兴盛阶段分为两段，是基于这样—个考虑：从历史背景上说，六朝时期以南北分裂为主，而隋唐时期是一个政治统一的时代；从佛经翻译本身的特点来看，六朝时期佛典翻译的参加者多是从西域来到中土的僧人，他们凭着宗教热情来到中土，又凭着宗教热情学习汉语汉文并把异域文字的佛经译成汉语，现存早期汉译佛典的稚气粗抽以及包含有大量的汉语口语词汇都反映了他们汉文水平方面的不足。唐代就不同了，玄奘和义净两位大师西行求法，不仅带来了大量的梵文佛教原典，也带来了梵文。他们在回国后教授梵文，翻译佛经。由于他们的汉文�
